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社会的重大进步都以生产力革命为推动力。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发展生产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以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展现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促进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注重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本文拟从“大一统”与“正统论”之关系，清朝如何通过“大一统”观重建对“中国”的理解，以及“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大一统”之关联等三个方面，集中阐释“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为避免只聚焦于“大一统”观在中国古代疆域扩展方面的作用，或者把“大一统”仅仅视为与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对立的负面思想资源，本文亦尝试对现代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与“大一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做出新解释。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马克思分别在历史唯物主义层次和政治经济学层次上论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引发生产力的质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将新质生产力作为解决中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抉择，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组织与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统合城乡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以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社会供需在新的水平达到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更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本文阐释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基本路径。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存在着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和跃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了科学指引。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程，为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为分析框架，剖析“千万工程”中所蕴含的人民观、生态观、发展观和系统论、矛盾论、实践论等“三观三论”，系统梳理了“千万工程”的实施动因和发展历程，总结了人居环境整治、多规融合改革、城乡一体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多元联动机制等主要做法，提出未来推进“千万工程”要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主要抓手，不断增强其引领效能、示范作用和治理能力，以期为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指引。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杠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成就离不开党对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坚持与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动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新质生产力以其文明逻辑对发展理念、增长理念、发展范式等实现了超越，从而不断开辟生产力跃迁新境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要求，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引领作用，保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秩序；厚植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

财政资源统筹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统筹管理理念，遵循“以目标为抓手、以纵向带横向、以规模求效率”的运行逻辑，提出构建“中央层面战略统筹、省级层面功能统筹、县级层面事项统筹”的三级财政资源统筹体系，据此以收支管理、规划和效率为切入点，提升层级政府财政资源统筹能力。

法律解释作为法学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通常被认为其争议性来自“解释”部分。如果忽视法律解释中的“法律”部分，就无法整体理解法律解释的争议性。由于法律解释通常是成文法解释的另一种称呼，因此法律解释的主要对象就是制定法，并且制定法的意义是由语言及其文义来决定的。通常认为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来自语言上的问题，然而这会摧毁制定法的意义，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法律解释的必要性，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对官员和民众提供了不同的指引，另一个是法律的连续性和权威性之间如何保持一致。由于所有类型的法律都会面对这两个问题，因此法律解释同时也会涉及判例法和习惯法。

法学方法曾被视为是法学科学性的体现，是通往法学问题唯一正解的途径。在“唯一正解”的幻象破灭之后，法学方法一度祛魅，甚至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沦为政治立场的包装。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之处，法学方法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但也绝非任意。宪法学方法同样如此。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必须直面“中国宪法”的双重特殊性：即中国的特殊性和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在于，宪法必须为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价值奠基。中国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则在于，必须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宪法整体变迁的情势，把握现行宪法的变与不变，将中国宪法变迁的内在逻辑作为理解“八二宪法”的前提或者说前结构，即以宪法变迁为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中国宪法的方法体系进行理论、知识和解释的三重建构。只有在整体宪法变迁的视野中，才可以对原旨主义方法有正确的运用，从而在具体宪法解释当中平衡原旨和变迁两个方面。

吴玉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经历了从“教育救国”的工读主义到“教育建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历史性转折，明确了“为国办学”“为民兴校”的根本主张，强调教育的社会性、生产性与阶级性，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与培养新时期新青年的战略设计。吴玉章教育思想生动诠释了教育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价值导向；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教育目的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实践与改革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新时代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创新机制、文化建设使命、文化工作要求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升华，以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中华文明历史深处，阐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所折射的独特优势；以发展的理论眼光透视中华文明，创新性阐发“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实现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方法论自觉谛听中华文明的时代脉动，明确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逻辑展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向度。

李白并非“无意属对”，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发展改造了汉魏以来的对仗艺术。他对对仗艺术的开创与经营既见于律体、也见于古体诗的创作。他在使用对仗时有意模糊了古体与近体的界限，以求达到整饬美与流动美的统一。一方面，李白以古行律，打破诗句工整性，以意脉的跳脱流动，转移了读者对偶对的关注，为律体增加了摇曳流动之态。另一方面，李白又充分吸纳了六朝至初唐的对仗手法，将之大量用于古体创作，发展了古体诗歌艺术，从而调和古、近体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抒情言志的自由。李白在诗歌对仗艺术方面的开拓，是他熔铸古今的诗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试从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说来回应西方元伦理学关于道德知识的诸多问题。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将外在的物理、事理与伦理与人内在的本性之理互相启发、映照从而获得完备的道德知识的过程。王阳明质疑朱熹合内外之理的可能性，试图从根本上合心与理为一，将获得道德知识的方法归于内求，把知识的可能性归诸天理，但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则是知行合一。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说给出了道德知识可能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确立以天理作为道德知识根基的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将道德事实和道德价值、伦理与物理打通，通过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保证道德知识的可能性。

吴玉章一生心系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吴玉章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于长期的教育实践，发展出三重定位，吴玉章在这三重定位下的思考和体会构成其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来源。在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吴玉章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为谁办社会主义教育、怎样办社会主义教育等关键问题。吴玉章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中的战略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力求建构一个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企业提升战略管理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指引，也为世界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一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于兵家思想独具特色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既逻辑严密又有助于与西方现代战略管理理论有效对接的“战略管理价值—战略管理主体—战略管理过程”框架体系以及包含人本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博弈思维在内的独树一帜的思维体系。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大模型具有涌现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扮演着广泛且重要的角色。本文全面阐释了大模型对创业过程的系统性冲击，据此提出了大模型创业范式新概念。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成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在大模型的支持下，海量创业新机会将快速涌现，不依赖于创业者的发现或创造。系统资源将依据实时需要高效编辑，进而取代即兴化资源拼凑活动。人机协同混合创业者将取代单一人类创业者，创业认知与行动能力将获得全方位增强。与传统创业范式相比，大模型创业范式更具迅捷性、数智性、低成本性与易迁移性，从根本上改变价值创造进程，将极大推动大模型经济新时代的到来。

近代中国生成的“科技与哲学”思想潜流是科技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科发展返本开新的宝贵资源。科学与哲学研究包括科学史与哲学、关于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的哲学四种维度，科技—人文—社会研究包括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新人文主义、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等。围绕三个衍生话题科技哲学问题域、科技人文学科群和科技时代共同体的思考，亦可带来一些启示。从“科技与哲学”到“科技哲学”是近代以来科学文化愈发强势和科技人文相互挑战在学术研究及学科演变上的连锁反应。面向未来的科技哲学应寻求树立“在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学科定位新坐标，弘扬与生俱来的科学人文主义特色，效仿先辈学者会通中西、直指问题、不分畛域，通过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把握时代精神，在实现学科范式创新的同时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历史有几种含义，其一是方法论上转向历史学方法，其二是研究议题上转向历史领域，其三是研究理念和取向上转向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和行为的解释，它们分别代表了学者对社会科学主流方法的反思和挑战；反映了把历史重新带入社会科学来克服社会科学研究“工具性”和“单面性”的努力；意味着通过引入时间要素和利用历史材料来重新发现历史，从而实现对社会变迁过程及其规律的完整和深刻的认知与理解。其中，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和行为的解释，有助于全面反省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建构，是社会科学研究得以走进政治和历史深处的重要路径。

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驱动力，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接受及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思想观念背景。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的演化，为外来思想观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提供了必要条件，也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态和实质内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及“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化不仅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紧密关联，而且阐释了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二者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实践意义。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反思，对于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以及在当今世界正确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2010年7月至2022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的汇率数据和全球风险指标数据，构建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人民币的避险属性，并检验人民币避险属性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在全球风险指数急剧上升的时期，人民币对英镑、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指数、除美元外G20货币指数都呈现出显著的避险属性；国家风险水平、金融开放程度、债券市场流动性和跨境资本套利是影响人民币避险属性的关键因素。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稳定适度的外汇储备、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增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等举措将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人民币的避险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