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伦理"是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但在思想史上,东西方关于"道德"、"伦理"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近代西学东渐后,东方民族在"道德"、"伦理"概念的理解上经历了拒斥、接受、修正、融合的曲折过程。日本近代思想界对"道德"、"伦理"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性改造,使其最终融合了东方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想。

本文简要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播业发展的基本轨迹,探讨了我国媒介业生存法则的变迁,强调了有效地占有当前的传播市场对于主流传媒的极其重要性,提出了在现阶段传媒产业的发展中,知道“在哪做”和知道“做什么”是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战略思考,并就什么样的媒体投资才是有效的这一我国媒体产业现实发展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一个人以往的成败经验、他人的示范效应、社会劝说、情绪状况和生理唤起四种途径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综合发挥作用。自我效能感影响人的行为选择、动机性努力、认知过程以及情感过程。加强自我效能感对于提高工作绩效、增强工作动机、改善工作态度都有重要意义。

弗洛伊德曾从拓扑学、动力学和经济学三种视角解释无意识，但最终未能真正揭示无意识的本质。基于弗洛伊德的贡献和不足，拉康断言“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然而要真正理解拉康这句箴言，必须首先理解为何拉康说“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以及无意识话语具有何种结构。既然无意识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进而我们必然要追问无意识是谁的话语，为此必须理解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发现：主体的异化与分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拉康的另一句箴言：“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然而何为大他者？就“超我就是一个命令”而言，大他者就是超我，而且作为超我的大他者本质上是“淫秽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持续分析，国家安全认知研究从“传统的二元”向“非传统的无穷大”转变，国家安全理论范式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义”探讨转变；国家安全挑战研究从“意识形态冲突”向“内外多重动因”转变；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从“扁平化”向“立体化”转变，为推进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当前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过于集中、研究视角和研究力量过于单一、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等。应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提升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整合研究力量，加强实证和多学科分析，在全面把握当下国际国内局势的基础上，不断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发展。

适应客观形势发展需要,国务院在今年初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这是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建设,全面推进失业保险工作的重大举措。与《条例》实施前的有关规定相比,《条例》对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基金筹集、缴费比例、待遇标准、享受条件、基金支出、管理监督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作出了新的规定。

对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就业率存在明显差距。在已实现就业的残疾人内部,城乡、地区、性别、不同残疾类型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就业差异。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受教育水平、社会保障状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其就业的主要原因。影响残疾人就业地区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等。残疾人在能够获得足够多的非劳动收入时,倾向于不就业;残疾人就业率与第一、三产业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第二产业的比重负相关;各地区残疾人中文盲、未接受过服务或扶助的人口所占比例越高,就业率就越高。为促进我国残疾人就业,应加强残疾人的康复工作,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从而实现残疾人就业由岗位提供向能力提升转变,鼓励残疾人积极创业以带动就业等。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批评早在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渐成规模。欧洲与美国学者在讨论传统安全概念弊端的初期各有建树，但至90年代末期，大西洋两岸安全研究的分野越来越明显。批判的安全研究在欧洲的发展远比美国强劲有力，并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安全研究的面貌，美欧在安全研究的本体论以及纲领研究上变得大不相同。欧洲形成了重塑安全研究的三大中心，即丹麦的哥本哈根、法国的巴黎与英国的阿伯里斯特维斯。以三大分支流派为主干的欧洲批判安全研究，构成了在一个美国人长期把持的领域内颇具欧洲特性的安全理论群。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不仅许多欧美文学理论家都接受和发展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而且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也得到了新的探索。马克思所论述的艺术生产，在当代世界正向着多个维度展开，主要表现为审美创造中的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中的艺术生产、艺术产业中的艺术生产。马克思文学理论中指出的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今天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既有传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延续，又出现了艺术生产内部诸要素发展不平衡的新现象。马克思所指出的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在当代也发生了新变化，即在艺术生产中注重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兼顾，在艺术消费中实现了多种价值功能。

福柯赋予权力以社会本体论地位，从多个方向上更改了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概念。在话语—权力—身体相互构成的分析中，理性的统治成为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政治理解模式，经济关系至多被看成是理性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由此使政治阐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理性权力批判作为福柯理论的主题和基本贡献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向。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国家在对科举制度进行适应性改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的渊源关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域外影响的重要方面。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处于福特主义阶段。以流水线作业、劳资集体谈判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存在着内在缺陷,这种内在缺陷导致的福特主义危机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向后福特主义转变。后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间、资本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建立在权益平等的基础之上。当前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利益受损者有强烈的不公平感与受剥夺感,受益者也开始产生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敏感性在持续上升,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关注公平的新时代。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权益失衡是导致社会公平感弱化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家特别需要消除制度性歧视、弥补制度缺失,根据公平正义共享原则来改造事关公民基本经济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援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并为之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收入分配秩序是指收入分配主体进行社会成果分配所表现出的行为和结果。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应该具备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收入形成合理、收入结构合理、收入增长机制合理和收支透明等特点。目前我国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规范政府、企业、市场的分配行为，从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形成、收入结构、收入增长和收支透明化五个方面入手，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于近代西方国家,现代以来呈现出法典化、系统化趋势。法国文化遗产法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迄今已形成以《遗产法典》为核心、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颇具典型性。法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在立法体系、制度设计、理念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作者是什么》是现代作者理论的两篇最著名的论文,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与作者建构的争论。澄清作者与作家概念的混淆,把文本阐释中的作者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进行分界有重大理论意义。作家在文学理论史中有不同的形象。作家重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作家理论、作家批评与作家生态,它们各有不同的研究资源、内容和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作家重建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就当代文学理论而言,回应巴特提出的"谁在说话重要吗"的质问仍然重要。

残疾人是特别需要社会保障的社会群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而中国的残疾人仍然处于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的阶段。造成残疾人群体缺乏社会保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将照顾残疾人单纯视为家庭责任的传统观念、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国民福利未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发展、缺乏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设计与统筹考虑残疾人保障的合理定位、缺乏对残疾人保障事业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更新残疾人保障属于家庭责任的旧观念,代之以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共同责任观念,达成国民福利应当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的共识,确立残疾人保障事业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合理定位,明晰其与其他保障制度的职责分工,走以一般性保障制度安排为基础、以残疾人福利为核心、以就业保障及其他措施为补充的官民结合的社会化道路。

社会契约理论为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企业组织是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而获得合法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由一系列的契约所规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规定了企业有义务遵守其与社会达成的契约,要求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的期望,为社会和经济的改善尽自己的义务。企业与社会的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社会契约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改变了契约参与人的行为策略,通过重复博弈重新形成新的契约条款。

要讨论全球化的性质,首先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即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就必须对全球化的性质有全面的足够的认识,对全球化给本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有符合实际的估计,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充分的准备,制定趋利避害的切实措施,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争取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国内外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公权力适度干预,帮助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另一类则是设立私权加以保护,比如以知识产权或者特别权利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支配权赋予特定的民事主体。比较两种保护模式可以发现,私权保护模式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发展,而且与我国的长期利益相悖。同时,将作为私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内容仅仅限定为一种人格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