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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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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 罗安宪
    2017, 3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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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说常常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而“外王”之道即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倡导以天下的胸怀观国,以家国的情怀处理天下事务。由家,而国、而天下,这是视域的扩展;由天下,而国、而家,这是事项的落实。家国天下的基础无疑是家。《礼记·礼运》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义之十个方面,其中八个涉及家庭。有家才有国,有国方可言及天下。儒家的家国情怀如何?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如何?围绕这一主题,本栏目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家、国,以及家国一体、天下一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阐发。
    洪元植教授的《“家的发见”与儒学中“家”的特殊性》一文,认为儒学对“家”在两个方面持有特殊的观点:一方面,儒学没有把“家”只局限于血缘关系,而是积极地将之与非血缘的“国”相联结;另一方面,没有把血缘关系仅止于父母和子女,而是积极向上、向下溯及。前者可以表述为家的“空间的扩大”,“国”被视为扩大的“家”,进而血缘的“孝”与非血缘的“忠”也联结起来。后者可以表述为家的“时间的扩大”,强调尽孝不止于父母,而是根据血缘溯及过世的祖上,通过“家”永远地记忆自身的血缘之根,而此就是祭祀,是对过世祖上的礼仪化的记忆。从“时间的扩大”和“空间的扩大”来揭示儒家关于“家”的深意,既使家与国联成一体,成为“家国”、“国家”,又与祭祀联结起来,与中国人的宗教情怀联系起来。以家的眼光观国、观天下,就是“天下一家”观。
    向世陵教授的《儒家视域中的“天下一家”观》一文,认为“天下一家”观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类社会在“大道既隐”之后,形成的是“天下为家”而非“天下一家”,从先秦到汉唐,天下一家虽然可以从伦理关爱的角度去考量,但终究缺乏一种必然性的效力。宋代理学产生,天下一家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而下的道德劝善,开始具有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此即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的“理一分殊”、陆九渊的“心同理同”、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天下一家”观是中国古代国家观的重要理念,是中国古人对于家与国、国与国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今国际交往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得到大力宣扬。
    潘小慧教授的《荀学视域中的“天下”和“国(家)”》一文,具体探究了荀子视域中的家国天下。在荀子看来,土地、人民、道和法是国家的根本。但荀子认为,其中最要紧者,是君子,君子是道、法的决定因素。良法虽然重要,但有待君子来推行;国家虽然待道法而治,然而道法待君子而举。所以,荀子的政治哲学仍是原始儒家以人为核心的思维。君子以及君子人格的培育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政治领域亦须大力倡导君子之德。这就是儒家虽然不否定法治,但更强调德治的根本原因。
    罗安宪教授的《论中国文化学意义上的“家”》一文,从发生学、文化学方面探讨了“家”的缘起、家的根本。“家”首先指向的是房屋,但重要的不是房屋,是人,有人才有家;有父、有母、有子女,才是一个家。父母所居之所被称为庭,所以家也被称为家庭。中国古人非常看重家,中国古代伦理规范大多是讲家庭伦理规范,由此可见家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的地位。家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感情色彩的概念。家既是人生活的场所,也是人成长的场所;既是人情感的寓所,也是人精神的寓所。在现代社会,涉及家的问题更为复杂,有必要重新审视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洪元植
    2017, 3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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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东西方其他哲学不同,儒学尤其关注“家”,以“家”为中心展开,可称为“家的发见”。儒学在对“家”的认识中体现的哲学特性是,将血缘集团的“家”与非血缘集团的“国”积极地联结起来,从空间上加以扩大,不仅仅止于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而是从时间上扩展到久远的祖上。从孔孟原始儒学开始,一直到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这种特性一以贯之地得以体现。对“家”的“空间的扩大”创造了儒学独特的政治思想,对“家”的“时间的扩展”在儒教社会发挥了宗教的功能。
  • 学术前沿
    向世陵
    2017, 31(3):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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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一家”观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但社会的现实在“大道既隐”后形成的是“天下为家”之为“各家”而非“一家”,并以仁义的教化引导和礼制的作用来保障此天下的稳定。要突破各自小家而走向天下一体的“大家”,不但需要道德的劝善和关爱,更需要形而上的理论支撑,即当从一气、一理或一心出发去看天下。天下一家不仅是情感和德性的调适舒展,也是为引向王道政治的贯彻和圆满。以顺天孝父和爱赤子为中心的关爱伦理,被补充进按才分工、各尽所能和各得其所的社会公正的内容。“一家”不止体现在上之视下,也体现在下之视上。天下一家的“家天下”观,是立于宇宙视野和生生流行的人道关爱基础而提供的治天下的良策,至今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 学术前沿
    潘小慧
    2017, 31(3):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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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和国家是荀子政治哲学关注的场域,天下的统一、天下和国家的治理,则是其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荀子从“大具—小具”“大人—小人”“大道—小道”“大力—小力”的对比谈二者之差异;将人分成六个等级,以为第一等人天子取天下、第二等人诸侯取国家;又用“爱”和“利”两个概念来阐释三种不同的用心,以为爱而不用者取天下、爱而后用者保国家。至于治理天下国家,荀子主张以“道”作为依归;政治哲学场上的第一主角,即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天子”,有时也称“圣人”“王”“君”,而“圣人”之为“王”,其实就是“圣王”。荀子的政治哲学,仍是本于原始儒家以人为核心的思维,君之为有德者的德治理念,仍是王道。
  • 学术前沿
    罗安宪
    2017, 31(3):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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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首先是个房子,但重要的不是房子,是人,有人才有家;有父、有母、有子女,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家有家规,中国传统家庭规矩讲究“长幼有序”“亲疏有别”,讲究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中国传统伦理规范大多是有关家庭伦理的,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最注重和强调家。家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感情色彩、多种感情成分的概念,“家”以血亲为纽带,但血亲亦只是形式,重点却是家庭成员间的真感情。
  • 哲学
  • 哲学
    林进平
    2017, 31(3):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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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忠桥先生认为马克思的正义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互不相干的论断,不论是在立论的文本依据,还是在论证上都难以成立。马克思的正义观充分地体现在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所做的剖析与批判之中。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存在着一致性,透过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
  • 哲学
    刘敬鲁
    2017, 31(3):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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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成员、社会目的、社会劳动是任何社会过程都不可缺少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利益的分配必定会提出不同的尺度要求,在现代性质的国家条件下,就是均等尺度要求、共享尺度要求和应得尺度要求。这三个尺度是现代社会在建构分配标准时所必须考虑的三个要素,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分配内容指向及功能,它们的实施将形成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一般运动过程。分配正义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上述三个要素尺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地成为或决定分配正义的标准;只有从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出发,正确建构上述三个要素尺度的功能、地位以及各自所适用的经济社会利益的种类和程度,使它们形成合理的结构关系整体,才能够形成分配正义的完整标准。
  • 哲学
    张旭
    2017, 31(3):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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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最重要的哲学创见之一就是提出了“存在论差异”,然而,学界对海德格尔的这一重要学说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为了澄清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思想的起源、基本含义与发展脉络,需要从“存在现象”的现象学分析视角入手,全面考察这一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表现形式,分析它在何种意义上深刻批判了传统的本体论,阐明这一学说如何导致海德格尔中期的思想转折,最后又在其晚期思想中自我消解于更大的存在史视野中。
  • 经济学
  • 经济学
    谢富胜,陈瑞琳
    2017, 31(3): 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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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最低工资制度确立以来,经济学界围绕其经济效应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依据不同假设建立的理论模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经验结果也随着微观数据库的完善和计量方法的发展而存在差异。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底层劳动者的收入,我们在劳动榨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最低工资收入效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基于2003—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采用无条件分位回归方法进行的经验分析发现,中国最低工资的不断调整显著地提高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和女性从最低工资的提高中获益更多。
  • 经济学
    顾海兵,张敏
    2017, 31(3):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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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可以分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内在动力是指市场和产业等经济层面的拉动力;外在动力是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政策体制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推进力。两种动力因素互相影响、形成合力,其主次地位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会发生转换。基于一体化动力因素的分析,可以构建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力和外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将二者综合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度,进一步计算其环比指数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该指数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动态变化走势。运用该指标体系分析长三角城市群2010年至2015年的一体化程度,发现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指数呈现倒U型走势。其中,市场融合和产业分工等内力因素发展较为成熟,但增长基本停滞;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政策体制等外力水平较低,但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
  • 管理学
  • 管理学
    周文霞1,辛迅2
    2017, 31(3):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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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三轮时隔一年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了294名企业员工的有效样本,考察了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个体职业生涯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组织工具性的中介作用以及无边界意识的调节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组织工具性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以发展组织内部职业生涯为目标的个体职业生涯管理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工具性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以发展组织外部职业生涯为目标的个体职业生涯管理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无边界意识正向调节了组织工具性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以发展组织内部职业生涯为目标的职业生涯管理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了组织工具性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以发展组织外部职业生涯为目标的个体职业生涯管理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 政治学
  • 政治学
    林红
    2017, 31(3):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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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前文明时代朴素的天道观,是一种上古先人理解“天命靡常”和处理天人关系的政治经验。君权政治开启之后,民本思想完成了从天意政治向民意政治的重要转变,被用于解释君权的合法性来源,并为君权政治提供思想指导。民本思想一方面是君权政治借助儒家学说之力获得的最具道德意义的统治工具,成为社稷安泰的利器;另一方面,它又是儒家官学借以“软化”、“驯化”专制统治的思想载体,儒家坚持入世论政,试图以德治、仁政等民本智慧打造开明专制。建立在这种历史逻辑之上的民本思想在现代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民本开不出民主”与“民本就是民主”的争论中,民本思想为现代政治留下了“人民即是最大的政治”的历史启示。
  • 政治学
    李丹
    2017, 31(3): 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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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动力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疲软,贸易萎缩,保护主义抬头;一体化政策受阻,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严重,右翼势力上升;全球化旗手易帜,特朗普当选后全球化意愿减退,美国实力下降导致领导力弱化。去全球化现象的根源来自全球化本身:全球化症结在于贫富分化,全球化失速缘于动力转换,全球化乱象是由于体制失效,全球化反复是历史常态。在全球化去留的十字路口,我国正在积极作为,中国力量成为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中国担当发出捍卫全球化的明确信号,中国方案阐述全球治理的清晰路径,“一带一路”预示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图景。
  • 社会学
  • 社会学
    李强,戈艳霞
    2017, 31(3):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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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的对比研究发现,我国中产阶层发展明显滞后。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欧美一些发达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而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当时已经明显处于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但我国目前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还明显偏低。造成我国中产阶层发展滞后的原因包括: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居民家庭收入占比偏低、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等等。应构建公平的财富增长环境,企业和政府适当让利给居民,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短期内可针对重点人群制定并实施收入增长计划和中产职业计划,以期提高中产阶层的规模和比例。同时,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促进社会底层向上流动。
  • 社会学
    郝君富1,李心愉2
    2017, 31(3): 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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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收入是老龄人口的基本收入来源,但女性老龄人口养老金的覆盖面和受益水平均低于男性。养老金受益存在明显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性别差距、性别工资差距、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距、法定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距、人口寿命的性别差距。有失公平的养老金制度设计不仅无法缩小源于就业市场条件的性别不平等,还将加剧养老金受益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基于性别公平目标优化养老金体系的制度设计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缴费型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推行法定退休年龄的性别均等化,采用单一生命表精算假设,向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女性提供养老金缴费减免,建立派生养老金制度,建立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
  • 史学
  • 史学
    曹斌
    2017, 31(3): 12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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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时段动态文化过程的视角考察,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器用制度、礼制文化、日常生活秩序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批居址和墓地兴起、另一批则衰落,考古学文化也从多样、面貌复杂转变为以周文化为主导。这种变化显然已属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整个国家等级化、秩序化,国家政体也随之从贵族集团掌控转变为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在考察社会历史动态变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宏观的框架,提出西周国家转型的命题。
  • 史学
    高原,仝志辉
    2017, 31(3): 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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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无为县是长江下游典型的余粮输出区。该县粮食生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原始档案材料显示,与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相伴随的是该区域水稻总产和单产的提升而不是下降。土地改革重新配置要素对农业经济的正面作用超过了其对部分经营主体的冲击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土地改革之后的互助合作,在传统农业经济的范围内继续改善农民的经营状况,却无法为农业带来要素现代化的变革。与当时稻作农业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较,无为县能够长期输出余粮并非是因为具有较高的农业技术水平,而是有赖于当地农民较低的消费水平。这一个案为深入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压力下农业政策的变动方向与所受到的约束,以及50年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动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视角和知识准备。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王伯鲁
    2017, 31(3): 14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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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格式,社会生活的技术建构与运行是现代社会演进的重要趋势。管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都从各自视角切入了社会技术化问题,且不同程度地描述或揭示了许多社会领域或层面的技术化现象。社会技术化的长过程、多层次、潜在性、动态性、整体性、复杂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资源,系统、综合地探究它的过程、形态、机制及其效应等问题。
  • 新书评介
  • 新书评介
    李敏
    2017, 31(3):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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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罗宗强先生开创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迄今已有近四十年历史,其研究特色是“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放在一起研究”。通过罗宗强先生及其弟子们的努力,目前已经完成《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等重要著作,并建立起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整套学科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得到学术界公认。
    值得关注的是,徐正英教授的论文集《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以出土文献为起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从文学思想的角度阐释先唐文献,显示出构建学术空间的自觉意识,填补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序列中先唐文学思想研究的空白,对于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以出土文献为起点》这部论文集涉及的古文献颇为广泛:从出土文献、佚文献到传世文献,从琐碎的甲骨刻辞到成篇的文学文本,但作者关注的重心不是考证文献和语言本体阐释,而是努力挖掘文献背后先前常被人忽略的文学思想。
    其一,作者在出土文献研究中找到学术突破点:从甲骨文中找出文学思想因素、从青铜器铭文中总结出文章赞颂美德、记彰功烈、宣扬孝道的社会功能。
    如《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一文,作者没有对甲骨文作文字学、历史学研究,而是从中寻找到了尚文意识、文体雏形、写作意识:从包含有伐、舞、奏、文、美等字的刻辞中归纳出尚文意识;从考察甲骨文中具有的占体、谱体、表体、令(命)体、册体、祝体、诰体、典体等,将文体形成史上推到殷商时代;从甲骨刻辞的炼字、造句、谋篇例证中发现商朝人的写作意识。《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一文没有去关心铜器分期断代问题,而是从重复出现的青铜器铭文词句里,发现了成熟的文学功能观念。上博简《孔子诗论》本身是文论文献,作者用8篇论文作了重点分析,在与《诗经》文本及历代解读《诗经》文本言论的对读中揭示出其诗学思想价值。
    其二,注重研究佚文献等边沿文献的文学思想,从零碎的佚文里,找出有关文艺内外规律的见解。
    佚文献的辑录在清代中后期就形成规模,但利用佚文献研究文学思想的论著却很少,把佚文献独立出来,专门研究其文学思想的论著则还没有。作者将《先秦文论佚文考辑》《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等具有文学理论色彩的20则佚文汇集在一起,探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是一种新发现。《先秦文论佚文考辑》从众多的佚文献中,辑录出来可用的20条文论佚文,发现了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法家“文学本质论”、名家“以类相动论”等。《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利用所辑20则先秦文论佚文,指出先秦诸子在思想领域追求百家争鸣,在创作领域追求百花齐放,但在言辞问题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追求:慎用语言,重质轻文,尚实崇信,修饰规范化。由于所用的材料是从大量的佚文中花工夫考辨辑录出来的,论文给人全新的印象,论据特别扎实,结论尤为可信。这些观点更新了学术界对先秦文学思想的认识,给大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其三,在丰富的传世文献中,作者着重讨论文学理论命题。
    《从〈原道〉篇看刘勰的文学起源理论》揭示出“道”字的三种用法,三重内涵,阐述了古代文学起源论的经典命题,指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打通了老庄的自然之道和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适应了南朝社会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需要。《“诗言志”复议》多方考证“志”字,厘清“志”的主要内涵是政治抱负、道德修养,作者不同意《毛诗正义》“情志一也”的说法,把“诗言志”的原始含义与“缘情说”区分开来,恢复了其真实的理论价值;《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和《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观照》两文,总结了自古及今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成果,以发愤著书说、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立言扬名思想、爱奇审美趣味建立了司马迁关于文学创作、文学价值的理论体系;《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一文引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读魏晋士人对于生命价值与生死大事的看法,找到文学反映论的核心层次在于觉醒的生命意识。
    《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以出土文献为起点》这部论文集注意文献材料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系统性,运用二重证据法在完善已有文本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承继了陈寅恪先生“新材料与新问题”研究之学术潮流。
    首先,作者注重运用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双重实证,评论与作品对读的研究方法,历代研究成果排列比较的鉴别方式,消弭学界纷争或者提出新观点。
    《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一文纠正了刘勰、颜之推、萧统、宋濂、章学诚、方苞等人关于各类文体皆源于五经观点的偏颇以及《文心雕龙》对多种文体起源的误断。《“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一文借助二重证据法确认孔子所斥“郑声淫”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的一组文章,把孔子的评论与诗篇文本进行对照分析,同时又与传世文献中历代相关评论对照分析,以验证批评的得失,揭示批评的独有价值及特征,注意到了孔子评诗“明显打上了春秋时期重借题发挥,重视实用的解《诗》特点”。
    《先秦至唐代比兴说述论》一文,排比《周礼·大师》、《诗经》毛传郑笺孔疏、《楚辞》王逸章句、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比兴》、钟嵘《诗品序》以及陈子昂、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对比兴的看法,指出“比兴说”在唐代以前只是对修辞手法的诠释,而唐朝人始将其升华为一种创作理论、一种文学主张,赋予它深厚的内涵。《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透视》《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观照》两文,内容从汉代一直打通到当下,依据肯定和否定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两条主线,逐一精细解读历代的评论文献,揭示数以百计评论者言论的特点和是非功过,理清两千年来的评论线索、发展走向,进而寻找出未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空白点和基点,总结反思历代研究中暴露出的普遍性问题,从方法论高度为未来的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指出路径。《〈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一文把当代学者研究的贡献之争放到整个《公莫舞》研究史中来评价,对古代沈约、智匠,今人陆侃如、冯沅君、逯钦立、杨公骥、白平、赵逵夫、叶桂桐、姚小鸥等论说《公莫舞》的意见逐一进行归纳提炼,揭示《公莫舞》研究已达到的水平和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指出《公莫舞》文本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较大分歧,进一步提出了在现有基础上强化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及文物结合,文学史家、文字学家、戏曲史家、绘画史家、考古学家、民俗史家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当是行之有效的。
    其次,作者在辑佚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双重比较论证中,也多有新发现。如《先秦文论佚文考辑》与《先秦佚文中的文艺思想》利用所辑20则先秦文论佚文,发掘出了传世文献中所不存在的法家“文学本质”理论、名家文学“以类相动”理论、先秦诸子言辞观的趋同性等等,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当然,此书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分期分类研究虽然贯穿整部论文集,但具体到一些论文中,或对于分期不甚措意,或对分类没有穷尽,感觉还有续论的必要。比如《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一文,尚未说清楚“殷礼二分”、新派与旧派的尚文意识有无区别?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之文体观是否一致?等等。再如《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一文,在总论其文学功能观之外,也还可以分论军功集团、史官集团等不同社会群体文学功能观的差异。这些内容都是可以进一步辨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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