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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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河西“市”的繁荣为织品贸易提供了便利。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
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这主要是因为其内容可大大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缺憾。但是，学界很少考虑出土文献的性质：即以出土文献作为随葬品的用意所在。秦汉之际，今湖北江陵地区发掘的墓葬中，以律令为随葬品的现象不止一次地被发现。它们能否被称为“明器”，从“名”与“实”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均可存疑。结合楚地的丧葬习俗及众多的考古发现，我们充分留意到随葬器物的空间布局，并尝试探寻“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重申并拓展冨谷至提出的假说，认为以律令文献为随葬品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
我们对当今中国公平正义问题的考察，总是习惯于将西方以稳态的现代社会为基准而建构的正义理论作为参照。这种考察方式没有充分考虑转型社会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特殊性。合理的伦理论辩不仅要考察支撑正义原则的社会条件，而且要考察正义原则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仅仅对正义原则进行道德论辩。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根源于平等价值取向与公平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这一冲突和张力不可能被消除，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缓解，在公平与平等之间达至某种平衡。为此，不仅需要保障公平正义的国家制度的建构，而且需要社会自我救治机制的生长与完善。
如何处理和解决“一”与“多”的关系是困扰哲学发展的重大课题。在哲学史上，围绕这一问题，“以一驭万”与“以多解一”两种理论模式相互对峙，形成两极对立难局。黑格尔哲学试图用辩证法寻求二者的和解，但局限于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使得它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解决。超越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实践哲学为重新对待与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实践哲学视域里，“一”与“多”的关系转换成了现代民主社会多元声音与公共之理之间的实践关系，让每个人自由发展，同时又推动社会共同体和谐稳定，这就是“一”与“多”关系的真实意义。以往的哲学之所以难以解决这一问题，根源就在于仅仅把它当成理论问题，而没有把它当成实践问题。
运用2004—2012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城乡面板数据，关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当采用城乡居民家庭工业品与农业品消费的相对支出比例增加来刻画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产品结构优化这一传导途径下会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增长，但会降低农业增长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无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途径来影响农业的增长，这一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导致农业经济增速放缓”的观点是片面的。当采用城乡居民家庭服务品与工业品消费的相对支出比例来刻画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只能通过投资结构变动而不能通过产品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两条传导途径来影响我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增长。
以2008年至2013年北京市出让的396宗居住性质用地为样本，运用特征价格模型研究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对土地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在小学、初中及高中三者中，只有初中地块距离成为影响其价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事实上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距离便利性，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前提下北京市义务教育制度规定的就近入学政策促使教育资源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2012年小学入学压力增加导致的教育政策变化促使小学成为影响土地价格的另一个要素；优质学校所建分校及知名高校附属学校的名校效应会使土地价格有明显提升。
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是目前我国促进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保证新型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运用城市化管理率与城市化管理指数方法，对中国四大战略区域及其所包括省份的城市化管理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东北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管理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管理水平较低。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将新型城镇化试点与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结合起来，将关注重点放在城市化管理水平较低的省份，以均衡全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不同区域与地区发展和管理水平不一，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针对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促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注重城镇化率与城市化管理率的匹配，即适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已经城镇化的地区纳入城市化管理。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采用创新战略来应对挑战。组织特定的战略需要匹配的员工行为作为支撑，因此，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是创新战略得以实现的关键。基于北京市中关村IT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的创新战略并不必然带来员工的创新行为，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氛围和心理安全氛围对创新战略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需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以及创新氛围和心理安全氛围的营造，完成从创新战略到员工创新行为的转化，通过员工的创新行为来驱动企业的业绩增长。
在民事诉讼领域，司法基本规律或基本原理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属性或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主要有消极性、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参与性、平等性、比例性和安定性等，它们具有各自的内涵和功能，一并构成现代司法的规律体系。在依法治国和法律治理的框架下，我们应当自觉遵循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通过正当司法程序来化解纠纷，营造自由、公平、安定的法治秩序和社会环境。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社会工程的把握经历了从改变社会世界的典型实践形态到社会设计模式、从社会设计模式到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基本方式、从自然工程一般类比到大数据的科学技术支撑的历程。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在这种技术背景下，“社会工程”再也不仅仅是与“自然工程”相对应的某种隐喻，而是可以科学技术化地把握现代社会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辞赋创作自娱娱人的内在冲动相当明显，宋赋对滑稽描写相当重视。宋代文化重视学殖深淳、理趣盎然和道德情怀，这三者构成了宋赋滑稽艺术的基本要素。宋代文人大多兼具学者与作家身份，其诗文创作相当重视彰显学术，因而从互文性的角度来观照宋赋的滑稽艺术，是非常有必要、有意义的。对于滑稽的世俗特色，宋人在辞赋创作中以提升的态度来面对，而非拒斥。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的宋赋，在庄严与轻佻、高雅与平庸的巨大反差中凸显着滑稽艺术的幽默诙谐的特色。宋赋能够在俳谐描写中以情观物、以理释情、融情入理、情理相谐，实现超越物象噱笑层次的幽默效果和情理感悟，让人在解颐之余产生感触与遐想。宋代文人对现实政治具有批判精神，也具有整饬世道人心的道德自觉。宋赋继承了滑稽艺术的这种淑世情怀，并将其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的女性几不涉足小说创作，而民初时期的《眉语》杂志，却公开宣称以女作者小说为特色，在女性小说史上堪称重要一环。利用最新搜集的报刊资料，有助于对《眉语》进行原生态的考察，还原主持者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在解释其是如何对“女作者”这一商业符码进行利用的同时，努力探索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市场逻辑、欲望结构和女性文学增长的空间。
由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6—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科研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来加深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此次研讨会的主旨。出土文献与遗址发掘收获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意义重大。王子今指出，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西域“贾胡”可能对这些商品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作用，河西毛织品的发现可增进对丝路贸易的认识。张春龙介绍了益阳兔子山遗址的发掘和保护，概述了九号井楚简等的情况。郑同修介绍了定陶汉墓的发掘和保护，特别指出了墓葬封护用砖上和黄肠木上两类文字资料的重要性。张德芳揭示了悬泉置遗址所出汉简对于研究两汉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清华简的刊布对于古史重建和古文献解读的学术价值巨大。李均明、赵平安分别对《殷高宗问于三寿》、《汤在啻门》展开了讨论。曹峰认为要判断前者的文献性质，既重神事又重人事，强调天人感应，应是一条重要线索。杨振红对《蟋蟀》及《鸱鸮》、郭永秉对《厚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史党社通过《系年》等材料对秦人来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梁涛对荀子“其善者伪”的见解、李锐对古史系统的新探索和董珊对新见吴王剑铭的考证，也颇具新意。传世文献所涉及的户籍、赋役、职官等制度，多有缺略。学者们基于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制度进行了新的考察。张荣强讨论了目前所见最早纸本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籍》里的“丁中”标准问题。孙闻博利用里耶秦简等材料认为，“吏徭”以受差使而外出从事吏务为多，徒隶“行徭”，亦主要涉及临时征调而外出服“正役”，以及地方官府役使而外出服各种供奉、差使类杂役。李力、石洋讨论了“稍入钱”、秦汉算赋演变的问题。此外，刘乐贤、张俊民、赵凯、李迎春和孙占宇等多位学者利用西北汉简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利用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可以在新的视野中探讨中国古代政治、行政与法律诸方面的问题。孙家洲指出了秦简牍《秦二世元年文书》、北大竹简《赵政书》与《史记》对于秦二世记事的抵牾之处。陈侃理考察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小吏“喜”的仕宦经历。鲁家亮利用里耶秦简探讨了迁陵县三个乡的自然环境和空间位置。宋杰、刘太祥和刘庆则对秦汉法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韩树峰认为汉吴户籍只能指一种簿籍，是名数的组成部分，但名数不是户籍。汪华龙考察了晋辟雍碑碑阴的“凉州散生”相关问题。在名物、数术与学术史方面，马怡考证了简牍时代的“书槴”这种用来藉承与收装书籍用具的形制与用法。邬文玲对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释文提出了新的解读意见。刘瑞对超长纪年的最新探讨，冯玉对于岁首七日俗信的新见，赵容俊对秦汉中国医学基础理论确立的考察，张倩茹对古代选择术“上朔”日演变过程的研究，也值得关注。赵宠亮考察了西汉《杨量买山石刻》的发现史和研究史。森谷一树则回顾了日本对中国西北出土简牍的研究史。蔡万进就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出土文献与历史学等方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张忠炜除了讨论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还提出要关注简牍在墓葬埋藏空间中的位置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