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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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集体争议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呈现上升态势，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与多数国家针对不同类型争议采取不同的机制和处理程序不同，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设计主要针对权利争议、个别争议，而对以停工、怠工为主要形式的集体争议，尤其是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集体协商争议尚未纳入现行法律调整的范围，导致实践中集体争议处理路径模糊、处理机构多变、处理方式不一。因此，健全畅通有序、公正及时的集体争议处理制度，建立从应急治标到长效治本的集体争议解决机制，是创新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重要任务。
劳动关系学科是多学科交融的产物。在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各学科关于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框架，因此，对于劳动关系的学科基础、研究对象、核心主题、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等与研究范式有关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辩。对西方劳动关系学界的有关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后可以做出如下预判：劳动关系学科未来仍将沿着多学科的方向发展，并不需要单一整合式的研究范式，但作为学科的统一标识，学术界应在核心研究主题上取得一定共识。
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述具有广泛的影响，也造成了许多流行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依据伯林的核心文本与相关争论，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重构，辨识其中的三个主要论题：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同等重要的终极价值；两种自由都有可能被扭曲和滥用，但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接近自由的“原初”含义。同时,在伯林关于自由的论述中蕴含着一个重要却未被言明的论点，这就是“否定与肯定的非对称性”。
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不同，后现代性社会理论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从动态看，这是一个空间转向的渐进过程；就静态而论，这又是一个空间主导的结果呈现。以此为平台，依循空间的社会性—空间的政治性—空间的政治化的主导路径，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福柯用空间权力理论，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集结辉映出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核心三角图谱。
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放缓的趋势。构建一个可分解到产业层面的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框架，就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三次产业内部各生产要素和三次产业间劳动力再配置对2008—2013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可以发现：2008—2013年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在总体上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下降，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真正原因。这意味着，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归结为结构性减速是缺乏证据的。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阻碍我国居民消费提高的重要因素。运用非平衡增长模型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情况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提高引致的消费升级推升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但是恶化了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深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提高了劳动收入占比；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不同产业有所不同，提高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率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服务业部门技术进步率对劳动份额没有明显影响。因此，未来我国调结构、稳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方面，同时要保证一定的投资增速。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进行测定，则是区域经济发展监测和预测的需要。区域一体化的度量应该从全局出发，包括自然、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区域一体化指数可以分成体现整体情况的总指数与表现局部特征的分指数，比如公共交通分指数和公共服务分指数。对青海省西宁—海东一体化总指数和分类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该区域的一体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的研究，则需要从指标的扩充、权数的调整、多个城市的一体化以及不同地域范围的一体化四个方面来完善区域一体化指数。
互联网金融有利于金融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实现金融普惠。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其对金融转型产生的深远影响为金融权的生成提供了可能。金融权是指每一个人以可承担的成本享受公平合理的金融服务的权利。在当今社会，金融权已然成为一项关涉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权利是法学的基石范畴，对金融权问题的研究是探讨互联网金融对法的影响问题的理论起点和最终归宿。
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基础上，2013年年底启动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的生育政策进入了其生命周期的转折点。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善后”是政策生命周期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生育服务证制度、社会抚养费制度和奖励扶助制度等配套政策的同步改革是生育政策完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而构建国家层面的、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的社会安全网则既是奖励扶助制度改革的核心，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善后”的重要内容。
启蒙和现代性虽然饱受批判，但是把传统文化与启蒙和现代性对立起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不要启蒙和现代性而实现现代化。百年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今天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复兴传统文化，因而启蒙和现代性乃是复兴传统文化的条件。倘若我们给启蒙加上“批判”的限制，倘若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多元现代性”，从而为传统文化资源留有余地，倘若我们把传统文化的复兴落实到现代中国社会，那么启蒙、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就并非形同水火，不能相容。就此而论，重建启蒙，重建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一样，乃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章学诚借由“文史校雠”提出了著名的“六经皆史”说。这一学说所表达的关于经典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论往往被误解为简单地尊史抑经，甚或是为独立的现代史学张目。只有把“六经皆史”的断言和“周孔之教”的命题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理解章学诚在中国政教文明内部挑起这一争论的真正意义。与那些急于把中国学术与文史哲独立分科的康德式西学接枝的后学相反，章学诚恰恰要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式引领有识之士回到经史未分的古典时代，重新确立“周孔合一”的明道之志，以超越“道术为天下裂”的学术困局。
流传于楚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其“诗亡隐志”说的核心是诗歌语言要发泄、抒发内在情感。“诗亡隐志”的诗学主张，与楚辞中“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发愤以抒情”主张相一致。其中“隐”字的理解，关涉《楚辞·悲回风》“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辞句，“隐”与“微”互训。在儒学南渐过程中，儒家诗学理论著作《孔子诗论》以性情说诗，对于楚辞所建立的抒情传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缘起于环境权的困境。环境义务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针对环境法的本位问题与环境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一直延续到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义务本位论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已有的环境义务研究多从主体角度展开，并集中于政府环境义务。关于企业环境义务的研究突破不大，关于公民环境义务的研究则集中于消费者角色。无论何种立场，国家在环境义务中承担主要角色是普遍的呼声。相对而言，关于环境义务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更多的理论深化。
尽管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年史，但是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年史编修，依然是一个较难涉足的领域。因为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相比，批评史的著论很少，因此，要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提炼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年系列，确实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与大胆的探索。袁济喜教授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是迄今第一部编年体文学批评史著作。此书将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有机融为一体。该书较之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以及民国学者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可谓是汉末三国两晋方面文学批评范围的专论。该书昭示了“中国文学批评编年”这一宏伟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之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于其他各朝文学批评编年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在文学理论批评史及文艺学史编撰成果丰硕的今天，学术编年是否还有必要呢？作者认为，采用学术编年体例，还原汉晋文学批评的历史情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文学批评的生成路径，以及与社会现实、士人活动、学术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天然血脉关系，看到生生不息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的走向与生命力来源。同时，也可以为长期以来争论不息的“魏晋文学自觉论起于何时？”等问题找到答案。这个答案是：文学自觉是一个过程，汉晋之间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直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清末民初与西方文学观念接轨，才形成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概念和现代文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认为，既要吸收西方文学批评学科的思想，更要顾及中国文学批评的既有范畴与特色，二者不可偏废。应当按照汉晋文学批评的固有面貌来进行编年，这一看法颇具识见。纵览民国以来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一直注重“提纯”，即按照狭义文学概念来甄选历代诗文评及经、史、子、集中的一切论文之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史，既要调和前三十年狭隘、武断的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将文学审美性转化为贯穿批评史的文学自觉主线，又要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历代诗文评和论文之说进行现代阐释，因此，论的成分往往大于史的成分，不大注重历史脉络的清晰，尤其在前后朝代之间存在大幅度跳跃。采取学术编年体例，不仅呈现了汉晋学术的清晰脉络，也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过度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编年是一个不容掺杂水分的实打实的工程，不可能如有些史著那样材料不够就大量展开论述。作者编修此书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无疑是文献甄选。他在导论中指出，如果以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去衡量，这一时期严格符合标准的著述并不多，要从事编年工作自然是无从着手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一直包含在先秦诸子以来的各种文化典籍中，通过政治批评、思想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等形式得以展现，这种种著作，如王符的《潜夫论》、徐干的《中论》、应劭的《风俗通义》等，都包含了文学批评内容。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今天被公认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宣言，实则是从属于整个社会时政批评风潮中的产物，《典论》本非一本文学批评专书，而是一部子书。当代学人没必要作茧自缚，以现代文学概念划界，将那些深具人文价值、将文学问题与文化研究关联起来的文献排除在外。即便是民国以来一直被视为文学理论的《文心雕龙》，也是一个大文学理论的体系，与现代所言之“文学批评”并非一致。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诗文评”，不能看做是西方文学观念体系中文学批评的代名词。蒋寅认为《文心雕龙》是包含传统文学理论于其中的文章学理论体系，以此类推，一切包含了文学批评的政治批评、思想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类著述，都可以、也应该纳入文学批评编年的文献范围。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以日本学者铃木虎雄1920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为标志开始建构的，这说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批评有赖于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整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是中西文化综合的产物。不过，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西方文艺学所说的狭义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更能体现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化特征,更能彰显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论来阐释原理的特点，是中国文学批评既具形上人文关怀也具有形下现实关怀品格的生动体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内涵，远非以文学自觉、彰显文学之艺术属性和审美特性为基点的现代文学观念所能包容。因此，该书不局限于今人所云之“文学批评”范畴，而是从更广泛的视野去收集与评论。确立文献甄选原则是文学批评编年如何进行的根本，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很重要，作者在这方面体现出了自己的用心和学术智慧。首先，该书以三国两晋取代更为常见魏晋之称，并纳入汉末桓、灵二朝，是摆脱官方正史魏晋相继的观念，也摆脱学术自成因果和文学观念自行演进的认识，指出桓帝与灵帝时期以来的士人问题与魏晋文学自觉有着密切联系，魏晋文学与文论的精神蕴涵，是汉末乱世士人阶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产物。同时指出，三国时代不唯魏国文学事业兴盛，吴国与蜀国也涌现了一些相关的文学理论批评人物与著论，两晋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人物如陆机，其活动也与吴国相关，《文赋》很可能是在吴地撰写，陆机入洛后，思想文化还保留着鲜明的吴国贵族特征。于魏晋合称中突出三国的区分，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西晋与东晋文学批评的不同，前者承袭北方文化因素，而后者多受江南文化影响。该书对吴国、蜀国文学理论资源的开掘与考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其次，该书将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和现代的学术方法融合起来，先借助前人研究，从原始资料做起，以年代为经，以人物、事件、著论、学说为纬，将二者之间互相印证，融会贯通。对于胶着一体的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努力理清人物、事件、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该书除了和其他文学编年、学术编年一样完成了这一时期重大文学人物、事件、观点的系年，具有索引功能，还增加了资料长编的内容，并将史料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连接起来，说明了每一时期文论思想、批评观念与政治、学风的关系，也纵向说明了不同时期各种思想的关系，时有作者的精到评论。当然，此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虽然汉末三国两晋乃至南朝的文学批评与当时的文化思潮、哲学观念有着密切关联，但是毕竟当时已经有了文学观念的自觉与独立表达方式，因此，应当注重彼此之间的分野，即使是夹杂在哲学与史学等领域中的文学观念、范畴，也要加以区分与提炼。但是本书在有些界定上较为模糊，例如对于汉末与东晋某些时期的文学与哲学、宗教之间的关系界定，就分析得不是很清晰，这或许是需要加以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