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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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

张成福

2007,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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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对科学发展本身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和进步亦是如此。中国行政学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经过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危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中山大学马骏教授的发起和倡导下,2007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以“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为主题的青年学术论坛。本刊特约请此次论坛的几位主题发言人将发言整理成文,予以发表,期望能够以此引发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科发展问题的关注,通过不同观点、见解之间的争论和辩驳,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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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马骏, 刘亚平

2007, (4):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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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对科学发展本身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和进步亦是如此。中国行政学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经过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危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中山大学马骏教授的发起和倡导下,2007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以“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为主题的青年学术论坛。本刊特约请此次论坛的几位主题发言人将发言整理成文,予以发表,期望能够以此引发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科发展问题的关注,通过不同观点、见解之间的争论和辩驳,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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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危机与重建: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反思

何艳玲

2007, (4):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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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对科学发展本身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和进步亦是如此。中国行政学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经过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危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中山大学马骏教授的发起和倡导下,2007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以“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为主题的青年学术论坛。本刊特约请此次论坛的几位主题发言人将发言整理成文,予以发表,期望能够以此引发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科发展问题的关注,通过不同观点、见解之间的争论和辩驳,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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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政府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国际比较与中国改革

席涛

2007, (4):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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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和经合组织的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反映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监管改革的共识。政府建立从提出议案、制定法律法规到事后评估的监管影响评估分析制度,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或成本有效性分析的方法,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旨在提高监管效率。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可以借鉴和参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监管影响分析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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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精神强力论

张立文

2007, (4):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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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强力是指主体最强烈、最核心的心灵、意识、思维、神韵所具的一种坚强有力的意向性追求的总和。精神强力体现为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民族的精神强力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的体贴和设想,是对民族的存在身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民族的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精神家园的强力追求。精神强力的内涵、功能、作用表现为:变易生生的生命力,精神生命力是民族生命力的核心,是民族生命力基因的精华;自强不息的凝聚力,它是精神强力永不离散的活水;日新盛德的创新力,它是精神强力的基础和动力源。这三个维度构成“精神自觉”,而精神自觉是“文化自觉”的灵魂。在当今世界,尽管恐怖活动的存在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错综复杂的因缘,但“走进人体炸弹的内心世界”,从精神强力视域来探赜索隐,不啻是一种化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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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体用不二知行合一情理交融——理解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的三个维度

吴秀生

2007, (4):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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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辩证法传承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汇三个维度来理解。搭桥“和”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李瑞环同志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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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儒家乐教思想与和谐社会

鄯爱红

2007, (4):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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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乐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和政治教育,儒家将乐教看做是促进人格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为了发挥乐的教化作用,必须对乐有所选择和限定。儒家认为,并非所有的乐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只有内容和形式都符合“和”的精神的“德音”,才能对培养和谐人格、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实现天人和谐发挥积极的功能。继承和发扬儒家乐教思想的精华,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型乐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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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理解组织行为:一个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周业安, 宋翔

2007, (4):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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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在理性约束的条件下分析组织行为,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行为组织经济学。现代行为组织经济学在西蒙、莱宾斯坦、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把有限理性具体化为多重动机、公平和互惠等社会偏好以及过度信心等认知偏差等问题,并构造了相关的模型和实验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必将给今后的组织理论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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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规制国际化分析

王健, 王红梅

2007, (4):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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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披着环保、健康、卫生、安全等形形色色外衣的新贸易壁垒正在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宠。这些新贸易壁垒起源于社会规则,是将国内社会规制拓展到国际贸易中,被称为社会规则国际化。中国加入WTO以后,与社会规制国际化相伴而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日益扩大。面对社会规制国际化的现实,我国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跨越贸易壁垒,全面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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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我国区域自主创新和网络创新能力评价与分析

赵彦云, 甄峰

2007, (4): 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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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自主创新和网络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和统计分析框架的构建,凸显了重大攻关、人才培养和网络构建对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对我国省区间的自主创新和网络创新能力展开系统评价和实证研究,展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水平和多方位信息。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自主创新和网络创新形成三个差距明显的群体,创新推动区域发展需要群体间的资源流动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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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管理过程中的权威作用机制

王利平, 周燕

2007, (4): 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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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是管理的基本要素之一,权威机制是组织的平衡机制之一。权威的基础来自需求、个性、认知和信仰等相关因素。组织中的权威作用关系既有理性层面的,也有非理性层面的,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和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权威关系。组织管理过程中,权威机制包括:建立在个体与组织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权威机制,组织职能分工体系中的权威机制,由于目标导向、价值认同带来的追随和服从,个性力量的支配和影响,社会化生活中个人被迫服从的力量。各种权威机制的作用在现实中可能会交错、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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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基于知识经济背景的职业成功研究

周文霞

2007, (4):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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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成功是指一个人所累积起来的积极的、与工作相关的成果或心理上的成就感,它由客观和主观两部分构成。客观的职业成功指标包括总体报酬、晋升次数和其他能表示个人成就的外部标志;主观的职业成功被认为是个人感觉到的对工作和职业发展结果的积极评价。影响职业成功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人力资本特征、动机人格特征以及家庭、职业群体、组织和社会变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加注重主观的职业成功,职业成功观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色彩,而职业成功观必将对个体的职业态度和职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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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

杨光斌, 高卫民

2007, (4):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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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主要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的政治发展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中层性制度安排与政策产品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将新制度主义定位为中层理论。其实,直接来源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具有宏观理论属性。制度的分层性尤其是研究议程意味着新制度主义具有不同的属性。对于以观念、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为变量的宏观性制度分析框架,可用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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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孙晓莉

2007, (4):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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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事权配置出现了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事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事权改革分权化与集权化并存、社会性公共服务比重增加以及公共服务事权交叉问题仍然存在等特点。从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出发,需要在总结、梳理和借鉴国际上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界定可操作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事权范围,加快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明显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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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田鹏颖

2007, (4): 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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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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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科技与政治的价值背离和冲突

徐治立, 李芬

2007, (4):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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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政治在价值取向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也存在背离和冲突。这种背离和冲突是科技与政治间价值张力的凸显。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科技与政治对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背离;政治对科技价值的扭曲;政治对科技负面价值的干预和控制;科技对政治价值的消解及僭越。我们必须保持科技与政治间适当的价值张力,努力消除不利的价值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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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

吴飞

2007, (4):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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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网状模式。人们在接收或者发布信息的时候,并不只是运用单一的传播方式,而可能同时在使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方式,甚至大众传播方式。这些不同的传播方式,就像一张张动态的网,将人类生活笼罩于其中。人们会选择不同的传播方式来编织他们的信息传播网络。不同的人编织和利用传播网络的能力是不同的,这会导致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和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只有那些善于利用多种传播网络的个人或者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因而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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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廉耻建构与文化本体

袁济喜

2007, (4):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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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观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念,先秦诸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而荣辱观与礼义观则是外化的形式。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廉耻则是其中的本体价值,它是道德之底线、人伦之基础,因而,历代文化建设与廉耻建构互为表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重铸廉耻观念,但应当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之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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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国难当头的建设与无为——评《独立评论》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

闫润鱼

2007, (4): 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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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关于“无为政治”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国难当头的中国在建设与无为问题上的抉择窘况。面对濒临破产的生产力,“无为”论者主张暂时停止建设,以为农民赢得喘息机会。“建设”论者则强调,国难当头,别说停止建设,即使放缓建设的步伐也不啻在自讨覆亡。实际上,就建设与无为而言,不论作何选择,都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不过,开展学术争论是知识分子表达社会关怀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讨论,他们得以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阐发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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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

李小树, 邹绍荣

2007, (4): 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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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与政治上的需要相比较,普遍存在的留名后世以图不朽的心理需求,是对史学发展更具“普遍意义”的推动力,这种心理需求自东汉起表现得日趋强烈。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之下,立碑述德渐成风气,史传写作也日趋增多。三国时期,虽曹魏政权一度有过禁碑之令,但树碑镌铭之风没有丝毫减退。两晋十六国时期,“书名竹帛”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好名”心态仍然十分普遍。南北朝时期,留名后世的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但把史传的记述作为留名后世的一种依托,较之镌石勒铭更为普遍,这对史著的撰写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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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韩树峰

2007, (4): 1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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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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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试论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高文兵

2007, (4): 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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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教育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前提和先导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以人为本价值观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以人为本教育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人的现代化为本的教育发展观、以人的社会化为本的教育目的观、以师生为本的教育管理观。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制度,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制度体系和以人为本的教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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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研究

关于建立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的思考

胡娟, 李立国, 王亚敏

2007, (4):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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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对促进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巩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促进研究型大学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美国和英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的历史与实践都证明了其对本国研究型大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的发起高校规模应在15~20所。联合会主要承担高等教育研究、政策咨询和行业自律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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