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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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生态环境法典》的结构逻辑及其立法技术安排

于文轩

2026, 40(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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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的篇章结构基于生态环境法治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而展开，体现了适应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法治逻辑。《生态环境法典》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为线索作为篇章布局，回应了这一法治逻辑。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在这三个领域的不同内容和特点，《生态环境法典》作出了差异化安排。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转向，同时遵循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在创新立法技术的基础上，推动生态环境法治的范式转型。在法典规范与单行法规范的适用关系方面，《生态环境法典》在编纂原则上遵循“新一般法优于旧特别法”规则，在实施性规范方面遵循“新特别法优于旧一般法”规则，从而创设了“双法源”模式下的创新性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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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双法源”格局下生态保护规范的解释与再体系化研究

曹炜

2026, 40(3):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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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采用“择其要旨要则”的编纂思路，从现行生态保护法律规范之中撷取“核心规范”形成法典的生态保护编规范体系，这一编纂思路使得生态保护法领域形成“双法源”格局，进一步导致“核心规范”出现双重解释论上的意义并影响生态保护法规范体系意义脉络的清晰程度，引起额外的教义学解释和体系化任务。就生态保护法“主要规范”的解释路径来说，原则上应当以法典体系作为规范解释的基础，特殊情况下也需要基于单行法体系进行解释。就生态保护法规范的体系化任务来说，应将保护活动规范定位为生态保护法规范体系的通则、将保护对象规范定位为生态保护法规范体系的分则，从而形成“总—分”的教义学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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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生态环境法典》法律责任编的“准总则”定位及其功能

陈海嵩

2026, 40(3):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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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代表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步入体系化、法典化的新阶段。法律责任编是决定法典贯彻落实及有效实施的核心因素，需要深入剖析该编内容的内在涵义和独有特质，增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融贯性和权威性的理解。法律责任编具有和总则编相类似的统领性、整体性，在整部法典中具有“准总则”的规范定位。《生态环境法典》采取法律责任“完全集中”的编纂体例，而不是将责任规定分散在各编之中，有利于法典的有效实施及执法司法的实际需要。从适用的角度看，法律责任编中的一般条款发挥着同总则编相似的统摄作用，法律责任编和总则编具有相互指引、相互补充的复合关系；同样地，法律责任编与前面四编相互之间也并非单纯的“总—分”关系，而是共同构成对特定行为的全面法律规制。法律责任编在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有着较为丰富的专门规定，其在实行“双法源”的领域也具有相应的规范效力，应通过体系化方式加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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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如何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以扩大内需——基于供需动态平衡的视角

陶虎, 孙严涵, 庄杉

2026, 40(3):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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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有效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需要实现生活性服务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为样本，运用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通过动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解构影响生活性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交互机制。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均无法构成生活性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的省份在路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可归纳为市场驱动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市场协同型三种差异化路径。本文阐释了生活性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理论内涵与测度逻辑，揭示了其驱动机制与现实路径，为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增强扩大内需动力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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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论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合理水平

梁泳梅

2026, 40(3): 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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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估测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合理水平，是制定产能治理政策的基础，有紧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较流行的所谓“国际标准”是以80%左右作为合理水平，该观点实质上源于美国20世纪后半叶“非加速通货膨胀的产能利用率”的研究。本文采用类似方法实证发现，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合理水平约为755%～772%，明显低于“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不适用的原因包括：中美两国产能利用率的统计方法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且美国产能利用率趋势性下移，“国际标准”对当前美国的适用性尚且存疑，更遑论作为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合理水平的判断依据。基于本文的研究，中国多数年份的产能利用率均位于合理区间甚至更高，基于“国际标准”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缺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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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精神资本视角下老字号企业品牌自主创新机制研究

钱明辉, 许嘉元, 李胡蓉, 王驰,

2026, 40(3): 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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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孔雀表业为案例，基于“环境因素驱动—精神资本激活—品牌自主创新实现—品牌价值重塑”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究其品牌自主创新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发现，由企业家精神、管理者精神和工匠精神构成的精神资本，是激活老字号企业从技术模仿迈向自主创新、最终实现品牌价值重塑的核心内在动力。品牌自主创新历经探索期、成长期与成熟期三阶段：探索期依靠企业家精神破局和管理者精神增效，引领企业迈向原始创新；成长期依赖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协同，驱动集成创新；成熟期则以工匠精神为文化引领，实现全面原始创新。本文构建了“精神资本激活老字号品牌自主创新”的过程模型，为同类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解释与路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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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数字时代现代化的新空间危机及其纾解

刘洋, 葛通

2026, 40(3): 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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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数智化为新表征的现代化进程深刻重构了全球空间生产。数字时代的空间革命体现为“空间实践”“空间交往”“空间转移”的变革，它们在带来生产力规模性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进步，为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数字时代也将传统的地缘空间霸权升级为数缘空间剥夺体系，暴露出新的空间危机，这也成为人类亟须解决的普遍难题。面对危机，西方思想家出台了“悬置”“颠覆”“重认”等应对方案，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数字技术与空间变革内在张力的理论镜鉴。当代中国则进一步深刻把握权力关系、所有制根基、革命性主体三个核心议题，以马克思的“权力批判—主体实践—制度重构”联动方案为基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举中形成了应对危机的又一思路。充分推进当代中国所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新叙事，乃是在思想承继与理论创新中敞开实践可能的必要举措，也是数字时代开辟可能性道路的自我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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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西方政党的数字化变革：技术驱动下的组织重塑与动员逻辑

王翔, 李志恒

2026, 40(3): 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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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重塑着政党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权力结构。西方政党的发展正从单向信息传播的初步探索，逐步迈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动员，并走向平台化与智能化的治理模式。数字化浪潮改变了政党的竞选策略、选民动员和政策制定模式，使其通过数据驱动和算法支持实现了精准政治沟通与高效政策响应。然而，这一变革在提升治理绩效的同时，也伴随着民粹主义崛起、社会极化加剧与信任危机的困境，对西方政党合法性与治理结构造成了严峻挑战。未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更具合法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是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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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成为我们——我们共同体的现象学解释路径

赵猛

2026, 40(3):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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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本体论研究中，集体意向性是一个热点问题，而现象学对于我们共同体的构成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以现象学的方法论述了从个体主体视角形成我们共同体的典型路径，即共同意向性的构成、被对象化的我们、以及经由我们对象向我们主体的转变，并通过分析论证：自我作为单数个体主体如何参与构成作为复数主体的我们，并且保持其个体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作为我们共同体的一部分，自我能够透过自己的第一人称主体视角侧显作为整体的我们。这为理解我们共同体的构成提供了一条现象学的意向性与第一人称体验分析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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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从理想模型到本土实践——气候正义理论的情境化拓展

滕菲

2026, 40(3): 12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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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正义理论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实现公正转型的核心伦理框架，其发展需要直面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域和群体间的系统性差异。这就要求理论研究回应复杂多样的地方性情境与实践。本文聚焦于气候正义理论研究中日益显著的情境化取向，系统梳理其演进脉络，并批判性地审视其理论价值；通过比较“包容的气候正义”与“批判的气候正义”两种理论路径提出：气候正义理论应在增强实践性、反思性与交叉性的同时，保持规范性的理论基础与情境化视野的多维并存与平衡。为进一步提升该理论对本土气候行动与政策制定的解释力与适应性，有必要引入多元理论及本土知识，推动其规范性内涵向情境化、行动化方向拓展。这一拓展对气候正义的研究方法、目标和范畴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相关理论发展及气候治理的实践策略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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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审美经验隐喻解释论

李明辉, 张进

2026, 40(3): 13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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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现象学和具身认知科学推动美学问题结构从离身重置到具身，使得审美经验隐喻解释论的问题被提出。具身概念突破了语言摹写世界的二分的谓词逻辑，隐喻从诗学和语言学提升到存在论的要素地位，成为解释经验连贯性和结构化的方法工具；也突破了把在世界之中生存获得的整一性活的经验进行空间切分以进行分析的理论，审美经验从时间叠合以及主体绽出的角度得到重新界定：“审美经验成为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连贯性的时刻”。审美经验是一种新隐喻，能够创造新意义、新现实，具有事件性和变革性。美学成为研究人类生产意义和体验意义的学问，具有第一哲学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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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近代剧”与中国现代戏剧

范方俊

2026, 40(3):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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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剧”是20世纪初日本新剧运动中对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美新近发生的现代戏剧的专称。在中国，当时通行的是受欧美、日本新剧影响下出现的“新戏”“文明戏”“爱美剧”和“话剧”等名词术语。日本学者认为，“近代剧”是日本所独有的戏剧用语，中国只有类似的“话剧”一词。而事实上，在日本新剧运动倡导“近代剧”之初，就引起了包括“春柳社”成员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的关注。此后，以日本新剧运动为中介，出现了“近代剧”之于中国的从“春柳社”到“创造社”再到“南国社”的完整接受线索，并对中国“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以及中国现代戏剧的文学创作和舞台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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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他国镜像：汉魏晋南北朝镜铭在日本的传播与文化影响

时嘉艺

2026, 40(3): 16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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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弥生至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同时亦有日本本土铸造的铜镜。中国铜镜文化对日本古代文明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持续从中国输入舶载铜镜，更有东渡的中国工匠铸造汉式铜镜，推动了铸镜技术的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并间接促成日本镜工创制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倭制铜镜。舶载铜镜、汉制铜镜和倭制铜镜在形制、图像、铭文方面均存在显著分别，展现了日本对铜镜文化从吸纳到改造的演进轨迹。在百济文化的中介作用下，日本出现了首面原创汉字铭文镜，标志着异国对汉字运用与镜铭创作的突破。古代中日之间在技术、文化层面的交汇与碰撞，以及更广阔的东亚文化网络互动，可从镜铭这一独特载体中得到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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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 人师

学风如人品——论彭明的学术人生

陈答才

2026, 40(3): 17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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