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本文阐释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基本路径。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存在着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和跃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了科学指引。

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未来十多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近年来中国潜在增速较快下滑，亟须将潜在增速提升到更高水平。既有西方宏观政策理论注重使用短期稳定政策将总需求调控至潜在增速附近，这无法解释潜在增速的过快下滑，也难以为提升潜在增速提供可行方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为提升中国潜在增速提供了新思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尝试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学理支持，更好地理顺宏观政策调控的底层逻辑。其核心在于，明确合理实施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逻辑顺序和实现路径，通过将三大类政策“合一”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效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依靠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作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部署。这一部署，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凸显了坚持正确方向的历史逻辑；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体现了改革引领作用的理论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遵循着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

万物数字化是数字时代的大趋势，数字身份成为人在实在界之外的新的存在形态。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将面临更复杂问题，这引发了一种因追求精准掌控社会而出现的治理系统对每个单元的总体性抑制。治理数字化带来的是一种各治理单元对可量化的、可比较的数据增长的追求，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这种本应存在于科层组织内部的控制蔓延到更大的范围，成为一种对社会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中，人被数字技术塑造为社会需要的“形状”，成为一块被订置的社会“积木”，而社会也变成一个由“积木”搭建成的巨型“乐高世界”。“乐高世界”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虚假的“多向度”、社会持续加速和阶层同质流动。想要逃离“乐高世界”，无法通过简单地抑制这三个特征来实现，而需要从技术的“解蔽”本质这一元规定上探索人与数字技术的共生关系，通过建立一种同时约束人与算法的共同制度原理，来打破“技术座架”对人的摆置，最终避免社会坠入“乐高世界”。

游戏资本主义是资本渗透与延伸至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资本数字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逻辑”在数字资本上演绎的产物。资本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叠加使电子游戏增强了社交和娱乐效能，为人们进行精神层面的闲暇放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资本过度逐利本性支配下的电子游戏异化为资本增值和新型数字化剥削的实践场域，引发了虚实空间中人的生命政治异化。实际上，游戏资本主义是技术资本化后从空间和时间层面消解劳动和休闲的界限，遮蔽资本逻辑下以游戏之名实行数字化剥削的事实。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游戏资本主义中资本对技术的支配状况加以批判性探察，以共产主义逻辑引导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游戏产业赋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期在推动数智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赫伊津哈将游戏视为自由的、真正自主的活动领域，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源地。继承了赫伊津哈游戏理论遗产的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家将蕴含着完美秩序的游戏赋予革命的精神。但有关游戏的问题应当以现实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数字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游戏已然与资本主义结盟，构成了“游戏资本主义”。游戏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单机游戏时代，到以活的有机形式参与进入土地耕耘的租金游戏时代，再到消费社会中必然遭遇虚假需求的以“终身免费使用”为幻象的消费游戏时代，其特性昭然若揭。游戏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集中于游戏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社会资本所施展的一种交换魔法、通过人工智能这一非人化的幽灵对自由的闲暇时间的剥削以及游戏消费环节的意识形态问题。

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分歧表明评级机构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同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决策。本文利用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ESG评级分歧对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评级分歧显著减少了公司商业信用供给；作用渠道是，分歧增加公司的融资约束和盈利波动，降低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进而减弱了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和意愿；该效应受到公司ESG单项属性、现金流状况和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且对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具有不对称性。本文丰富了ESG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文献，对于规范ESG评级标准、促进企业供应链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混合型组织善于主动破解“卡脖子”难题，因此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混合型组织由于其双元对立特性，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双元创新路径和机制。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以泰山体育产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对“混合型组织的身份组合及其动态调整如何促成双元创新的形成和平衡”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探索。基于案例挖掘，本文强调混合型组织的双元创新核心身份，阐明了社会公益性身份和商业营利性身份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总结出组织身份动态平衡对双元创新动态平衡的影响机制。

有观点认为，效力位阶由条件关系决定。《香港国安法》依据《香港基本法》制定，决定了前者效力低于后者。但效力高低区别于效力有无，条件关系仅决定效力有无而无法决定效力高低。人们常说的法律位阶，包括两类性质不同的事物。一是因效力来源而产生的位阶效果，称为“规范位阶”；二是性质为冲突解决规则、内容为效力减损关系的效力位阶。条件关系可以决定规范位阶，但不能决定效力位阶。效力位阶的设置，由立法者综合考虑本国政治体制、历史传统等因素后选择，不受条件关系制约。虽然条件关系不决定规范间的效力高低，但能够影响效力位阶规则的适用。低位规范可基于条件关系继受取得其所依据的高位规范在高位法中的优先适用地位，从而优先于其他高位规范适用。

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长期存在“接收国偏见”，即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问题，而相对忽视国际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关系。在移民数量持续增加的当今世界，移民对母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从跨国主义理论的角度，探究国际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移民的跨国实践创造出跨国社会空间，该空间的跨地域性使得移民呈现出“双重联系”的特点，客观上赋予移民影响母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和权力通过“双向赋权”的方式实现：一方面，移民在经历接收国的“再社会化”后，通过跨国社会空间中的“社会性汇款”对母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母国对移民的“英雄化”与“他者化”，客观上构建了移民对母国发挥影响的途径。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靠翻译，也要靠中文自身，即中文原著的简写。目前，面向中国读者的名著缩写本琳琅满目，而面向外国读者的名著简写本品种稀少。同缩写本相比，简写本在语言难度控制、阅读目的定位和语言特色存舍等方面的要求有着显著差异，常用规范化、明确化、去除低频词和复现等手段降低语言难度。为了提高名著简写本的可读性，首先，应从外国人的视角选择要简写的作品；其次，要提高简写的文学质量，以剪裁凸显主线内容的可读性，保证关键局部的细节生动丰满，内容忠实于原著，并适度地对原著阐幽明微；再次，兼顾可读性与可懂度，宜于采取大文本策略。名著简写本可以激发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使中国文学不仅“走出去”，而且“走进去”，即让读者产生乐趣进而深受影响。

有清一代大儒方苞，是“东人之观于中国者”的代表之一。他的文章创作实践与理论精义成为海东文人衡文的规范，是“观中国”的一扇法门；他的理学主张成为海东学人衡理的法则，于其中可见“中州人气象之阔大”；他的经学论述被海东儒者广泛采资引用，成为平议经学争论的标准。海东文人从在心理上蔑视清人、不采纳清儒学说，到出现“成海应转变”，方苞学问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海东文人以“周边”身份看“中州”方苞文章，以超越“小桐城”的“大桐城”视野，从“世界中”的维度审视方苞学问，让其学术思想在东亚汉文化圈产生意义，成为东亚学术的一道重要景观。

在正义与法的入口处竖立着两大传统，即希腊神话与包装着社会主义的一种正义法思想。围绕探究其内在联系与区别的任务，无论是由希腊言及现代还是由现代回溯希腊，当在其研究中增加神话或话语的哲学批判维度时，超越正义得到了更好的理解。与流俗的看法相反，正义法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神话学的内蕴。正是将这两个看似差异明显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关于唯物史观作为如何言及正义规范的原则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完全不同于神话和与诸神有关的知识，唯物史观言说正义的方式是遮诠的方式，从而也是以否定的方式去肯定其创始人自己所力图阐发的正义观和方法。这意味着在有关正义的传统叙述中，唯物史观发现了诸如意识形态幻想、错误、悖谬等因素。荷马、赫西俄德、海德格尔的诗性正义观和所谓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当以此加以辨识。一种独立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法律内容，需要通过拓展自身的方式反过来克服资产阶级法权。

学界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虽然承认宇宙由土、水、气、火四种月下元素和一种月上元素构成，却没有给出月下元素何以有且只有四种的严格论证。事实上，这部著作包含一套关于元素种类的完整证明。亚里士多德首先基于对三种单纯运动的区分确定了三种单纯物的存在，进而依据其“相反者理论”和“精简原则”将三种元素中的重元素和轻元素分别进一步区分为两类，最终确定了构成整个宇宙的五种元素。重构《论天》中关于元素种类的证明，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以及《论天》和《论生成与毁灭》的关系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