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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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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郑功成
    2020, 34(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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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是人生难以避免的风险,健康是最具普遍意义的民生诉求,医疗保障则是化解人民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并提升全民健康素质的基本制度保障。自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启动医保改革试点以来,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实现了整体转型,即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保医疗、公费医疗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走向了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并辅之以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等的新型医疗保障体系,这一制度已惠及全国95%以上的人口,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持续得到减轻。然而时至今日,新型的医疗保障制度尚未成熟,制度性缺陷日益显性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残缺不全,管理体制与经办机制改革的任务还未全面完成,这显然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发展即将步入“十四五”关键时期的背景下,全面加快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并促使其从长期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成熟、定型显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旨在从宏观政策视角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的现状进行评估,寻求优化现行制度安排并促使整个医保制度体系稳步走向成熟、定型的可行方案。
    郑功成教授撰写的《“十四五”时期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思路与重点任务》一文,基于现实格局及存在的诸多问题,立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导向,从宏观视角对医疗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与发展做了系统阐述,特别是针对深化改革必然触及既有的利益失衡格局及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做了相应的剖析,主张创新医疗保障发展理念,实现从覆盖全民走向普惠公平、从统账分割走向互助共济、从权责不清走向权责匹配、从以收定支走向以支定收四大转变。同时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全民参保、筹资均衡、医保待遇、法治化、预算平衡、多层次化的建设目标及相应的指标体系,论述了全面优化现行法定医疗保障制度、建立护理保险制度与发展补充医疗保障,以及加快法制建设并促使医疗保障制度步入法治化轨道的宏观思路与行动路径,为制定我国医疗保障“十四五”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许飞琼教授在《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现状与政策选择》一文中,立足国家既定目标,从理论上探究了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含义并对这一体系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清晰的定位,同时对法定医疗保障制度尚未成熟、商业健康险发展严重不足、慈善医疗并未引起重视等问题及其原因做了深入剖析。文中提出的以加快促使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定型为前提、以促进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为重点、以推动慈善医疗等为辅助并建立精准的政策支持体系是符合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思路,特别是强调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的活力应当成为政策促进的重点对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鲁全副教授撰写的《中国医疗保障管理体制变革与发展研究》一文,聚焦医疗保障管理体制展开论述,直面现实中医疗保障领域监督、管理、经办混同的缺陷,在系统梳理我国医疗保障管理体制从所在单位或集体管理到政府部门分割管理再到集中统一管理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坚持与制度模式相适应,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管理目标及运行方式的新思路。其强调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现代技术手段,按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实现监督、管理和经办的适度分离,进而从整体上不断提升医疗保障管理效能的见解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是值得政策层面与实务界高度重视的观点。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郑功成
    2020, 34(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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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2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奠定的基础,“十四五”应是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从长期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基本成熟的关键时期。但现行制度存在的缺陷及面临的诸多挑战决定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亟待确立理念清晰、目标明确、举措妥当的发展思路。全面优化现行制度安排,抓住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着力推进改革深化,同时健全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将是“十四五”时期应当完成的繁重任务。
  • 学术前沿
    许飞琼
    2020, 34(5):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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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既定目标,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关键是法定医疗保障制度尚未成熟,商业健康险发展严重不足,慈善医疗并未引起重视。要完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需要在加快促使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定型的同时,重构促进商业健康险与慈善医疗等的精准政策支持体系,而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的活力应当成为政策促进的重点。
  • 学术前沿
    鲁全
    2020, 34(5):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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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障管理体制是广义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国医疗保障管理体制的变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从单位或集体管理到政府部门分割管理再到集中统一管理的进程。在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的新背景下,我国的医疗保障管理体制应当坚持与制度模式相适应,进一步调整管理目标,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现代技术手段,按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实现监督、管理和经办的适度分离,从而不断提升管理效能。
  • 哲学
  • 哲学
    罗骞
    2020, 34(5):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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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人类实践活动原则的不同,可以将生存空间划分为实在对象领域、交往活动领域和内在体验领域。正义作为揭示交往活动原则的规范性范畴,具有不同于事实性范畴和感受性范畴的基本性质。在交往活动领域,道德基本价值是利他性的奉献,而政治基本价值是公平性的平等,两者分别围绕着德性和权利构成交往活动领域的基本价值,但它们本身都还不是正义。正义是在个体主体性权利得到承认的基础上超越个体立场对他者的奉献,是利他德性和平等权利相统一的价值,因此是交往活动领域的根本价值。正义价值的形成需要主体性的共在意识、平等权利基础上的同情心以及作为二者统一的正义感。正义感就是在权利平等基础上与他者分享善品和分担不良事物的共在精神。
  • 哲学
    齐艳红
    2020, 34(5):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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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伍德来说,理解“马克思与正义”关系的关键在于两个前提:马克思持有一种狭义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念,这是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为了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德的善”与“非道德的善”之间的区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他的结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不基于法权的正义,但却基于非道德的善的“积极自由”和“自我实现”。问题在于,他所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排斥价值维度的,他所理解的善的二元划分也是不成立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指明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历史性统一,而且暗示了一种把正义作为统摄性价值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为我们具体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内在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
  • 经济学
  • 经济学
    陈享光, 黄泽清
    2020, 34(5): 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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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基础上的金融化催生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脱实向虚”问题突显。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中循环和扩张,使得纯粹虚拟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必然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发展,弱化资源流动和配置中金融杠杆的作用,同时,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将加剧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只有抑制经济金融化,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 经济学
    贾根良, 何增平
    2020, 34(5):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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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货币理论不等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放弃中央银行独立性,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政府支出。2019年美国兴起的围绕现代货币理论的大辩论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挤出效应的问题。现代货币理论秉持内生货币观,认为由于利率受到中央银行的直接控制,政府支出不会推高利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二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以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反对观点没有认识到失业和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现代货币理论强调政府支出的结构要考虑不同部门的具体情况,从而政府通过创造货币进行支出也就不等于通货膨胀。当前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所面临的困境是引发现代货币理论大辩论的主要因素,现代货币理论有可能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美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密切关注其争论的最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经济学
    刘邦凡, 栗俊杰, 陈朋伟, 王闻珑
    2020, 34(5):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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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已经开始进入流量决定一切的时代,一个发展全靠流量的时代、一个全部围绕流量而发展的时代——全流时代。共享经济是适应全流时代的一个典型转型范式,它的巨大市场价值已经得到充分验证。在全流时代,共享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争议。从共享经济形成、共享经济理论、现实需求三个视角可以看出,共享经济平台是共享经济模式发展的支撑,其运营模式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从全流时代的发展趋势看,目前的共享经济平台运营模式还需要持续优化,其发展动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其社会价值有待进一步评估,可以从契约、规范和监管等方面加以改进。
  • 政治学
  • 政治学
    高景柱
    2020, 34(5): 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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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以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理念而著称,针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他坚持高扬自由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牺牲平等也在所不惜。针对哈耶克的观点,我们认为:第一,哈耶克不能以自然的不平等为依据来否认分配正义;第二,社会正义的实现并不像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必然有赖于中央指导计划的制度的存在和侵犯自由;第三,哈耶克为了论证自由的至上性而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虽然自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是一种至上的价值,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 政治学
    董天美, 张友国
    2020, 34(5): 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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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学界将恐怖主义研究视野扩展到政治变革、社会发展、经济兴衰等领域。恐怖主义可被视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逆向潮流,而成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研究恐怖主义,可以把个体和组织两个实施主体的激进化作为切入点,提供新的结构化研究视角,从而找到恐怖主义和社会运动的交叉点。价值累加理论作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认为社会运动的发生在于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六个因素顺序叠加而成。在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生植根于独特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特征,价值累加理论为分析恐怖主义成因提出了全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角。
  • 法学
  • 法学
    林嘉, 张韵
    2020, 34(5): 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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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发生的不可预测性、波及的大规模性、损害的不可归责性及结果的严重破坏性等特点,传统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在填补人民生命健康损害、维护人民基本生活安全、实现社会安全有序方面仍存在不足。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以及基本生活安全造成的损害,我们需要以社会连带理论为法理基础,以保障受害人生命健康安全及基本生活安全为目的,完善基于风险结果的国家责任,通过社会补偿基金给付的方式,以社会整体力量预防、分担特定社会成员由于特定原因所遭受的损失。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社会补偿机制,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损害保护路径从传统的损害赔偿或社会救助走向社会化的损失补偿。
  • 法学
    王甫希, 习怡衡
    2020, 34(5): 1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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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雇佣关系,给网络环境中就业保护法规的适用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经营模式的改变,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以从属性为特征的劳动关系将变得不再必要。按需经济下致力于将客户与个人服务提供者直接联系对接起来的新型企业正在涌现。这些企业通过使用虚拟平台,使“提供平台的人”和“在该平台上工作的人”之间很难建立劳动关系。由于这类新型平台从业者的工作方式已经突破了传统劳动法范畴,一种特殊的雇佣关系应运而生,制定保护这类劳动者的特殊就业法规势在必行。
  • 文学
  • 文学
    马元龙
    2020, 34(5):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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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直到海德格尔宣布“此在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此在”,时间之谜才得到了真正的揭示。梅洛庞蒂承认海德格尔在时间哲学上的贡献,但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回答还不彻底,最彻底的回答应该是:“主体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主体”。当然,梅洛庞蒂所谓的主体就是身体。按照常识,身体和时间是两种毫不相关的事物,何以身体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身体?梅洛庞蒂为什么要将主体定义为身体?他的回答与海德格尔的回答究竟有何关联又有何区别,并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 文学
    孙少华
    2020, 34(5): 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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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人事”与“文心”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文人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与运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政治统治、皇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秦汉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批判”与“重建”,是秦汉文艺思想的本质,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发展、演变的学术外因。文化、学术上带来的思想领域的“新”“旧”之争,为文艺的批判与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时也是秦汉文艺思想革新的学术内因。研究秦汉文艺思想史,就是要努力揭示秦汉文人“批判”与“重建”的成效,为当下文艺思想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 史学
  • 史学
    王子今
    2020, 34(5): 15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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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历史性进步。两汉文化进程的重要特征,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稳定,道德建设的空前升格,都共同与一种社会文化存在有关,这就是宗族“祠堂”。汉代社会相当普及的宗族“祠堂”,其作用超越了以往日月山川诸神祀所,形成了社会文化经纬的要络,也成为先祖祭祀的场地、孝道宣传的课堂、亲情凝聚的中心。皇族“宗庙”是最高层次的“祠堂”,其宗法权威与政治强势结合,作用尤其显著。东汉“祠堂”建设“崇侈”的趋向,受到开明士人的批判。
  • 史学
    韩树峰
    2020, 34(5): 1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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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载体从简到纸的转变,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西晋以前,户籍以简牍为书写材料。东晋建立伊始,缺少全国性的户口资料,政府必须重新造籍。更主要的是,由于豪强、官吏隐瞒户口严重,中央政府不能只满足于掌握记录人口数字的簿册,而必须掌握内容更为复杂的户籍。与简牍相比,纸可以记录更多的信息,典藏无须占用极大的空间,因此成为户籍的书写材料。纸本户籍出现以后,户籍内容日趋丰富,先祖仕宦履历、起家官、联姻状况、嫡庶身份乃至某些诏书,无不登录其中。户籍保管也由此前的地方二级制变为自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制,各级政府可以经常进行检籍,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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