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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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郑功成
    2013, 27(2): 1-1.
    社会福利是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并列的社会保障体系三大构成部分之一。社会福利主要包括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与妇女福利等类别及若干具体项目,是满足相关群体需要并使其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助于化解国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且特别注重精神慰藉与情感保障,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对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否定,福利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社会福利被认为是滋生懒惰的温床,福利国家在一些场合几乎就是“福利病”的代名词。正是对福利与福利国家的污名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滞后,使社会福利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短板,影响到城乡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与妇女的实际生活质量。
    在此背景下,笔者于2011年受民政部委托主持“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战略研究”这一重大项目,希望为福利与社会福利事业正名,并从理论与政策双重视角来探究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本专题从该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中精选出四篇论文,以求教于同行专家学者。
    郑功成教授在《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与发展取向》一文中,从澄清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入手,全面检讨了现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剖析了其带来的不良效应,认为没有社会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可靠的社会保障与稳定的安全预期,也不利于保障与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作者勾勒出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主张国家应当以确保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为新时期的基本方针,重视国民福利诉求中的精神需要与情感满足,尊重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适性规律,尊重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传统文化与国民特性,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福利发展道路。
    杨立雄教授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制度建构模式:从慈善到社会权利》一文中,立足现实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制度进行剖析,指出“制度的偏差源于理念与发展模式的偏差”。作者提出中国残疾人福利发展模式应当是以“增能”为手段的社会权利模式,突出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原则,强调赋予残疾人参与社会的平等机会与权利,目的是通过具有激励功能的福利制度安排来提升残疾人独立生活的能力,这可能是最符合这一群体意愿的取向。
    丁建定教授的《居家养老服务: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一文研究的是老年服务领域。在各地的政策选择中,大多将关注点集中在机构养老上,对95%以上居家养老的老人通常忽略其需求,既缺投入,又乏服务,形成的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格局。因此,作者提出要合理界定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关系,理性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方式,主张国家应当逐步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体系并不断改善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环境。
    金炳彻博士的《从机构福利到社区福利——对国外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实践的考察》一文,从国际视角梳理了社会福利服务在欧美国家去机构化的发展过程,剖析了去机构化的双重影响及其局限性,指出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构化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这是欧美国家正在行进中的路径,也是中国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总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进入了快车道,尽快补上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滞后的短板显得异常重要。在推进这一事业发展的进程中,需要的不是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简单扩张与延伸,也不是国外社会福利模式的翻版,而是一条与时俱进的中国式社会福利发展道路。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郑功成
    2013, 27(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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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恐惧症”、“社会福利社会责任论”、“社会福利可替代论”等是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误解,这些看法与观点的流行,导致了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滞后,并构成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短板,日益深刻地影响到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妇女的实际生活质量。当前亟待重新审视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在坚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条件下,客观检视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缺陷,真正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道路。
  • 学术前沿
    杨立雄
    2013, 27(2):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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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残疾人福利制度建构中的居养模式和人道主义模式属于慈善模式。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的提升,这种福利制度建构模式面临突破。社会权利模式以“增能”为手段,强调福利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是我国今后残疾人福利发展模式的新选择。在社会权利模式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制度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将部分普惠性福利项目变为家计调查项目;将部分保障项目与职业培训或工作相关联;变就业结果支持为就业过程支持;加强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加强提升残疾人独立生活能力的福利制度建设。
  • 学术前沿
    丁建定
    2013, 27(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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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养老服务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其理论基础是适度普惠型福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福利多元主义等理论。西方国家从机构养老到居家养老的转变及其对居家养老的支持政策为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居家养老服务要确立尊重老年人选择意愿、确保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担责等基本理念;坚持自力为主、居家与社区为辅,居家为主、社区与机构为辅,家庭为主、政府与社会支持为辅等理性原则。要合理界定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关系,理性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方式,逐步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体系,并不断改善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环境。
  • 学术前沿
    金炳彻
    2013, 27(2):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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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包括去机构化、正常化、社会融合化。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采取机构保护和事后治疗的形式,使得社会福利的效果和效率都表现出局限性。与此同时,福利服务对象的急剧增加、人们福利需求的多样化及个性化发展,都使新形式的社会福利的出现成为必然,从而引发了新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福利服务去机构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社会福利的中心将从以机构福利为主转到以社区福利为主。
  • 经济学
  • 经济学
    朱富强
    2013, 27(2):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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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经济学的流行研究是方法导向的,其分析范式建立在理性选择思维之上,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和先验主义特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往往难以揭示事物真正的作用机理和因果关系,并且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明显背离。其实,无论是就学科性质还是从研究对象来看,经济学都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更为接近,从而应该走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相契合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研究根本上应该是问题导向的,这也就对经济学的范式转换提出了要求,即从方法导向转向问题导向。
  • 经济学
    贾根良
    2013, 27(2):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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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有关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实现途径仍是以2002年时对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导技术——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加以定义的,并没有反映出目前已逐渐清晰的以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工业化道路的巨大影响。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增加可再生能源革命(绿色技术)、智能化和纳米技术革命的新内涵。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落后的美国和德国通过抓住“第二种机会窗口”成功地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史的视角进行分析,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依托民族产业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从新技术革命的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重塑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国与美、日、欧共同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领导者的必由之路。
  • 经济学
    于春海, 张胜满
    2013, 27(2):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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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的界定是理论结论赖以成立的关键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差异并不是外生的,而是依赖于企业的微观特征。所以,“出口是高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这一论断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由于我国的外资企业或加工贸易企业一般都拥有事前的国外销售经历或者现成可用的国外销售渠道,所以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低于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在此条件下,出口成为低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由此形成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之谜。
  • 哲学
  • 哲学
    刘敬鲁
    2013, 27(2):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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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类在宇宙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各自有着独特的理解。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一种以绝对为本体的理性主义宇宙目的论。海德格尔的思想则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大化为灵魂的宿命式的宇宙目的论。两种目的论虽然在对本体的性质、本体赖以显现自身的重点因素等方面的看法存在不同,但在实质上又都是对同一事情即人类和宇宙整体的关联之必然和本质的思考。
  • 哲学
    曹刚
    2013, 27(2):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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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新的伦理精神的产生。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近代资本主义起源时就认为,新教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的催生剂。同样,当代中国社会也需要新的伦理精神来支撑社会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伦理精神就是责任伦理精神。其中,新的道德思维是责任伦理精神中最深层次的东西,是决定一切社会道德现象的 “底色”。责任伦理所具有的他者思维、复杂思维和境遇思维等特点,使其能够突破传统道德思维的局限,有可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难题。
  • 哲学
    李旸
    2013, 27(2):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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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后的十余年里,社会主义历经曲折,资本主义势头不减,且兴盛的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竭力辩护。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促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寻求对策,而当今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使他们对基于实证分析的社会主义必然性论证丧失信心,因此转向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受重视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诉诸“道德工程”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实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但这种转向的致命伤在于,在否定必然性、强调规范论证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纯粹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道德辩护之上,成为一种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基础的道德主义。
  • 哲学
    吴宁1,冯琼2,冯旺舟3
    2013, 27(2): 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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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现实,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以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权力的工具。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形态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法学
  • 法学
    李艳芳,曹炜
    2013, 27(2): 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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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是一个连贯、统一和清晰的原则,由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内涵上未能达到内部结构的均衡,在使用上无法获得统一的解释,在实践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干扰,最终导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陷入僵局。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事实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它有时被作为法律原则,有时被作为伦理准则,有时还被作为谈判策略。针对国际社会对这一原则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我国在争取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空间上需要特别强调作为法律原则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宽容与包容的伦理准则,并且在策略选择上随时根据我国的根本利益要求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 法学
    时延安
    2013, 27(2): 1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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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法律规定的保安性措施可以分为两类:(1)适用对象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刑事不法,为预防适用对象再次犯罪或者再次实施严重刑事不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2)适用对象的违法行为虽不构成犯罪或者刑事不法,为预防其实施犯罪或者实施严重刑事不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对于第一类保安性措施,刑法应当以专章的形式加以规范,其意义在于:(1)贯彻宪法基本原则和精神。(2)解决刑事法律内部的混乱问题。(3)对于性质相同、功能相同的保安性措施,在刑法中明确其法律性质,可以使其保持与相同性质的保安性措施在法律处理上的一致性。在刑法总则中设立专章,将刑事法律中已规定的保安性措施和一些行政法中所规定的保安性措施予以统一规定,可以明示这些保安性措施的法律定位、性质,协调其与刑罚的关系,从而妥善处理其与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和规范的关系。
  • 文学
  • 文学
    谭好哲
    2013, 27(2):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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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文艺连同构成此种文化和文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的大众传媒和传媒技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中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持有较为负面的评价,认为它们已被彻底同化进当代工业社会的商业逻辑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网络之中。与此相反,本雅明却从当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建立新型艺术生产关系的美好前景,看到了其推动当代艺术走向民主化和革命化的可能性。这两种理论取向,显示出不同的现实认知和不同的价值取向,究其原因,在于思想理论基础的不同和理论生成语境的差异。因此,在当代传媒技术与艺术生产理论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两种理论取向做此是彼非的片面择取,是有失偏颇的。
  • 文学
    齐柏平
    2013, 27(2): 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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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鼓”和“钟表”虽属两个领域,却有内在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物件的命名上。先有敲击的钟,然后才有报时之钟。有礼乐之中的钟鼓几千年的不断地敲击,然后,人们才将国外报时的机械性装置命名为钟。这是一个由政治到娱乐、再由娱乐转化为实用的漫长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互相融合、互相认同的漫长过程。同时,也说明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丰富性、连续性、深刻性。
  • 历史
  • 历史
    郭双林
    2013, 27(2): 12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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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群体之一,驻外公使在清末不仅率先发出了要求清廷实行宪政的呼吁,而且通过一次次上书,使之酿成风潮。清廷开始仿行宪政后,他们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仅就政治活动而言,他们曾配合考察宪政大臣在海外进行考察,联名上书要求清廷以五年为期实行宪政,参与对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规划,鼓吹地方自治等等。具体到个人,他们的思想认识可能会参差不齐,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中国近代这个悲剧性时代,他们的活动不可能不以悲剧落幕,但同时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 历史
    杜文忠
    2013, 27(2): 13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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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出发,以“法俗”概念为中心,从民俗学角度解释中国古代法律样式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从中国早期法律的原始创制以及儒墨法对其“法俗”特质的形成和影响来看,认识古代法律之难,不全在其律,亦难在其俗;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追求礼、俗、法的统一。综观秦代法治,“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不仅要“问俗”,还要“化俗”。由此,中国古代在国家(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创制了“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的社会制度模型,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周文霞,潘静洲,庞宇
    2013, 27(2):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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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是“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通常受到各种关系的影响。组织内部的关系包括同事关系、领导关系。与同事良好的关系有助于个体绩效的提升和自我效能感的增强;与领导良好的关系对个体的晋升速度、薪酬水平以及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积极的影响。组织外部的关系如亲朋好友关系、政府关系、商业关系都是个体重要的社会资源,良好的组织外部关系对个体的职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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