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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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杨光斌
    2012, 26(6): 1-1.
    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无疑是值得追求的。“民主”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但是,“民主”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背后是一套知识体系。当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民主”的时候,就忙于用混乱不堪的“知识”进行“解释”并企图改造让人失望的现实,而很多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并没有实现人们当初的良好愿望——“让一切变得更美好”!在中国思想界,关于民主的“知识”混乱程度让人忧心忡忡。比如,提及民主,人们首先会想到公民社会,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充分条件”、“必要条件”、“重要条件”,等等,把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当做金科玉律。殊不知,托克维尔笔下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其“民情说”,民情不一样,公民社会的性质也就不一样,这是本体论性质的根本问题;“公民社会”的性质不一样,与民主的关系就可能南辕北辙。历史上发达的“公民社会”如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导致法西斯主义政权,现实中发达的“公民社会”如印度则导致无效治理,而一些国家发达的“公民社会”如海地甚至是“失败国家”。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有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而有的公民社会则导致无效的民主和无效的治理。这就是民主的基本“知识”。本着对民主的基本“知识”的关怀,我们“回到历史”(现实也是“历史取向”的一部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所接受的作为流行性观念的民主的“知识”如熊彼特的“选举式民主”,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物。以追求自然科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社会科学受到各家各派(如语言“意指”功能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回到事情本身”的胡塞尔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等)的强烈批评,而这些不同流派的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就是历史取向。只有在历史脉络中,作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个知识、概念的“民主”,才能被正本清源。基于此,我们组织了三篇具有历史取向但怀抱现实意愿的研究民主的论文。杨光斌教授在《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理论建构、历史比较与政策选择》一文中,根据对大国历史和经典民主“文本”的研读与理解,提出“分权民主”,认为分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各种民主形式之间存在不可颠倒的词典式次序的关系:宪政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种分权的民主化进程,中国民主的近期出路在于法治和分权。张纯厚教授在《民主的原则、运行机制和内在张力》一文中指出,民主的三项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有序,而从古代到今天、从一国到多国、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民主实现过程都体现了普遍性与历史性的张力、原则与利益的冲突。与“分权民主”相呼应,长期专门对民主政治做定量研究的马德勇副教授和王正绪教授在《民主发展、合法性与治理绩效——对五类乡镇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基于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作为基层民主形式的乡镇民主,对于提高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有着直接的正向关系,该文对民主与治理绩效的复杂关系的讨论值得深思。中国政治学界需要静下心来更深入地研读人类制度变迁的基本进程和历史细节,从而对民主的“知识”掌握得更丰富、更扎实,在慎思中行动。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杨光斌
    2012, 26(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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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针对政治中的问题谈民主,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实质性进步。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垄断资源而产生的腐败、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暴戾之气,为此我们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民主之道。分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式。法治民主、分权民主和选举民主之间存在“词典式序列关系”,即前两种民主形式是基础性民主,分别是第一、二顺位的;选举民主等是上层性民主,是第三顺位的。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有关国家制度变迁过程实现民主呈现一种“词典式序列”的历史轨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路在于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
  • 学术前沿
    张纯厚
    2012, 26(6):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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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可以定义为表现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制度。平等、自由和有序运行是民主的三大原则。民主的运行机制是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博弈的过程,在现实政治中,表现为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政治斗争。自古希腊以来的平等与自由关系失衡导致民主政治失败。在当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中,平等和自由在法制条件下动态交织。民主具有普遍性、具体性、历史性、民族性和国际性。
  • 学术前沿
    马得勇1, 王正绪2
    2012, 26(6):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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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国5类乡镇制度创新模式的政治效果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10个省(市)的24个乡镇的2 600多份村民问卷的分析,从村民视角来看,有4类制度创新模式在提高乡镇政府服务水平、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有的模式甚至低于无创新乡镇;而“公推直选”模式在这些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乡镇基层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在参与和竞争两方面均衡发展。
  • 专题研究
  • 专题研究
    孟捷1, 向悦文2
    2012, 26(6):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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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诸多基本理论中,竞争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又是没有充分展开和完成的,他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竞争的影响,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竞争体制的特点。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了各种中间层次的制度形式对于竞争的影响。
  • 专题研究
    高峰
    2012, 26(6):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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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与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分析》一文涉及竞争体制这个过去国内研究不多的重要学术问题,对竞争理论的深入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推进。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如竞争与资本本性的关系,竞争一般概念的含义,以及如何概括新自由主义时代竞争体制的特征等。
  • 政治哲学
  • 政治哲学
    彭永捷
    2012, 26(6): 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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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政治语汇中,相当于“正义”一词的是“中”。对“中”的考察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正义思想的一条进路。“中”是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宏观方法论,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受到高度重视,甚至是政权交接时一再作为政治遗嘱传授和告诫的治国要领。儒家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秉承了“中”的指导思想。儒家以维护周礼来维护“分配正义”,并从周礼中提炼出“仁”的精神,贯彻到解决“校正正义”的君民关系中,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民本思想,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正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思想。
  • 政治哲学
    何包钢, 王慧
    2012, 26(6):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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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协商民主来说,如何在较大的社会中实现“在场讨论”是一个重要问题。著名政治理论家罗伯特·E·古丁提出了“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作为对“公共讨论”的补充,以解决在较大社会中“在场讨论”难以深入的问题。基于澳大利亚一个公民陪审团的案例,古丁得出了协商始于“内部反思”的结论,其依据是相对于讨论阶段而言,在信息阶段偏好转变得更多。因此,古丁建议增加反思的时间,通过“想象在场”适当减少“在场讨论”。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是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心学”,对于中国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具有积极意义。
  • 政治学
  • 政治学
    乔瑞金, 李瑞艳
    2012, 26(6): 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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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森在对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具体的类型学”的权力阐释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下分析了英国独特的“三角地形学”的权力结构模式。安德森在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说明中,揭示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整体主义的解释,即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主导,政治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类型学”的权力思想既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和意识,也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中超越了结构主义,从而使对权力的解释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中。
  • 政治学
    胡百精
    2012, 26(6):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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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公共传播在克服社会危机、实现社会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转型与危机语境下现代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观念和路径。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美国社会通过公共讨论形成了以改革和进步为核心议程的信息共同体,进而通过对话和协商着力构建公平、互惠的利益共同体,重塑指向美好心灵、公共良知和终极追求的价值共同体。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建设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认同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 文学
  • 文学
    马元龙
    2012, 26(6):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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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华是什么意思?提及这个问题,人们一般立即就会想到弗洛伊德的定义:性冲动的对象偏离了性目标而转向新的对象。但这就是升华的定论了吗?拉康虽然一直声称精神分析的关键就在于回到弗洛伊德,但他对升华所做的解释却迥异于弗洛伊德。拉康为我们提出的升华定义是:升华就是把一个对象提高到具有物的尊严的高度。
  • 文学
    张洁宇
    2012, 26(6):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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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重评‘京派’”,意在打破京派与海派对比研究的传统思路与方法,强调历史纵贯的角度,考察京派的形成及其与“五四”传统的内在联系,尤其肯定其在革命时代中继承与发展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传统的特殊意义。通过对京派的思想主张与文学创作两方面的考察认为:京派是以文学的方式间接参与思想界论争。他们的出现,既体现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又体现了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五四”传统的继承、调整与发展。京派作为“五四”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与“革命文学”潮流一同分享了“五四”思想资源,同时更为“五四”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衍生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文学
    杜荣
    2012, 26(6):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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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儿童文学经典名著格林童话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历程也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在晚清“西学东渐”至20世纪初期这一时间段中,格林童话的早期汉译对中国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建立具有历史促进作用,充分体现其丰富的民俗学和教育学价值,格林兄弟的童话收集工作对中国作家的童话收集和创作活动具有启发意义,格林童话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渊源。
  • 历史
  • 历史
    杨念群
    2012, 26(6): 1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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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的新史学主流强调科学地无限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忽略对历史进行宏观或规律性的解释,以至于形成了史料即是史学的极端主张。传统史家则坚持史学应该传承文化精神,洞悉“世变”走向与实施道德评判。新史学另有一支发展为后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本文不拟分别概述比较三者的异同优劣,而是对其方法论的演变做一贯通式的考察,并对史学研究是否要坚持道德判断、局部研究与整体历史观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史学如何步入后新史学时代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 历史
    刘凤云
    2012, 26(6): 1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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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享有国家俸米者除贵族、官僚外,便是八旗旗人。但八旗俸米“常令充赢”,在城市化过程中,旗人往往需要以多余的俸米兑换生活必需的银两。于是,一些买卖俸米的商人应运而生,旗人与商人之间因俸米形成了经济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旗人向商人预支银两、寅吃卯粮,逐渐演变成债权与债务的关系。八旗乃清朝之根本,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对贫困旗人进行救助,但以八旗不农不工不商的限定,在保障国家兵制与国力的同时,也使旗人陷入身份的制约,而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无疑是加速旗人特别是下层旗人贫困化的催化剂。
  • 国学
  • 国学
    向世陵
    2012, 26(6): 12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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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先秦儒学到宋代理学,由备物尽心而走向尽物大心,心性小大的问题受到关注。合性与知觉而来之心,如何能不受见闻的束缚而弘道尽性?心大性小、心小性大都不是理学家所要的选择。心性小大不局限于心性自身,也关联着太虚和天道,关键在心体的主观性切合于性体的客观性,根本的要求是大心尽性,沟通天人,实现心性的一致。
  • 国学
    熊剑平1, 黄朴民2
    2012, 26(6): 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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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文《见吴王》和《史记·孙子列传》之间,既存在一定共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学术界有学者只看到二者之间的共性,而将前者当成后者的母本,或是认为司马迁曾看到过竹简材料,其实都值得商榷。银雀山竹简文献和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原材料应该是各有出处,可以形成互证。由此出发,我们似有必要对银雀山竹简材料的史料价值进行一番重估,同时也应加大对这批竹简文献的研究力度。
  •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七十五周年
  •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七十五周年
    吴惠凡
    2012, 26(6): 1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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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在命名组建之初,坚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材编写、制度建设以及办学理念等方面,始终顺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科研机制,成为全国其他文科高等院校学习的模板,担当了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工作母机”的角色,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著贡献。
  •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七十五周年
    刘向兵
    2012, 26(6): 14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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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的第一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吴玉章在任期间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同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坚持教学与实际相结合,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坚持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致力于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坚持向工农干部开门办学,致力于为工农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
  • 学术动态
  • 学术动态
    李淑英
    2012, 26(6): 152-153.
    2012年9月8~9日,由《学术月刊》杂志社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正义问题”、“跨学科视野中的正义理论”、“正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正义问题近年来,随着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正义问题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借鉴各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作出回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集体“失语”,以至于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回应这一问题。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使命是指导社会实践,不能在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正义问题上“失语”,更不能被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所左右,而应该深入挖掘和重新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所蕴涵的正义观念,建构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认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不同于剥削是不正义的正义观念,即由非选择的偶然因素导致的实际所得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这一观念有助于理解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即不同的身份等级、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天赋,从而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之不正义提供一种新的论证。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的立论前提——对“永恒私有制”的解构,只有超越了私有制和市民社会这个立脚点,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才能真正理解人、人类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正义。因此,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一种以超越性理想为旨趣的正义理论。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在从思想史的维度梳理了从马克思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后指出,马克思在思想求索中并没有否定正义观念,而是将其内化为改变世界之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哲学指引。作为至高的价值悬设,马克思追求的正义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旨归,将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融为一体,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蕴。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这一特质对于中国的正义之思具有独特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论述中包含着对社会正义的深刻理解。他们关于人的彻底解放的主张体现着对实现真正的、目的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深切关注,他们提出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内在地包含着平等对待所有的人的价值取向。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正义实现程度的最终标准。上饶师范学院詹世友教授认为,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既有对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法律正义、分配正义和交易正义的考量,又有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完善论社会正义的最高标准。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正义不仅仅是所谓社会基本善的分配尺度,其本质上更是使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认为,在马克思的文本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正义概念:(1)把正义问题限定在既存的生产方式之内,强调只要是符合价值规律的就是正义的;(2)以重建个人所有制、按需分配和人的自由或自我实现为规范性原则的正义概念,这种正义具有一种跨越历史的一般性价值;(3)以一种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来判定该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其中第三种正义概念可以起到沟通另外两种正义概念的桥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研究员和华南师范大学林进平教授分别阐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霍耐特、布坎南等对正义问题的理解。(二)跨学科视野中的正义理论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来自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畅所欲言,进行了跨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对话,不仅丰富并加深了学术界对正义问题的认识,而且对于推动我国的跨学科研究也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系统地阐述了哈耶克的正义理论。他指出,哈耶克的正义观乃是一种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正义观。在哈耶克看来,人们不可能在拥有市场经济的同时又以一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分配财富。“社会正义”这个观念在自由市场秩序内部毫无意义,其实际上是对人们一直称之为“道德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替代,也是导致构成正当行为规则之基础的个人责任这种道德意识普遍沦丧的主要原因之一。吉林大学姚大志教授在分析了诉诸正义的合法性和诉诸民主的合法性后指出,这两种理论虽然都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也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或局限性,它们最多能够为政府提供“程序的合法性”,只有善治才能为政府提供“实质的合法性”。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依据普世价值建立正义社会的乌托邦理论,其中存在着三个悖论,即正义与功利的悖论、无知之幕悖论和平等原则悖论。复旦大学高国希教授主要从制度和观念两个层面探讨了正义问题,强调了正义观念的具体性、历史性、现代性和公共性,分析了正义制度的内在权威和外在权威,揭示了正义制度与公民品德之间的互动关系。山东大学姜涌教授认为,正义观念存在着多样性和多义性,分配正义是有条件的,受制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相应的生产方式,需要予以规范和限制。(三)正义理论与当代中国针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正义问题,与会者们运用正义理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我们应当自觉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种倾向:反对把对公正的价值追求变成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虚构;反对只是通过分配公平来消除不公平现象;反对停留于满足形式上的公平。复旦大学韦森教授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不能完全归之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政府深陷于市场中,不但掌控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直接参与、干预和操控市场运行的现行制度安排有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指出,关于正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之思,必须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的差异化现实,深刻反思传统的基于抽象规范理性和单一制度框架诉求的话语及批判范式,自觉遵循“民众幸福最大化的逻辑”,努力冲破“资本意志逻辑”和“既得权力意志逻辑”。华中师范大学林剑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以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的力量,还需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力量。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强调,正义问题的实质是制度正义,只有反思制度的正义性,才能触及正义问题的根源。当前,我国的制度正义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次一层级的制度改革与创新问题,集中于制度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苏州大学陈忠教授强调,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型社会语境下,正义观念正日益呈现出世俗和微观的底蕴,我们应该以世俗和微观为基点思考正义问题,从宏观正义、神圣正义走向微观正义、世俗正义。同济大学郭强教授在讨论了社会速度何以可能之后,运用马克思和韦伯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社会速度的正义与不义,认为越来越快的社会速度将使人类陷于一种悲惨的命运,因而其前景是非正义的。总而言之,与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正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推进了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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