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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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专稿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背景下的主文献建设

徐拥军1, 2, 杨红艳2, 郭若涵1

2024, 38(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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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献是各学科专业主流、经典、必读的文献，其建设以“萃取精华知识”为逻辑主线。主文献建设反映“以知识化为导向，萃取精品之作”“以体系化为框架，稳固学科基底”“以自主化为基调，彰显中国特色”的时代需求，契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知识学、现代文献学、教育学为主文献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知识激增现象呼唤精细化的知识控制，文献计量理论倡导凸显精华价值，要素主义知识教育观强调构建优质资源。主文献建设顺应知识精选与精加工的趋势。映射于实践层面，主文献建设应遵循“目标—主体—对象—标准—流程”的逻辑框架：以精华知识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目标，依托多元主体协同共创良好学术生态，依据知识价值含量重塑文献分级体系，围绕高标准内容质量要求设置主文献评选指标，通过精选与精加工流程提供高品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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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实践及其当代启示

郭建明

2024, 38(1):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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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政治使命、面临的政治形势、党的自身状况以及所处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分析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动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有机互动的“系统工程”，有效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力引领党的自我革命，以党内法规制度保障实施，蕴含着“系统化”“统领性”“引领性”和“制度化”的实践逻辑，呈现出“自在的整体建设”状态。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深刻把握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逻辑，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自觉主动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自为的系统建构”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统领作用和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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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中国共产党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何虎生, 薛思齐

2024, 38(1):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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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党探索、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道路”为指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初步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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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古代法律文献的重要发现———张家山 M336 律令简研究

汉初王国行用汉法考论——基于张家山M336律令简的研究

张忠炜, 张桑田

2024, 38(1): 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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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分封的同姓王国，具有一定的人事权、司法权，职官制度与汉廷相近，有时也会比附汉律令进行定罪量刑，但并不意味着王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对此种种自治权，不宜过分夸大：无论是从名还是从实的角度看，皇权政治一直存在并占据上风，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也确定无疑。从朝廷颁行的律令看，汉法通行于天下，王国并非是法外之地，更非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汉文帝即位以来，朝廷对王国的控制与防范也在不断强化。秦汉之际，封邦建国屡屡再现，是封建观念意识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尝试重建旧制的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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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M336汉律令年代问题初探

汪华龙

2024, 38(1):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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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家山M336汉律盗铸钱条文及王国建置情况，其最后修订时间约在文帝即位初至二年二月间。M336《功令》很可能是按各令颁下年代编次，据最晚纪年及称“代郡”而非“代国”，其最后颁下时间应在文帝二年十一月至二月间。据《功令》“斗食、学佴”“雁门、代郡”“北陵”“恒常”“戊寅赦、丙申赦”等关键内容及削改痕迹，可初步厘清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所颁令的起止及年代结构。北陵或为吕后所置前少帝陵，至文帝时罢废。《功令》经过数次大幅增删修订，才形成目前面貌。《功令》第一或是高祖五六年预设立法的结果。《功令》之预设立法与《津关令》之整理编纂，或是生成事项令的两种主要模式。M336《功令》的年代与内容，亦显示文帝初年“高皇后纪年”历史叙述模式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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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古代法律文献的重要发现———张家山 M336 律令简研究

秦及汉初治狱程序中的“命”——从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252谈起

刘自稳

2024, 38(1):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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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及汉初对于罪人犯罪逃亡，案发后即启动治狱程序，罪人尚未归案也可通过“论”定罪量刑，所论为“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重罪则需“命”。“命”是“论”之后削除民籍、载于命籍乃至公开通缉等多种措施的总和。张家山M336《亡律》简251—252规定了逃亡罪人在“命”后被捕得和自出的论罪方式，其论罪逻辑符合“数罪从重”原则。该论罪方式和逻辑与调整释文后的岳麓秦简《亡律》简051/2081、052/2039律文一致，但立法语言和律条结构在秦汉间发生较大变化。汉文帝刑制改革后，“命”适用罪名对应调整为“耐鬼薪白粲以上”，在西汉中期以后则逐渐突破重罪限定。从走马楼西汉简来看，确定“命罪”的原则演变为“加罪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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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资源优化配置——兼论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能作用

戴翔1, 马皓巍1, 金碚2

2024, 38(1):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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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进步“共性”而言，当前数字技术及其在各产业领域的渗透和融合应用，能够发挥推动分工演进的内生作用，从而蕴含了数字化转型发展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理论逻辑。但从域观经济学角度看，数字经济具有更加独特的垄断形成机制及更容易形成垄断优势等“个性”特征，又会对资源优化配置产生阻碍作用。本文理论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同时产生竞争强化效应和创新垄断效应，前者有利于推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后者则具有反向作用。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证实了上述两种效应同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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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平台生态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

欧阳日辉1, 李林珂2

2024, 38(1):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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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是价值实现的新载体，可以在共同富裕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平台生态化演进、价值创造和分配为主线，研究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组织架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关系。本文发现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是，重塑工业经济下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逻辑，对实体价值链进行模块化解构，增加整个生态的财富增量，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升参与者共享价值创造的能力，形成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平台生态构建的价值共创网络呈现无界化的普惠趋势，驱动个体、产业和区域的融合共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场景。但是，平台生态对共同富裕的最终贡献率取决于其价值转化过程中共益和共毁的双向抵消效应，增强正向效应的影响力依赖于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有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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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产品定制会降低企业绩效吗？

王永贵1, 田庆宏2

2024, 38(1): 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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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讨论产品定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并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探讨相关关键因素在产品定制的“满意—成本”困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产品定制会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也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进而负向影响企业绩效。此外，企业数字化水平会增强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也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供应链整合虽无法增强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但会显著降低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企业库存周转率不仅会削弱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还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内部关联交易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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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论科技共识和宪法共识

韩大元1, 钱坤2

2024, 38(1): 1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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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共识与宪法共识是政治共同体两种基本的共识形态，科技共识属于认知性共识，宪法共识属于规范性共识。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于维系共同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共识与宪法共识在价值上具有一致性。从历史的角度看，科技共识已经融入了宪法共识，两者互相影响，同步发展。在实践中，既需要利用科技共识促进宪法共识的形成，推动宪法实施，也应当将科技共识纳入宪法共识，在宪法共识下有效地发挥科技共识的功能。我们需要运用科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但面对科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应更加重视宪法共识的整合功能，在依宪治国的理念下合理规范并有效发挥科技共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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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网络主权：互联网时代对主权观念的重塑

熊光清1, 王瑞2

2024, 38(1): 12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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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大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密切程度，从而使主权观念得以依赖的空间与边界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在物理与观念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以开放共享为重要特征、既无绝对领土又无唯一最高权威的网络空间中，网络主权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理念、治理规则以及主权的维护手段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维护网络主权也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维护网络主权，应当提升对网络主权的共识从而增强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思想基础，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以提升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的话语权，并通过增强网络安全能力以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促进网络技术创新，从而有效提升维护网络主权能力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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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国家治理视角下清初逃人法的政治困境——以顺治时期“窝隐逃人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中心

张一弛

2024, 38(1): 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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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罚特重，成为清初“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逃人法”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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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

姚大志

2024, 38(1):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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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探讨共同富裕，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目前有三种主要的分配正义理论，即平等论、足够论和优先论。平等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同等富裕”，其达到此目标的方式是平等化，但它难以克服“拉平反驳”的诘难。足够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足够富裕”，并为“足够”设置了门槛，但它的解释和达到目标的方式难以避免模糊性和任意性。优先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帮助底层群体”，把底层群体的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它不仅在理论上是更合理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更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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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需要与平等：两种正义观中的共同富裕

王立

2024, 38(1): 15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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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理论中存在着需要与平等两种正义观的交织。在不同的正义观下，共同富裕的理论图景、主要任务和实践方式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对于需要的正义，共同富裕的重点是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美好生活之所需条件的不断提高和完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总产品和财富的增加，始终是需要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平等的正义，共同富裕的重点是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防止两极分化，公平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构则是理论研究的核心。两种正义观并不冲突，然而，赋予哪种正义观以理论的优先性和实践的紧迫性，意味着我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共同富裕的不同认知及其解决方式的差异。当下，作为美好生活的基本需要是正义原则之理论建构和实践的优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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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基于法权辩证法的普遍同质国家——兼论福山对科耶夫“历史终结论”的误读

张浩军1, 李颖凯2

2024, 38(1): 16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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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同质国家是科耶夫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的样态：一是《法权现象学纲要》中所呈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二是作为向终极理想过渡的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结构。这一对人类终极秩序的哲学建构是基于其法权辩证法生成的：从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化行为中产生平等和等价正义理念，对正义理念的适用产生贵族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经过两种互为反题的正义理念的相互渗透、两种法权的辩证综合生成平衡正义的公民法权，继而经过公民法权的辩证发展，在普遍同质国家中生成绝对法权。福山对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有多处误读，最甚之处是将普遍同质国家意识形态化为美式自由民主制。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福山不理解科耶夫的普遍同质国家是一种关于人类终极秩序的哲学建构，完全忽视了贯穿科耶夫历史终结论始终的法权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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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 人师

哲学是什么？

艾思奇

2024, 38(1): 18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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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 人师

关于康德哲学的评价（节选）

庞景仁

2024, 38(1): 18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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