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社会价值观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共同价值观。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鲜明责任意识、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和合理念、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无私奉献的深厚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共同价值观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特质，引领人们自觉地将实现自我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相统一，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其价值内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体现，在现代化背景下，把牢价值取向，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情绪价值成为文旅IP“出圈”的底层逻辑之一，情绪价值重要性的显现受多种要素的驱动，不仅涉及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业IP化转向，而且与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心理疏导存在密切联系。“一核四维”构成文旅IP情绪价值的基本要素，其中创意是核心，精神内涵、场景营造、互动体验和社交裂变是四个重要维度。情感经济是文旅IP情绪价值的现实性转化与创造，展现出真实性、共情性、关联性、持续性和媒介性等特征。打造文旅IP情绪价值的升级版，需要在内容供给、价值创造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融注更多的人文要素，强化文化深度和美学意蕴、创意创新以及人文精神等对文旅IP情绪价值构建和现实创造的支撑。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劳动要素的分配格局，并引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其影响范围广、程度深，远超出直接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范畴。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供应商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客户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网络中存在同群效应，下游企业会学习供应商，从而推进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客户企业需要对供应商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加以甄别，即使自身不进行转型，也会受到供应商的影响。通过上述渠道，供应商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客户企业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雇佣比例和平均工资，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也扩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薪酬差距。

“中央”“地方”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重要范畴，“央地关系”原理是围绕中央、地方相互关系形成的理论原理。“中央”涵盖“最高领导机关”“党中央”“中央领导机构”等概念，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地方”分为若干层级，通常不包括基层，机构设置与中央机构同中有异。“央地关系”原理主要包括：央地关系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央地关系的建构目标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相关范畴、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鲜明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特色，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实践引发的“本色”论，尚未明确澄清“本色”具体内涵，导致“本色”具有概念不清、定义不明的模糊性特点。“以诗为词”虽然较好推动了词的地位提升，表现出宋人潜在的“尊体”意识，但是，“尊体”意识与“本色”追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也使宋词尊体模式依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以诗为词”促成宋人词体“诗化观”内部，形成由以诗作词创作手法的理论总结到以诗为标准来评价词的“雅化观”两个层次内容，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内涵。“以诗为词”既遵守法度，又变化创新的创作手法，还是对宋代文学“活法”论精神的具象化印证及其认同运用。由此，“以诗为词”在整体上推动了宋代文论新变。

家庭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作为法律概念的“家庭”是国家权力对既存的家庭伦理秩序的规范性描述。从历史视角观察，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家庭都承担着伦理秩序载体和国家治理单元两种角色。对于不同角色，国家权力在进行规范性描述时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不同角色所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亦不相同。家庭作为伦理秩序载体，其本身就是治理目的之所在，相对应的“家庭”概念应严格依据《民法典》第1045条和第1050条界定。家庭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则是实现其他治理目的的工具，相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应基于治理目的之需要而灵活界定。此外，还存在第三种“家庭”概念，其意义是在家庭伦理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此种“家庭”概念边界的确定要在不同领域、不同案件中进行具体分析。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着力点。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凸显人本价值、彰显绿色转型、助力开放循环的先进生产力，由科技创新、人才支撑和制度变革共同推动形成。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在研发能力、渗透能力、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落地，亟待构建“供给能力—供给质量—供给模式”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体系，探索“禀赋跃升、配置优化、流动高效”的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模式，践行“扎根传统、助力新兴、布局未来”的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路径。

21世纪以来，政府引导基金日益成为各级政府进行产业布局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7—2020年地方土地出让数据，在城市层面考察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对高技术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城市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显著增加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土地出让宗数，而且在高技术产业禀赋好、产业集聚程度高，有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城市，该效应更加显著；（2）城市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使得城市新增高技术投资项目的产业分布更分散且相似度更高。这些结论肯定了政府引导基金对高技术制造业布局的促进作用，但也提醒我们，地方在产业布局过程中可能存在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问题。本文为如何发挥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有效性提供了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当存在市场失灵和个体差异时,公平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效率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科学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为了有效率地实现价值观决定的社会福利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去除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发问”意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发问”有内在的形式结构，因构成要素的指向差异而形成社会科学的不同形态。其中，“原问题”意识是针对现实发问，关注社会难题，回应同时代人的焦虑，形成当下导向的社会科学，带来研究目的功利化与知识碎片化；“源问题”意识对历史发问，回溯历史情境条件与过程，形成历史导向的社会科学，对研究议题及其解释进行历史情境化的处理；“元问题”意识着眼人类自身无法化解的永恒难题，同时关注其历史变形、当下困扰与未来后果，催生新型社会科学。三者呈逻辑递进的关联性，而元问题导向的新型社会科学接受哲学思维的指引，可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辟新路径，为理解中国与世界文明进程的永恒难题提供持久对话机制。

在行政发包制体系下基层政府面临三重治理困境，这些困境造成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回应民众多元诉求。本文立足平台型政府视角探究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的驱动机制问题，从国家—社会关系维度构建平台发包制的理论框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通过采用基于2 167份市民电话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验证该理论框架，发现平台发包制通过平台赋能、激励和督导的三重机制驱动着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通过发包过程和结构的平台化实现对行政发包制的变革，做到政府平台与民意驱动融合，是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行政发包制的创新性发展。

通过对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返本研究和历史考察，可以指认如下观点是做了简单化和标签化处理的，即重商主义把劳动或主体置于财富之外，而重农学派则把劳动移入了财富之中，并将其作为财富的主体本质。究其实质，重商主义并没有把财富即货币的观点作为自身的全部理论基点。相反，基于经济政策实践的考量，它把制造业和工业也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活动，所以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中蕴含着主体要素；重农学派虽然把劳动移入了财富的视野，但是因为它把土地置于财富创造的首要地位，实际地将农业劳动束缚于其中，从而很难把财富的本质完全归结于劳动，所以劳动在根本意义上只是财富的主体构成，而非其主体本质。此种澄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更新传统政治经济学史对它们的基本判断，更合理地把握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它们的完整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时代中主体存在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纪法分开与纪法贯通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推动了党的纪律学产生和发展。基于目前学界研究方法单一、缺乏体系化思维和规范化思维的研究困境，应当采纳跨学科、体系化和规范化的基本研究方法。坚持跨学科研究方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引、以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为基本遵循、以法学理论为具体指南。贯彻体系化研究方法，就是要在纪律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分别实现实体程序一体研究、处分处理合并研究和执纪执法贯通研究。运用规范化研究方法，必须尊重立规原意，不得随意类推适用;妥善运用解释方法，不应机械理解法规；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能随意从严解释。

威廉斯在对电视的历史化批判中形成的“移动的私有化”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任何新的媒介形式均具有借鉴意义。对此，本雅明基于历史哲学的空间批评和维利里奥基于光学理论的技术美学在时空综合性中将这一概念的理论效果推向前沿。“移动的私有化”的理论起点是对偏狭的“技术决定论”的技术认知的扬弃，同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根本决定性，这一认识可使我们一方面穿越作为“技术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幻象，另一方面进一步理解属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技术认知。

作为中国社会治理历史转型发展的最新成果之一，社会治理“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不仅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系统体系构建提供具体方向，而且为治理评估提供新标准、形成治理新范式。本文在文献综述以及和传统中国与西方社会双重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多维复合社会治理新理论，以解释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四化”创新，并深入探讨“四化”间可能存在的相抵、平行、平均、相补、协同、乘数等多种复合效应。新理论不仅较好地解释了社会治理“四化”实践，而且为优化我国和其他相似的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不同于传统政府公文，政府工作报告是塑造履职形象、传播施政理念、贯彻宪法价值、获取广泛支持、执行国家意志、接受外部监督的权威载体。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政府工作报告不单是一纸政治公文，更是一项宪制安排，其内含的政府施政行为应当符合宪法规范、契合宪法原则、保障宪法权利、接受宪法监督的合宪性要求。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依据。在宪法视域下，政府工作报告制度至少存在四重基础，分别是宪法制度发展所具备的规范基础、宪法序言条款所设定的目标基础、基本权利条款所内含的保障基础以及国家机构条款所指向的监督基础。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必要充分阐释政府工作报告制度蕴含的宪法基础，并在满足宪制架构的理性要求上，使之成为行政给付的公开蓝图、民主制度的监督窗口、依宪治国的实施路径。

大数据管理机构作为一种专门化机构，不仅是对科层制理论的现代演绎和深化延伸，亦是政府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自我革新和深刻转型。本文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背景，运用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机构专门化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管理机构的设立显著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机制和能力提升机制是两种重要的解释机制。同时，这种影响效应因地域分布和机构类型的不同有所差异：东北地区及中心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相较于“挂牌”成立的部门，重组或新设的部门效果更佳。大数据管理机构深刻影响着政府发展结构和功能的优化，成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力量。

本文从源头上对国学在20世纪初的产生和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发展进行了梳理。在梳理中发现，国学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最早一批旅日学者在日本民粹主义和日本古学的影响下建立中国古学的尝试，与日本古学发展过程中以汉学为他者加以排斥和改造的做法不同，20世纪初的中国国学是以清政府统治思想为他者，而对于西方的影响，与明治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想一致，并不排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即以西方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从而将国学定义成国故学，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机构，将这一主张变成了现实，科学的国学一时间成为一个时代国学运动的主流。

如何认识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技术哲学的重要问题域。相比于流行的中微观研究，一种略有宏大叙事之嫌的思想史回溯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尤为必要，它揭示了“技术—政治”认知结构在历史流变中所形成的思想图谱，即从横向上依次展开为：技艺制作外在于前现代的城邦善治目的、技术理性依附于现代性的政治承诺、技术统治受制于反现代性的政治批判、技术治理内在于后现代的生命政治建构。这种回溯没有远离技术变革的现实，而是披露了“技术—政治”思想图谱的当代治理形态，即从纵向上相应表征为：公共政治与技术公民、技术自由主义与技术利维坦、技术统治的反对与温和辩护、技术治理与生命政治化的紧张关系。基于科技审度论，这种回溯为技术哲学透视“技术—政治”的现实境况提供了一面思想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