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无疑是值得追求的。“民主”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但是，“民主”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背后是一套知识体系。当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民主”的时候，就忙于用混乱不堪的“知识”进行“解释”并企图改造让人失望的现实，而很多实行了民主的国家并没有实现人们当初的良好愿望——“让一切变得更美好”！在中国思想界，关于民主的“知识”混乱程度让人忧心忡忡。比如，提及民主，人们首先会想到公民社会，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充分条件”、“必要条件”、“重要条件”，等等，把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当做金科玉律。殊不知，托克维尔笔下的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其“民情说”，民情不一样，公民社会的性质也就不一样，这是本体论性质的根本问题；“公民社会”的性质不一样，与民主的关系就可能南辕北辙。历史上发达的“公民社会”如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导致法西斯主义政权，现实中发达的“公民社会”如印度则导致无效治理，而一些国家发达的“公民社会”如海地甚至是“失败国家”。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有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而有的公民社会则导致无效的民主和无效的治理。这就是民主的基本“知识”。本着对民主的基本“知识”的关怀，我们“回到历史”（现实也是“历史取向”的一部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所接受的作为流行性观念的民主的“知识”如熊彼特的“选举式民主”，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物。以追求自然科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社会科学受到各家各派（如语言“意指”功能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回到事情本身”的胡塞尔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等）的强烈批评，而这些不同流派的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就是历史取向。只有在历史脉络中，作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个知识、概念的“民主”，才能被正本清源。基于此，我们组织了三篇具有历史取向但怀抱现实意愿的研究民主的论文。杨光斌教授在《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理论建构、历史比较与政策选择》一文中，根据对大国历史和经典民主“文本”的研读与理解，提出“分权民主”，认为分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各种民主形式之间存在不可颠倒的词典式次序的关系：宪政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种分权的民主化进程，中国民主的近期出路在于法治和分权。张纯厚教授在《民主的原则、运行机制和内在张力》一文中指出，民主的三项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有序，而从古代到今天、从一国到多国、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民主实现过程都体现了普遍性与历史性的张力、原则与利益的冲突。与“分权民主”相呼应，长期专门对民主政治做定量研究的马德勇副教授和王正绪教授在《民主发展、合法性与治理绩效——对五类乡镇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基于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作为基层民主形式的乡镇民主，对于提高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有着直接的正向关系，该文对民主与治理绩效的复杂关系的讨论值得深思。中国政治学界需要静下心来更深入地研读人类制度变迁的基本进程和历史细节，从而对民主的“知识”掌握得更丰富、更扎实，在慎思中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