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社会价值观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共同价值观。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鲜明责任意识、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和合理念、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无私奉献的深厚情怀，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共同价值观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特质，引领人们自觉地将实现自我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相统一，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其价值内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体现，在现代化背景下，把牢价值取向，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情绪价值成为文旅IP“出圈”的底层逻辑之一，情绪价值重要性的显现受多种要素的驱动，不仅涉及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旅产业IP化转向，而且与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心理疏导存在密切联系。“一核四维”构成文旅IP情绪价值的基本要素，其中创意是核心，精神内涵、场景营造、互动体验和社交裂变是四个重要维度。情感经济是文旅IP情绪价值的现实性转化与创造，展现出真实性、共情性、关联性、持续性和媒介性等特征。打造文旅IP情绪价值的升级版，需要在内容供给、价值创造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融注更多的人文要素，强化文化深度和美学意蕴、创意创新以及人文精神等对文旅IP情绪价值构建和现实创造的支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本文阐释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基本路径。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存在着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和跃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它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念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提供了科学指引。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劳动要素的分配格局，并引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其影响范围广、程度深，远超出直接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范畴。本文从供应链视角出发，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供应商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客户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网络中存在同群效应，下游企业会学习供应商，从而推进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客户企业需要对供应商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加以甄别，即使自身不进行转型，也会受到供应商的影响。通过上述渠道，供应商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客户企业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雇佣比例和平均工资，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也扩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薪酬差距。

赫伊津哈将游戏视为自由的、真正自主的活动领域，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源地。继承了赫伊津哈游戏理论遗产的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家将蕴含着完美秩序的游戏赋予革命的精神。但有关游戏的问题应当以现实的生产条件与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数字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游戏已然与资本主义结盟，构成了“游戏资本主义”。游戏资本主义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单机游戏时代，到以活的有机形式参与进入土地耕耘的租金游戏时代，再到消费社会中必然遭遇虚假需求的以“终身免费使用”为幻象的消费游戏时代，其特性昭然若揭。游戏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集中于游戏资本主义对人们的社会资本所施展的一种交换魔法、通过人工智能这一非人化的幽灵对自由的闲暇时间的剥削以及游戏消费环节的意识形态问题。

“中央”“地方”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重要范畴，“央地关系”原理是围绕中央、地方相互关系形成的理论原理。“中央”涵盖“最高领导机关”“党中央”“中央领导机构”等概念，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地方”分为若干层级，通常不包括基层，机构设置与中央机构同中有异。“央地关系”原理主要包括：央地关系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央地关系的建构目标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相关范畴、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鲜明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特色，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学界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虽然承认宇宙由土、水、气、火四种月下元素和一种月上元素构成，却没有给出月下元素何以有且只有四种的严格论证。事实上，这部著作包含一套关于元素种类的完整证明。亚里士多德首先基于对三种单纯运动的区分确定了三种单纯物的存在，进而依据其“相反者理论”和“精简原则”将三种元素中的重元素和轻元素分别进一步区分为两类，最终确定了构成整个宇宙的五种元素。重构《论天》中关于元素种类的证明，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以及《论天》和《论生成与毁灭》的关系都大有裨益。

环境—社会—治理（ESG）评级分歧表明评级机构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同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决策。本文利用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ESG评级分歧对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评级分歧显著减少了公司商业信用供给；作用渠道是，分歧增加公司的融资约束和盈利波动，降低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进而减弱了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和意愿；该效应受到公司ESG单项属性、现金流状况和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且对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具有不对称性。本文丰富了ESG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文献，对于规范ESG评级标准、促进企业供应链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游戏资本主义是资本渗透与延伸至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资本数字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逻辑”在数字资本上演绎的产物。资本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叠加使电子游戏增强了社交和娱乐效能，为人们进行精神层面的闲暇放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在资本过度逐利本性支配下的电子游戏异化为资本增值和新型数字化剥削的实践场域，引发了虚实空间中人的生命政治异化。实际上，游戏资本主义是技术资本化后从空间和时间层面消解劳动和休闲的界限，遮蔽资本逻辑下以游戏之名实行数字化剥削的事实。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游戏资本主义中资本对技术的支配状况加以批判性探察，以共产主义逻辑引导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游戏产业赋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期在推动数智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

由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实践引发的“本色”论，尚未明确澄清“本色”具体内涵，导致“本色”具有概念不清、定义不明的模糊性特点。“以诗为词”虽然较好推动了词的地位提升，表现出宋人潜在的“尊体”意识，但是，“尊体”意识与“本色”追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也使宋词尊体模式依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以诗为词”促成宋人词体“诗化观”内部，形成由以诗作词创作手法的理论总结到以诗为标准来评价词的“雅化观”两个层次内容，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内涵。“以诗为词”既遵守法度，又变化创新的创作手法，还是对宋代文学“活法”论精神的具象化印证及其认同运用。由此，“以诗为词”在整体上推动了宋代文论新变。

家庭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作为法律概念的“家庭”是国家权力对既存的家庭伦理秩序的规范性描述。从历史视角观察，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家庭都承担着伦理秩序载体和国家治理单元两种角色。对于不同角色，国家权力在进行规范性描述时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不同角色所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亦不相同。家庭作为伦理秩序载体，其本身就是治理目的之所在，相对应的“家庭”概念应严格依据《民法典》第1045条和第1050条界定。家庭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则是实现其他治理目的的工具，相对应的“家庭”概念边界应基于治理目的之需要而灵活界定。此外，还存在第三种“家庭”概念，其意义是在家庭伦理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此种“家庭”概念边界的确定要在不同领域、不同案件中进行具体分析。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着力点。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与安全、凸显人本价值、彰显绿色转型、助力开放循环的先进生产力，由科技创新、人才支撑和制度变革共同推动形成。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在研发能力、渗透能力、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落地，亟待构建“供给能力—供给质量—供给模式”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体系，探索“禀赋跃升、配置优化、流动高效”的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模式，践行“扎根传统、助力新兴、布局未来”的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存在统一的可能性。当存在市场失灵和个体差异时,公平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效率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科学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指引的价值观。为了有效率地实现价值观决定的社会福利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分配，去除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发问”意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发问”有内在的形式结构，因构成要素的指向差异而形成社会科学的不同形态。其中，“原问题”意识是针对现实发问，关注社会难题，回应同时代人的焦虑，形成当下导向的社会科学，带来研究目的功利化与知识碎片化；“源问题”意识对历史发问，回溯历史情境条件与过程，形成历史导向的社会科学，对研究议题及其解释进行历史情境化的处理；“元问题”意识着眼人类自身无法化解的永恒难题，同时关注其历史变形、当下困扰与未来后果，催生新型社会科学。三者呈逻辑递进的关联性，而元问题导向的新型社会科学接受哲学思维的指引，可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辟新路径，为理解中国与世界文明进程的永恒难题提供持久对话机制。

万物数字化是数字时代的大趋势，数字身份成为人在实在界之外的新的存在形态。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将面临更复杂问题，这引发了一种因追求精准掌控社会而出现的治理系统对每个单元的总体性抑制。治理数字化带来的是一种各治理单元对可量化的、可比较的数据增长的追求，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这种本应存在于科层组织内部的控制蔓延到更大的范围，成为一种对社会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中，人被数字技术塑造为社会需要的“形状”，成为一块被订置的社会“积木”，而社会也变成一个由“积木”搭建成的巨型“乐高世界”。“乐高世界”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虚假的“多向度”、社会持续加速和阶层同质流动。想要逃离“乐高世界”，无法通过简单地抑制这三个特征来实现，而需要从技术的“解蔽”本质这一元规定上探索人与数字技术的共生关系，通过建立一种同时约束人与算法的共同制度原理，来打破“技术座架”对人的摆置，最终避免社会坠入“乐高世界”。

通过对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返本研究和历史考察，可以指认如下观点是做了简单化和标签化处理的，即重商主义把劳动或主体置于财富之外，而重农学派则把劳动移入了财富之中，并将其作为财富的主体本质。究其实质，重商主义并没有把财富即货币的观点作为自身的全部理论基点。相反，基于经济政策实践的考量，它把制造业和工业也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活动，所以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中蕴含着主体要素；重农学派虽然把劳动移入了财富的视野，但是因为它把土地置于财富创造的首要地位，实际地将农业劳动束缚于其中，从而很难把财富的本质完全归结于劳动，所以劳动在根本意义上只是财富的主体构成，而非其主体本质。此种澄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更新传统政治经济学史对它们的基本判断，更合理地把握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它们的完整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时代中主体存在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在行政发包制体系下基层政府面临三重治理困境，这些困境造成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回应民众多元诉求。本文立足平台型政府视角探究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的驱动机制问题，从国家—社会关系维度构建平台发包制的理论框架。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通过采用基于2 167份市民电话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验证该理论框架，发现平台发包制通过平台赋能、激励和督导的三重机制驱动着基层政府回应性提升，通过发包过程和结构的平台化实现对行政发包制的变革，做到政府平台与民意驱动融合，是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行政发包制的创新性发展。

纪法分开与纪法贯通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推动了党的纪律学产生和发展。基于目前学界研究方法单一、缺乏体系化思维和规范化思维的研究困境，应当采纳跨学科、体系化和规范化的基本研究方法。坚持跨学科研究方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引、以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为基本遵循、以法学理论为具体指南。贯彻体系化研究方法，就是要在纪律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分别实现实体程序一体研究、处分处理合并研究和执纪执法贯通研究。运用规范化研究方法，必须尊重立规原意，不得随意类推适用;妥善运用解释方法，不应机械理解法规；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能随意从严解释。

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未来十多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近年来中国潜在增速较快下滑，亟须将潜在增速提升到更高水平。既有西方宏观政策理论注重使用短期稳定政策将总需求调控至潜在增速附近，这无法解释潜在增速的过快下滑，也难以为提升潜在增速提供可行方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为提升中国潜在增速提供了新思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尝试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学理支持，更好地理顺宏观政策调控的底层逻辑。其核心在于，明确合理实施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逻辑顺序和实现路径，通过将三大类政策“合一”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效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依靠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任务，作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部署。这一部署，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凸显了坚持正确方向的历史逻辑；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体现了改革引领作用的理论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遵循着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