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社会的重大进步都以生产力革命为推动力。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发展生产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以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展现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促进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注重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本文拟从“大一统”与“正统论”之关系，清朝如何通过“大一统”观重建对“中国”的理解，以及“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大一统”之关联等三个方面，集中阐释“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为避免只聚焦于“大一统”观在中国古代疆域扩展方面的作用，或者把“大一统”仅仅视为与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对立的负面思想资源，本文亦尝试对现代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与“大一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做出新解释。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马克思分别在历史唯物主义层次和政治经济学层次上论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引发生产力的质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将新质生产力作为解决中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抉择，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组织与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统合城乡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以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社会供需在新的水平达到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更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本文阐释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基本路径。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存在着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和跃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了科学指引。

李白并非“无意属对”，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发展改造了汉魏以来的对仗艺术。他对对仗艺术的开创与经营既见于律体、也见于古体诗的创作。他在使用对仗时有意模糊了古体与近体的界限，以求达到整饬美与流动美的统一。一方面，李白以古行律，打破诗句工整性，以意脉的跳脱流动，转移了读者对偶对的关注，为律体增加了摇曳流动之态。另一方面，李白又充分吸纳了六朝至初唐的对仗手法，将之大量用于古体创作，发展了古体诗歌艺术，从而调和古、近体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抒情言志的自由。李白在诗歌对仗艺术方面的开拓，是他熔铸古今的诗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程，为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为分析框架，剖析“千万工程”中所蕴含的人民观、生态观、发展观和系统论、矛盾论、实践论等“三观三论”，系统梳理了“千万工程”的实施动因和发展历程，总结了人居环境整治、多规融合改革、城乡一体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多元联动机制等主要做法，提出未来推进“千万工程”要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主要抓手，不断增强其引领效能、示范作用和治理能力，以期为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指引。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杠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成就离不开党对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坚持与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动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新质生产力以其文明逻辑对发展理念、增长理念、发展范式等实现了超越，从而不断开辟生产力跃迁新境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要求，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引领作用，保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秩序；厚植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社会价值观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共同价值观。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鲜明责任意识、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和合理念、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无私奉献的深厚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共同价值观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特质，引领人们自觉地将实现自我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相统一，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其价值内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体现，在现代化背景下，把牢价值取向，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道德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试从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说来回应西方元伦理学关于道德知识的诸多问题。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将外在的物理、事理与伦理与人内在的本性之理互相启发、映照从而获得完备的道德知识的过程。王阳明质疑朱熹合内外之理的可能性，试图从根本上合心与理为一，将获得道德知识的方法归于内求，把知识的可能性归诸天理，但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则是知行合一。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给出了道德知识可能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确立以天理作为道德知识根基的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将道德事实和道德价值、伦理与物理打通，通过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保证道德知识的可能性。

财政资源统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统筹管理理念，遵循“以目标为抓手、以纵向带横向、以规模求效率”的运行逻辑，提出构建“中央层面战略统筹、省级层面功能统筹、县级层面事项统筹”的三级财政资源统筹体系，据此以收支管理、规划和效率为切入点，提升层级政府财政资源统筹能力。

法律解释作为法学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通常被认为其争议性来自“解释”部分。如果忽视法律解释中的“法律”部分，就无法整体理解法律解释的争议性。由于法律解释通常是成文法解释的另一种称呼，因此法律解释的主要对象就是制定法，并且制定法的意义是由语言及其文义来决定的。通常认为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来自语言上的问题，然而这会摧毁制定法的意义，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法律解释的必要性，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对官员和民众提供了不同的指引，另一个是法律的连续性和权威性之间如何保持一致。由于所有类型的法律都会面对这两个问题，因此法律解释同时也会涉及判例法和习惯法。

赫伊津哈将游戏视为自由的、真正自主的活动领域，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源地。继承了赫伊津哈游戏理论遗产的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家将蕴含着完美秩序的游戏赋予革命的精神。但有关游戏的问题应当以现实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数字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游戏已然与资本主义结盟，构成了“游戏资本主义”。游戏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单机游戏时代，到以活的有机形式参与进入土地耕耘的租金游戏时代，再到消费社会中必然遭遇虚假需求的以“终身免费使用”为幻象的消费游戏时代，其特性昭然若揭。游戏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集中于游戏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社会资本所施展的一种交换魔法、通过人工智能这一非人化的幽灵对自由的闲暇时间的剥削以及游戏消费环节的意识形态问题。

法学方法曾被视为是法学科学性的体现，是通往法学问题唯一正解的途径。在“唯一正解”的幻象破灭之后，法学方法一度祛魅，甚至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沦为政治立场的包装。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之处，法学方法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但也绝非任意。宪法学方法同样如此。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必须直面“中国宪法”的双重特殊性：即中国的特殊性和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在于，宪法必须为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价值奠基。中国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则在于，必须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宪法整体变迁的情势，把握现行宪法的变与不变，将中国宪法变迁的内在逻辑作为理解“八二宪法”的前提或者说前结构，即以宪法变迁为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中国宪法的方法体系进行理论、知识和解释的三重建构。只有在整体宪法变迁的视野中，才可以对原旨主义方法有正确的运用，从而在具体宪法解释当中平衡原旨和变迁两个方面。

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要达到这样的学科建构目的，需要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知识趣味与实践指向进行辨析。在学科属性上，它既然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子学科，便是两个素有自身学科传统的综合性学科；在知识兴趣上，它需要整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知识优势，并促使人们关注它的知识聚焦点，也就是工业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在实践指向上，它需要明确其促进现代健全发展的目标。与此类似，历史人类学等学科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尝试，才足以自证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尝试，都必须避免学科的琐碎化倾向，注重科际的学术资源整合。仅就历史社会学而言，需要高度重视社会理论的规范传统，建构起学科规范理论，从而将它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科优势的理论企图实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大模型具有涌现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扮演着广泛且重要的角色。本文全面阐释了大模型对创业过程的系统性冲击，据此提出了大模型创业范式新概念。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成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在大模型的支持下，海量创业新机会将快速涌现，不依赖于创业者的发现或创造。系统资源将依据实时需要高效编辑，进而取代即兴化资源拼凑活动。人机协同混合创业者将取代单一人类创业者，创业认知与行动能力将获得全方位增强。与传统创业范式相比，大模型创业范式更具迅捷性、数智性、低成本性与易迁移性，从根本上改变价值创造进程，将极大推动大模型经济新时代的到来。

近代中国生成的“科技与哲学”思想潜流是科技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科发展返本开新的宝贵资源。科学与哲学研究包括科学史与哲学、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的哲学四种维度，科技—人文—社会研究包括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新人文主义、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等。围绕三个衍生话题科技哲学问题域、科技人文学科群和科技时代共同体的思考，亦可带来一些启示。从“科技与哲学”到“科技哲学”是近代以来科学文化愈发强势和科技人文相互挑战在学术研究及学科演变上的连锁反应。面向未来的科技哲学应寻求树立“在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学科定位新坐标，弘扬与生俱来的科学人文主义特色，效仿先辈学者会通中西、直指问题、不分畛域，通过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把握时代精神，在实现学科范式创新的同时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根据器物的制作观念、动机及其服务的对象，陶寺遗址墓葬用器可分为明器、生器与祭器，具体表现为器物形态、制作工艺、修饰技巧以及使用痕迹的差异。明器与日常生活中同类器物的区别反映了先民在丧葬情境中对现实世界的重构与改造。生器主要包括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装饰品和工具。在统治者的墓葬中，会出于政治象征的需要，随葬使用者并非本人的生器。祭器是随葬品中曾经长期使用，但本身却无实用价值的器物，其存在暗示陶寺时期已有用于祭祀先祖的仪式。

马克思“消灭哲学”论断和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论断共同彰显针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态度。马克思基于西方哲学实践论转向的理论倾向、青年时代对哲学功能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哲学和革命关系深入思索的三重意蕴提出“消灭哲学”命题，反映其源于对德国盛行的观念论哲学的批判立场。恩格斯延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路，以“哲学的终结”论断为核心，批判对象和批判旨趣与“消灭哲学”一脉相承。以集中表述费尔巴哈理论定位为特征的批判结构的扩展，标识批判逻辑的具体推进，旨在重申和创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批判的深化是其逻辑完成和理论升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立足于哲学批判的思想基础，哲学批判逻辑转化为科学世界观则是其终极理论归宿。从“消灭哲学”到“哲学的终结”的批判逻辑同科学世界观创立路径的同质演进则映现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质言之，“批判意识”是推动批判逻辑向科学世界观转化的理论先导，“体系批判”是关键载体，哲学批判和阶级革命相衔接的结构则牵涉到理论和实践互动中向科学世界观转化的内在路径。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是企业谋求长期发展与成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品牌竞争力的度量指标，并实证检验品牌竞争力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品牌竞争力通过“声誉约束”机制和“信息获取”机制这两条路径，改善了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难题；当市场竞争更激烈、管理层认知水平更高、拥有品牌竞争力的时间更长时，上述影响更加显著；品牌竞争力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构建品牌竞争力、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游戏资本主义是资本渗透与延伸至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资本数字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逻辑”在数字资本上演绎的产物。资本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叠加使电子游戏增强了社交和娱乐效能，为人们进行精神层面的闲暇放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资本过度逐利本性支配下的电子游戏异化为资本增值和新型数字化剥削的实践场域，引发了虚实空间中人的生命政治异化。实际上，游戏资本主义是技术资本化后从空间和时间层面消解劳动和休闲的界限，遮蔽资本逻辑下以游戏之名实行数字化剥削的事实。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游戏资本主义中资本对技术的支配状况加以批判性探察，以共产主义逻辑引导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游戏产业赋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期在推动数智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