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马克思分别在历史唯物主义层次和政治经济学层次上论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引发生产力的质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将新质生产力作为解决中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抉择，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组织与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统合城乡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以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社会供需在新的水平达到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更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本文阐释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基本路径。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存在着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和跃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了科学指引。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社会价值观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共同价值观。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鲜明责任意识、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和合理念、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无私奉献的深厚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共同价值观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特质，引领人们自觉地将实现自我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相统一，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其价值内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体现，在现代化背景下，把牢价值取向，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情绪价值成为文旅IP“出圈”的底层逻辑之一，情绪价值重要性的显现受多种要素的驱动，不仅涉及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业IP化转向，而且与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心理疏导存在密切联系。“一核四维”构成文旅IP情绪价值的基本要素，其中创意是核心，精神内涵、场景营造、互动体验和社交裂变是四个重要维度。情感经济是文旅IP情绪价值的现实性转化与创造，展现出真实性、共情性、关联性、持续性和媒介性等特征。打造文旅IP情绪价值的升级版，需要在内容供给、价值创造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融注更多的人文要素，强化文化深度和美学意蕴、创意创新以及人文精神等对文旅IP情绪价值构建和现实创造的支撑。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程，为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为分析框架，剖析“千万工程”中所蕴含的人民观、生态观、发展观和系统论、矛盾论、实践论等“三观三论”，系统梳理了“千万工程”的实施动因和发展历程，总结了人居环境整治、多规融合改革、城乡一体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多元联动机制等主要做法，提出未来推进“千万工程”要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主要抓手，不断增强其引领效能、示范作用和治理能力，以期为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指引。

赫伊津哈将游戏视为自由的、真正自主的活动领域，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源地。继承了赫伊津哈游戏理论遗产的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家将蕴含着完美秩序的游戏赋予革命的精神。但有关游戏的问题应当以现实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数字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游戏已然与资本主义结盟，构成了“游戏资本主义”。游戏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单机游戏时代，到以活的有机形式参与进入土地耕耘的租金游戏时代，再到消费社会中必然遭遇虚假需求的以“终身免费使用”为幻象的消费游戏时代，其特性昭然若揭。游戏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集中于游戏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社会资本所施展的一种交换魔法、通过人工智能这一非人化的幽灵对自由的闲暇时间的剥削以及游戏消费环节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央”“地方”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重要范畴，“央地关系”原理是围绕中央、地方相互关系形成的理论原理。“中央”涵盖“最高领导机关”“党中央”“中央领导机构”等概念，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地方”分为若干层级，通常不包括基层，机构设置与中央机构同中有异。“央地关系”原理主要包括：央地关系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央地关系的建构目标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相关范畴、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鲜明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特色，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道德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试从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说来回应西方元伦理学关于道德知识的诸多问题。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将外在的物理、事理与伦理与人内在的本性之理互相启发、映照从而获得完备的道德知识的过程。王阳明质疑朱熹合内外之理的可能性，试图从根本上合心与理为一，将获得道德知识的方法归于内求，把知识的可能性归诸天理，但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则是知行合一。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给出了道德知识可能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确立以天理作为道德知识根基的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将道德事实和道德价值、伦理与物理打通，通过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保证道德知识的可能性。

学界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虽然承认宇宙由土、水、气、火四种月下元素和一种月上元素构成，却没有给出月下元素何以有且只有四种的严格论证。事实上，这部著作包含一套关于元素种类的完整证明。亚里士多德首先基于对三种单纯运动的区分确定了三种单纯物的存在，进而依据其“相反者理论”和“精简原则”将三种元素中的重元素和轻元素分别进一步区分为两类，最终确定了构成整个宇宙的五种元素。重构《论天》中关于元素种类的证明，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以及《论天》和《论生成与毁灭》的关系都大有裨益。

近代中国生成的“科技与哲学”思想潜流是科技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科发展返本开新的宝贵资源。科学与哲学研究包括科学史与哲学、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的哲学四种维度，科技—人文—社会研究包括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新人文主义、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等。围绕三个衍生话题科技哲学问题域、科技人文学科群和科技时代共同体的思考，亦可带来一些启示。从“科技与哲学”到“科技哲学”是近代以来科学文化愈发强势和科技人文相互挑战在学术研究及学科演变上的连锁反应。面向未来的科技哲学应寻求树立“在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学科定位新坐标，弘扬与生俱来的科学人文主义特色，效仿先辈学者会通中西、直指问题、不分畛域，通过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把握时代精神，在实现学科范式创新的同时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游戏资本主义是资本渗透与延伸至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资本数字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逻辑”在数字资本上演绎的产物。资本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叠加使电子游戏增强了社交和娱乐效能，为人们进行精神层面的闲暇放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资本过度逐利本性支配下的电子游戏异化为资本增值和新型数字化剥削的实践场域，引发了虚实空间中人的生命政治异化。实际上，游戏资本主义是技术资本化后从空间和时间层面消解劳动和休闲的界限，遮蔽资本逻辑下以游戏之名实行数字化剥削的事实。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游戏资本主义中资本对技术的支配状况加以批判性探察，以共产主义逻辑引导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游戏产业赋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期在推动数智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由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实践引发的“本色”论，尚未明确澄清“本色”具体内涵，导致“本色”具有概念不清、定义不明的模糊性特点。“以诗为词”虽然较好推动了词的地位提升，表现出宋人潜在的“尊体”意识，但是，“尊体”意识与“本色”追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也使宋词尊体模式依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以诗为词”促成宋人词体“诗化观”内部，形成由以诗作词创作手法的理论总结到以诗为标准来评价词的“雅化观”两个层次内容，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内涵。“以诗为词”既遵守法度，又变化创新的创作手法，还是对宋代文学“活法”论精神的具象化印证及其认同运用。由此，“以诗为词”在整体上推动了宋代文论新变。

根据器物的制作观念、动机及其服务的对象，陶寺遗址墓葬用器可分为明器、生器与祭器，具体表现为器物形态、制作工艺、修饰技巧以及使用痕迹的差异。明器与日常生活中同类器物的区别反映了先民在丧葬情境中对现实世界的重构与改造。生器主要包括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装饰品和工具。在统治者的墓葬中，会出于政治象征的需要，随葬使用者并非本人的生器。祭器是随葬品中曾经长期使用，但本身却无实用价值的器物，其存在暗示陶寺时期已有用于祭祀先祖的仪式。

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分歧表明评级机构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同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决策。本文利用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ESG评级分歧对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评级分歧显著减少了公司商业信用供给；作用渠道是，分歧增加公司的融资约束和盈利波动，降低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进而减弱了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和意愿；该效应受到公司ESG单项属性、现金流状况和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且对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具有不对称性。本文丰富了ESG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文献，对于规范ESG评级标准、促进企业供应链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庭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作为法律概念的“家庭”是国家权力对既存的家庭伦理秩序的规范性描述。从历史视角观察，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家庭都承担着伦理秩序载体和国家治理单元两种角色。对于不同角色，国家权力在进行规范性描述时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不同角色所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亦不相同。家庭作为伦理秩序载体，其本身就是治理目的之所在，相对应的“家庭”概念应严格依据《民法典》第1045条和第1050条界定。家庭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则是实现其他治理目的的工具，相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应基于治理目的之需要而灵活界定。此外，还存在第三种“家庭”概念，其意义是在家庭伦理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此种“家庭”概念边界的确定要在不同领域、不同案件中进行具体分析。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依靠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作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部署。这一部署，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凸显了坚持正确方向的历史逻辑；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体现了改革引领作用的理论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遵循着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着力点。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凸显人本价值、彰显绿色转型、助力开放循环的先进生产力，由科技创新、人才支撑和制度变革共同推动形成。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在研发能力、渗透能力、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落地，亟待构建“供给能力—供给质量—供给模式”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体系，探索“禀赋跃升、配置优化、流动高效”的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模式，践行“扎根传统、助力新兴、布局未来”的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路径。

万物数字化是数字时代的大趋势，数字身份成为人在实在界之外的新的存在形态。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将面临更复杂问题，这引发了一种因追求精准掌控社会而出现的治理系统对每个单元的总体性抑制。治理数字化带来的是一种各治理单元对可量化的、可比较的数据增长的追求，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这种本应存在于科层组织内部的控制蔓延到更大的范围，成为一种对社会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中，人被数字技术塑造为社会需要的“形状”，成为一块被订置的社会“积木”，而社会也变成一个由“积木”搭建成的巨型“乐高世界”。“乐高世界”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虚假的“多向度”、社会持续加速和阶层同质流动。想要逃离“乐高世界”，无法通过简单地抑制这三个特征来实现，而需要从技术的“解蔽”本质这一元规定上探索人与数字技术的共生关系，通过建立一种同时约束人与算法的共同制度原理，来打破“技术座架”对人的摆置，最终避免社会坠入“乐高世界”。

专精特新战略导向是中国特色的企业战略导向，专精特新发展是中小企业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专精特新发展如何助力中小企业成长。本文基于企业内生成长理论，探究专精特新战略导向赋能中小企业成长的过程机制和关键情境。实证结果显示：专精特新战略导向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其内在机制是专精特新战略导向通过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进而赋能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战略导向的作用发挥也需要有适宜的边界条件来支持，其中，“脱钩断链”冲击和市场竞争程度会弱化专精特新战略导向对中小企业市场势力的促进作用。本文结论为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成长提供了理论洞察和经验参考。

有观点认为，效力位阶由条件关系决定。《香港国安法》依据《香港基本法》制定，决定了前者效力低于后者。但效力高低区别于效力有无，条件关系仅决定效力有无而无法决定效力高低。人们常说的法律位阶，包括两类性质不同的事物。一是因效力来源而产生的位阶效果，称为“规范位阶”；二是性质为冲突解决规则、内容为效力减损关系的效力位阶。条件关系可以决定规范位阶，但不能决定效力位阶。效力位阶的设置，由立法者综合考虑本国政治体制、历史传统等因素后选择，不受条件关系制约。虽然条件关系不决定规范间的效力高低，但能够影响效力位阶规则的适用。低位规范可基于条件关系继受取得其所依据的高位规范在高位法中的优先适用地位，从而优先于其他高位规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