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治理历史转型发展的最新成果之一，社会治理“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不仅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系统体系构建提供具体方向，而且为治理评估提供新标准、形成治理新范式。本文在文献综述以及和传统中国与西方社会双重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多维复合社会治理新理论，以解释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四化”创新，并深入探讨“四化”间可能存在的相抵、平行、平均、相补、协同、乘数等多种复合效应。新理论不仅较好地解释了社会治理“四化”实践，而且为优化我国和其他相似的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塑造有关。一方面，先发国家的先发优势会加大后发国家的赶超难度，同时先发国家还竭力阻挠后发国家进行经济赶超。另一方面，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使后发国家错过“发展窗口期”。在后发国家日渐从被殖民压迫转向政治独立的同时，世界经济结构也日趋从民族经济转向跨国经济，前者使后发国家具备了自主制定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后者则使后发国家的经济主权被不断削弱，面对世界经济体系只能被动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表明，内因是后发赶超的关键，外因仍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具体来说，一是实现政治独立，二是建立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在独立自主原则下采取竞争优势战略

本文利用OECD发布的2023版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构建产业链分工角度的增加值出口比较优势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国内上游产业链分工和国内下游产业链分工相对水平的特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的产业链分工水平比较优势长期处于低位，其中，高研发强度制造业高度依赖国际产业链分工、向国内下游产业链延伸不足，中等和中低研发强度制造业通过向国内上下游环节拓展延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链分工水平提升。如何减少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上游国际供应链的依赖，增加其向国内下游产业延伸，提升产业链分工整体水平，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发力方向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并将其明确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该论断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领，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而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本文总结梳理了这一重大论断的时代背景及重大意义，指出了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基本要求。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和任务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前提。

中国古代逻辑以正名为起点。正名初为复礼的理政实践，最终发展出名辩学。名辩学通过以类喻理而明理，包含丰富的论辩技巧，其核心概念是类，它是普遍概念的一种推广；其推理模式有两种，它们都包含归类、类化、类比与类推等环节且遵守类同原则。名辩学未明确区分这两种模式，没有区别演绎与非演绎，这使得它的求真功能有限而较适用于寓理于事的劝说教育。这源于其正名的初衷，它没有恰当的概念框架系统作为基础，所处理的类复杂多样。这些使得“三物”说难以展开为推理规则，并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高度。这与以探求本原为起点、有完备的概念体系作基础的西方逻辑理论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依托谓述结构探求谓述关系的一般规律，适合求真的科学领域。

疼痛作为我们的内在主体感受具有以下鲜明特征，内在直接相关性、主体性和跨主体的可共享性。内在主体感受是感受质之为感受质的根本特征，它不可以被还原为它的种种外部表现。感受质是我们的内在主体感受，但并不因此是每一个人所独有的私人感受。相反，感受质是可以跨主体共享的。感受质的跨主体的可共享性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存在的真正基础。感觉的主体性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通过进化获得的主体感受能力乃至于自我意识等等构成了生命的新的存在方式，并为生命体的存在重新奠基。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重要政策目标。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表现出明显“去工业化”倾向。本文利用城市层面数据识别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制造业发展不成熟时过早去工业化将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并验证了造成工业规模缩减和降低要素生产率是过早去工业化导致经济放缓的两种主要机制。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而产业转移能够通过扩大制造业规模，缓解过早去工业化对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理解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规模、机制与应对逻辑，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现象学运动始终在“返回事物自身”的旅途中。现象学家对现象的追问不仅关涉事物的显现内容与显现方式，而且不可避免地涉及事物显现所朝向的主体含义。由于现象给予具有多重模式与条件，牵连其中的主体难免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含义。深受胡塞尔后期哲学关于深度现象追问的启发，早期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反思试图揭示本原世界的前客观意义，并把向世界超越的具身主体阐释为筹划世界的主体。通过分析具身主体自我意识的构成，本文将追问早期梅洛庞蒂是否真能基于具身主体筹划来揭示前客观世界意义应有的“陌生性与悖谬性”。本文主要基于论文《人与逆境》来揭示梅洛庞蒂早期主体性理论的局限，并论证其向世界超越的主体并非筹划世界的具身主体而是在参与并帮助世界生成非对象化可见性中涌现出的肉身主体。

新时期世界变局与周边格局的深度联动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所依托力量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必然会推动周边外交进行思路创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体现在：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任务，以巩固战略互信为主要路径，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中国周边外交新思路也是对传统大国处理周边外交思路的创新与超越。传统大国认为国家间关系是基于私利的零和博弈，并通过实力优势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对周边国家进行影响、渗透乃至控制，尚未看到彼此关系发展的积极前途。要将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落到实处，需继续与周边国家开展有效的增信释疑活动、推动与周边国家区域一体化、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安全资源投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交流。

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是继续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而全面优化刑事执行体制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执行权是执法司法领域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权力，在权力配置方面，应与审判权等权力合理分离，以实现执行权与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刑事执行权应当与治安行政权相分离，并明确其实现司法裁判确定的实体内容的行政权本质。在法律载体方面，鉴于分散式立法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制定编纂式法典的时机尚不成熟，“法律汇编+补足性立法”是当下较为务实的选择，应对现有规范进行体系化梳理并填补立法空白，为法典化创造积极条件。在机构载体方面，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刑事执行工作，协调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等机关的关系。

近代以来，人们多批评儒家主张男尊女卑，其实，先秦儒家虽有夫义妇顺之说，却无男尊女卑之论，反而有《礼记·昏义》中夫妇“同尊卑”，以及《易传》中“男下女”等与男尊女卑相反的主张，它们与孔孟仁义观所彰显的普遍性理性法则一起，构成了先秦儒家夫妇伦理的完整内涵，也表明了先秦儒家家庭伦理的现代价值，而与秦汉以后趋于单向化和绝对化的家庭伦理明显不同。近代家庭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却未能合理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门内之治和门外之治，导致了社会公共原则对于伦理亲情的冲击。当代夫妇伦理之重建应当遵循返本开新的原则，兼取传统现代夫妇伦理之长，重构恩义兼备的夫妇之道，为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奠定基础，重建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唯物历史主义”是“历史主义”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主义”下位理论的主观界定。“唯物历史主义”基于“历史主义”理论家反思“历史主义”内在缺陷的思想动因，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特性区别于“历史主义”的主流认识。囿于自身的“历史主义”原则，在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特质的背后，“唯物历史主义”是一系列充满解构意义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狭框定，包括：作为经济决定论变种的“历史经济主义”；“人类自然本性”和“历史主义”结合的二元结构；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消极理解；否定实践属性和革命特质的“历史社会主义”。对“唯物历史主义”的反思有助于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凸显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的历史科学”对“历史主义”的超越意义。其超越主要表现在：以“物质生产”取代“观念化历史”的历史本体论；以“人民创造”的历史主体论取代“想象的主体”的历史目的论；以社会历史结构中的辩证法取代历史无规律论；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取代特殊主义思维方法。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对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要素特征—微观机制—宏观增长—核算框架”为主线，在界定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从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出发，分析数据要素影响企业生产活动的微观机制，探讨数据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新古典增长、内生增长和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等路径，构建统一的数字经济增长模型。本文进一步提出刻画数字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循环的数字经济体系，构建 “数字生产可能性边界”（DPPF）和“拓展的数字生产可能性边界”（EDPPF），形成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增长贡献及福利效应的多层次增长核算框架。

本文基于2016年、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通过测度劳动者技能水平及其岗位匹配度，构建统一框架分析工作转换对收入影响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工作转换会造成技能水平折损从而降低收入，也会促进技能匹配从而提高收入，总体呈现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作转换的匹配效应和折损效应均会随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增加，但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会导致高人力资本难以实现技能匹配，低技能外来劳动者则面临更多的技能折损。完善教育顶层设计以匹配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求，并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降低外来人口无序流动的技能折损，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作用的关键路径。

《大同书》对人类文明形态作了精细勾画，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确定《大同书》如何形成、又是何时形成今本样貌是厘清康有为大同思想演变的关键。《大同书》经历了“未有一书有所组织”到“印度始写定之”的成书过程，新见《大同书》草稿本是目前所见《大同书》最早底稿，修订本则是1912—1913年康有为本人校订之稿，确定了《大同书》结构和规模，形成今本的基本面貌。从编次看，修订本首次划分章节和段落，大幅调整全书结构，由八卷拆解为十部；从内容看，大量充实康有为游历世界30余国的实地见闻及具体事例。康有为修订《大同书》的契机恰值中国由君主制走向共和政体的历史性剧变之时，反映了康有为面对时局的思考和因应。从草稿本到修订本，《大同书》的修订调整可窥见康有为“制作”的大同方案在不断嬗变之中，最终将大同思想发展为具有现实关照的大同世界实践方案。

我国对数据的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保护数据载体及其承载信息内容的相关罪名中。司法实践在适用这些罪名时，存在一体性和区分性两种解释方案。其中，一体性解释方案容易导致对数据的过度保护，而区分性解释方案则容易造成对数据的保护不足。究其原因，在于现有解释方案对数据刑法保护罪名的理解仅局限于规范内部而缺乏规范外部的视角。为了避免数据刑法保护的过度或不足，有必要选择功能主义解释，将保护数据安全流通的功能置入这些罪名的解释之中。具体可根据将数据分为符号层的数据载体、内容层的信息内容而分层选择解释方案。其中，在数据的符号层，保护数据载体的罪名保护的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运行下数据载体的存在状态，当侵犯数据载体的存在状态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时，应适用保护数据载体的罪名；在数据的内容层，保护信息内容的罪名保护的是信息内容安全流通下信息内容本体所反映的利益，侵犯信息内容本体所反映的利益影响信息内容的安全流通的情况，则适用保护信息内容的罪名。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证成需突破“事实—价值”的二元评判框架，在文明根脉与实践推进的统一中确立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作为超越资本宰制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中建构了三重互构的价值范式：第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本价值范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复归与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第二，以“实质正义”为追求的正义价值范式，实现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历史性跨越；第三，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旨归的共同价值范式，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切与自觉担当。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这不仅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又通过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探索人类现代化新道路而贡献了中国方案，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下中国的刑事立法实现了功能主义转向。作为一个表示程度属性的范畴，融贯是刑法体系有效存在的必要条件。历经十余次修订，我国功能主义刑法实现了体系融贯化，但其中仍然存在规范冲突、结构矛盾等问题，表明其体系尚未达到高度融贯的状态。我国功能主义刑法产生体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机关在统一刑法典情结的支配下，以刑法典作为功能主义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造成功能主义刑法的表现形式与其多元价值追求不适配。因此，立法机关应摆脱统一刑法典立法指导思想的不当束缚，正视多元刑法立法模式在保障功能主义刑法的表现形式与其多元价值追求相适配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正确践行以“刑法典为主体，特别刑法为补充”的立法原则与要求，同时严格遵循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各自的立法机理，通过建构既相对独立又彼此支持的高度融贯的刑法“微观子系统”，从而实现功能主义刑法的体系高度融贯。

康德的自律肯定了人的意志自由，亦即独立于感性偏好和冲动而自我决定、自我立法的能力。而到了牟宗三那里，由于单纯道德意志并不能产生道德动力，故而引入了“本体论的觉情”（ontological feeling）。此说原本不为无见，不过牟宗三却据此而改造了自律概念，将其从自由意志语境导向了以善恶为标识的人性论语境，从而造成了概念的混乱。进而，牟宗三又依据这一牟化自律概念在孟荀之间判教，而造出了所谓道德心和认知心的对立，直指荀子伦理学为他律。此说影响甚广，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瓶颈。鉴于此，笔者重理康德伦理学的自律概念，与荀子“心”“义”对勘，以证成荀子伦理学的道德自律。为此，本研究深入分析并回应荀子道德自律说可能遭遇到的种种理论质疑，并进而探讨以荀子为进路会通康德而又超越康德，建构健全的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理论可能。

马克思承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传统，从本体、存在、历史、解放四个层次将劳动提升为实践。劳动的主客对象性逻辑，使其难以充分整合实践概念的社会关系面向。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则为理解实践提供了关键补充：交往概念使劳动的对象化与交往的关系性共同构成市民社会的原理，在此框架下劳动构成交往的物质基础，并促成交往的产生；交往则通过社会关系的形塑实现对劳动的补阙，二者在实践中得到统一。转向“劳动—交往”互构的实践逻辑，既超越了人本主义抽象主体性的窠臼，又规避了物质决定论对资本社会的单向度解释，实现了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内在贯通。将实践重构为劳动与交往的过程性统一体，不仅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也在理论层面回应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断裂与连续”这一经典议题，为深化实践的唯物主义建构开辟了新的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