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当存在市场失灵和个体差异时,公平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效率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科学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为了有效率地实现价值观决定的社会福利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去除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在行政发包制体系下基层政府面临三重治理困境，这些困境造成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回应民众多元诉求。本文立足平台型政府视角探究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的驱动机制问题，从国家—社会关系维度构建平台发包制的理论框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通过采用基于2 167份市民电话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验证该理论框架，发现平台发包制通过平台赋能、激励和督导的三重机制驱动着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通过发包过程和结构的平台化实现对行政发包制的变革，做到政府平台与民意驱动融合，是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行政发包制的创新性发展。

城中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是各大城市治理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要以人民城市理念为引领，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深化城中村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城中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物业化”是建立可持续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的重要实践，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从“规划城市”“建造城市”向“运营城市”“治理城市”转型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创新性选择。从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城中村改造的实践进程来看，城中村社区物业化治理可分为改造运营综合服务模式、物业服务市场供给模式以及村企协同服务运营模式，不同模式体现了城中村为适应当前城市治理现代化需求而进行的路径选择。

章太炎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学思潮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以历史、典章制度和人物作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国学在确立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中的重要意义。由此，他与罗振玉、吴稚晖、王国维等不同立场的学者围绕国学研究的方法、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东西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展开激烈争论，展现出他国学观的丰富层次，并将建立现代国家作为他提倡国学的核心诉求。

本文从源头上对国学在20世纪初的产生和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发展进行了梳理。在梳理中发现，国学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最早一批旅日学者在日本民粹主义和日本古学的影响下建立中国古学的尝试，与日本古学发展过程中以汉学为他者加以排斥和改造的做法不同，20世纪初的中国国学是以清政府统治思想为他者，而对于西方的影响，与明治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想一致，并不排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即以西方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从而将国学定义成国故学，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机构，将这一主张变成了现实，科学的国学一时间成为一个时代国学运动的主流。

近代日本在传统汉学解构与汉学学科重构的过程中，反复出现了“汉学革新”的呼声，倡导对汉学进行改造与变革。这是东亚社会走向现代之路所必然发生的思想自省，反映出日本社会变革期的思想转换。持有汉学革新论的学者们虽然立场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具备以下特征：一方面强调文字、语言、典籍之实际应用的重要性，表现出实证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抛弃了经书解释与义理疏证的旧有学术形态，致力于文献批判。对汉学走向的重新构思体现出近代日本对实用性的追求，但关于汉学革新的种种设想表现出将汉学规范为一种狭义的古典学的倾向。与此相比，汉学家远藤隆吉的新“古典学”设想较为特别，更注重精神修养与道德培育，可为我国当下古典学建设提供一种富有启发的参照。

“气”是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将其引入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旨在构建和丰富本土化社会学理论。“气”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正气作为积极之气是维持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消极之气则在变动环境中有多种演化，并对社会关系变化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以赣西某村关系变化为例，分析乡村“气场”中“理气”“怨气”和“怒气”的演化及转变为驱动群体成员做出一致行动的机制。降低乡村社会关系变化的风险，需要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尽可能避免“理气”弥散形成集体行动的动力，安全排泄乡村场域中的“怨气”，管理、调节和控制群体“怒气”的源头，并通过“安全阀”机制消解群体极端情绪引发负面影响的风险。

21世纪以来，政府引导基金日益成为各级政府进行产业布局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7—2020年地方土地出让数据，在城市层面考察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对高技术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城市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显著增加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土地出让宗数，而且在高技术产业禀赋好、产业集聚程度高，有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城市，该效应更加显著；（2）城市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使得城市新增高技术投资项目的产业分布更分散且相似度更高。这些结论肯定了政府引导基金对高技术制造业布局的促进作用，但也提醒我们，地方在产业布局过程中可能存在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问题。本文为如何发挥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有效性提供了建议。

大数据管理机构作为一种专门化机构，不仅是对科层制理论的现代演绎和深化延伸，亦是政府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自我革新和深刻转型。本文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背景，运用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机构专门化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立显著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机制和能力提升机制是两种重要的解释机制。同时，这种影响效应因地域分布和机构类型的不同有所差异：东北地区及中心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相较于“挂牌”成立的部门，重组或新设的部门效果更佳。大数据管理机构深刻影响着政府发展结构和功能的优化，成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力量。

我国公共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已经进入由顶层设计和制度化方案自上而下驱动的阶段。及时分析、提炼各地方、各层级数字化转型牵头机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通过比较互鉴和动态优化来提升其创造性执行的能力，是推动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本研究聚焦一个设区市的数字化转型牵头机构在近三年时间内筹备、建立和持续开展工作的过程，在对话新制度主义“效率－合法性”理论和综合已有文献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分阶段的理论命题；然后基于对多源、动态质性素材的纵向案例分析，检验了理论命题对牵头机构工作机制演化的解释力，揭示了不同工作机制与组织外部环境和关键事件间的联系，探索了不同工作机制所适用的边界以及工作机制转变的触发条件。

面对当今各种迫在眉睫的全球性人类危机和全球治理的困境，一方面，需要突破利益与观念的藩篱，增强文化承认与多元团结，谋求最大程度的共识；另一方面，需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思考一种新的治理体系的建构。这一治理体系的建构需要确立世界的本体论地位，将世界视为一个权利主体，以谋求全人类的最大共同利益。而全人类共同利益要真正得以维护，需要在体制上形成一种基于民主共和体制的“大一统”式的政治共同体，由此实现古代政治大一统向现代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观念上，我们需要超越共同体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二元对立，从个体和共同体的内在统一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真实的伦理根基，进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共同进化”，这便是我们所期冀的世界大同的文明向度。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旁观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实则是休谟以18世纪著名的启蒙杂志《旁观者》为蓝本所塑造的，同时也蕴含着他推进道德实践的哲学理想。在休谟早期思想中，旁观者被视作一种将实验方法引入人性科学或道德哲学的观察立场，其背后反映出休谟力图摆脱近代早期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解释框架以建构新思想的理论尝试。休谟在经过文风改良后的《道德原理研究》中凸显了旁观者的道德评价功能，旨在为建构以利他为根据的道德准则探寻一条有效的经验主义路径。鉴于此，对旁观者进行系统分析和考察，对于深入理解休谟的道德哲学乃至人性科学尤为重要。

在技性科学时代，科学不再只是基于学术兴趣的纯粹真理寻求（模式1），更体现为基于应用情境对复杂实在的把握（模式2）。依据模式1，复杂性科学的目标是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理论优位取向，力求实现新的科学统一；依据模式2，复杂性科学是基于应用情境对各类复杂系统行为的应对，实践优位取向，强调跨学科、多学科合作解决问题。当代复杂性科学总体越来越呈现为技性科学的模式2形态，正推动科学的不断突破。

如何认识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技术哲学的重要问题域。相比于流行的中微观研究，一种略有宏大叙事之嫌的思想史回溯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尤为必要，它揭示了“技术—政治”认知结构在历史流变中所形成的思想图谱，即从横向上依次展开为：技艺制作外在于前现代的城邦善治目的、技术理性依附于现代性的政治承诺、技术统治受制于反现代性的政治批判、技术治理内在于后现代的生命政治建构。这种回溯没有远离技术变革的现实，而是披露了“技术—政治”思想图谱的当代治理形态，即从纵向上相应表征为：公共政治与技术公民、技术自由主义与技术利维坦、技术统治的反对与温和辩护、技术治理与生命政治化的紧张关系。基于科技审度论，这种回溯为技术哲学透视“技术—政治”的现实境况提供了一面思想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