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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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稿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齐鹏飞等

2021, 35(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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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界面政府理论：理解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改革的新视角

李文钊

2021, 35(4):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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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互联网时代，这对政府的职能、组织和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核心是需求一体化与分工专业化之间的矛盾。界面政府理论，将政府看作一个界面体系，由界面、内部结构、功能和环境等四个要素构成，强调政府通过界面与民众互动，通过内部结构支撑其功能实现和适应环境，有助于理解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府改革。中国政府改革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变革，通过重构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界面，实现一个政府界面满足民众和企业的所有需求。“互联网+政务服务”是这种界面重构的最典型代表，它通过“一网、一门、一次”来实现一体界面，满足民众和企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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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及其影响——基于权力与权利双重视角的分析

熊光清

2021, 35(4):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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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的本质和功能，特别是深刻揭示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被互联网深刻改造和重塑，由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被赋予新的内涵，它具有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权力，又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公民权利。互联网技术的特征深刻嵌入网络话语权中，使得网络话语权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突出的分散性和鲜明的大众性等特点。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会推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权力或权利的相对平衡，增进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话语权的下移和分散，有助于推动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促进政治发展的进程；同时，网络话语生成空间环境的变化，导致网络舆论容易产生激进倾向，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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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转变

原理

2021, 35(4):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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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时间取代自然时间，是工业社会组织机制的标尺，工业时期的组织管理主张一种刚性的时间规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标准化管理体系。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时间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固定的、可以被物理分割的系统，网络时代的组织时间观是抹除了物理边界和个人与工作时间界限的“当下时间”。时间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速度和即时反应能力成为组织生存的关键，不断涌现的信息将时间碎片化，成为一连串的当下。然而，新的组织时间观对速度和同时性的膜拜对组织管理带来了诸多弊病，包括组织长期规划的消失、组织成员自我意识的消解、组织成员过度的劳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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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理由与价值何者优先？——从实践哲学维度探寻游叙弗伦难题之解

李萍, 卢俊豪

2021, 35(4): 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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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与价值是当代元伦理学规范性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关于两者何为优先的“游叙弗伦难题”一直是不同理论立场争论的焦点。尽管对理由概念的重视和发挥，使得研究道德规范性的理论逻辑进一步从“类法”道德的规范性权威逻辑转变为“实践”道德的规范性理由逻辑，道德判断不再来自道德权威的判决，而是来自实践主体的道德理由，但这个转型仍需面对规范性来源的伦理分歧问题。实际上，这反映了当代元伦理学所面临的困境，即悬空的理论预设与实践的不彻底性。因此，对于“游叙弗伦难题”的破解有必要引入实践哲学的理论资源，尤其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进而在实然层面把握真实世界的现实性与系统性，在应然层面回归规范性的实践逻辑。一旦脱离实践，事实不可能真实地存在，价值与理由也不可能真正具有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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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自我所有权还是资格？——论诺奇克正义理论的核心

王立

2021, 35(4):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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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亨将自我所有权视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的隐秘基础并加以批判，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诺奇克正义思想的理解和研究。柯亨将自我所有权界定为诺奇克正义思想的基础，既无文本支持，也不符合其思想解释的整体框架。诺奇克在对边界约束的阐释中，生活的意义为权利提供了基本的道德理由；而在持有正义的建构中，资格则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资格既可以解释自然天赋的问题，同样也可以解释身体和能力的问题。诺奇克用资格代替了应得，也代替了自我所有权，因此资格才是诺奇克正义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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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金融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机理与中国经验

黎贵才, 赵, 峰, 卢荻

2021, 35(4): 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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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借鉴后凯恩斯主义“存量—流量”货币框架，构建“生产性部门—金融部门”两部门结构模型，分析金融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考察中国金融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化以金融资本实际回报率为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适度的金融化可以促进资本循环周转，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过度的金融化最终将产生消费信贷挤压效应和金融虚拟化挤压效应，削弱资本的循环周转，降低经济增长效率。就中国经验而言，2008年以前，随着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化提升了经济增长效率；但自2008年以来，过度金融化趋向抑制了资本的循环周转，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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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普通商品金融化的形成逻辑

张成思

2021, 35(4): 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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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商品金融化形成的基本背景是社会资本充裕与金融市场不发达之间存在矛盾，资金所有者由金融市场转向商品市场进行投机或者投资。归纳来看，商品金融化的总体形成逻辑是：流通领域中流通成本的规模效应特性使得流通环节资本集聚，经销商议价权力增加，商品价格升高，形成了商品金融化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商品的文化价值等难以准确定价的价值越多，该商品就越具有金融化的潜力，而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民间富余资金可以助推这一潜力的实现；投资该类商品套期保值和抵御通货膨胀的资产配置需求和商品价格上涨预期所引发的投资和投机需求共同推动了普通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价格上涨和交易量的提升又增强了该类商品的流动性，进而提升了该类商品的金融属性和套保投资投机的价值，形成了正反馈下的商品金融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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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民营经济刑事法制保护的政策目标及实现

时延安, 敖博

2021, 35(4): 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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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营经济刑事法制保护的政策目标，就是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刑事法治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同等的刑事法制保护。实现这一目标，应完善相应的刑事法律制度和机制。在完善刑事法制过程中，要充分认识既有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约束性条件，进而在预防、刑事追究和救助三个方面补足法律制度和机制上的短板。民营经济保护刑事法制的完善，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能够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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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欧洲返还纳粹劫掠文物特别委员会机制研究——兼论对我国追索日掠文物的启示

胡姗辰

2021, 35(4): 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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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文物劫掠；文物返还；返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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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网络平台犯意的算法证明

何家弘, 谢君泽

2021, 35(4): 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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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平台犯罪中，主体的犯意往往是司法证明的难题，而通过算法去进行证明则是可行路径。算法是一种特定化的行为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为人的意志。算法鉴定可以通过“白盒”等功能评价方法对行为人的意志进行判断。算法推定则是依据算法所包含的时间、范围、主体、数据、事件等特定技术规则与行为人意志的伴生关系或常态联系而设立的司法证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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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重返基源问题：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知识建构

胡百精

2021, 35(4): 1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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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须补足重启传统的努力，为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对话、创造提供历史向度的思想资源。离开对传统的亲近、理解、同情和批判，实难完整理解现实、平衡观照中西，亦难开启有生机的未来。因言说与治乱兴亡关联切近，言说与秩序的关系成为中国历代普遍关切的思想史基源问题。从基源问题出发，中国传播思想史形成了有关言说与天人秩序、政权与民众关系、人际与社会交往，以及言说与个体存在诸领域的丰厚观念遗产，并体现出秩序优先、价值共识优先、关系调适优先、和合创生优先等思想特质。为创造性转化传统思想，应重构传播思想史基源问题，重振人文主义、价值理性和“人学”意识，重返中国现实问题、生产在地知识并增益其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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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从并立到融合：中国新媒体研究路径及其出路

张秀丽, 李开渝, 李智

2021, 35(4): 1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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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新媒体研究已生产和集聚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就其研究路径而言，这些学术成果大体可分为描述性、解释性和批判性等三类，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应用状况、功能作用及未来走向。作为新媒体研究的基础，描述性进路的应用普遍广泛，但需提升学理性；作为新媒体研究的深化，解释性进路的应用日益凸显，但仍需加强学术规范性；作为新媒体研究的升华，批判性进路的应用相对匮乏，因而亟须增进学术建构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以上三种路径日趋呈现融合之势。探讨中国新媒体研究路径的目的不仅在于总结研究经验，更在于为未来新媒体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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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

论整体、部分及其构成——整体论视角的形式分析

刘劲杨

2021, 35(4): 1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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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整体及其部分，不仅是形而上学的难题也是当代整体论的基础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整体与部分是描述事物存在的普遍范畴，而不同题材的整体论在形式上可呈现为整体与部分及其关系的不同界定。形式分析表明，整体与部分的词项界定依赖于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而相互关系又为整体与部分的维度所决定。整体与部分的一般概念基础需要在构成维度下得以奠定，但必须面对“组合难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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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社会

基于人与技术实践共生的技术伦理反思

李宏伟

2021, 35(4): 15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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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与社会伦理尖锐对立冲突的外部表现，遮掩了人与技术的内在本质统一。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人在技术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创造、自我发明。技术伦理规范不能寄望于科学推理或者先验假定，技术伦理批判只能立足于人与技术共生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新的技术发明、应用应持一种审慎态度，在技术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给新技术的伦理评价留有更为充裕的时间、空间省思。技术伦理研究不但要坚守“伦理信念”，也要打开“技术黑箱”。伦理学者要与技术专家交流合作，促进技术伦理研究“外在进路”与“内在进路”的协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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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杨庆祥, 韩欣桐

2021, 35(4): 15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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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料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研究潮流，“史料热”“史料转向”成为描述这一现象的关键词。“史料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长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当下性而呈现出“批评化”倾向，该倾向有可能导致文学史写作历史维度的阙失；其二，当代文学主流文学史观中一直强调“断裂论”，忽视了文学史自身的延续性。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史料研究”可以夯实学科研究的基础，打开研究的新空间，从而塑造新的文学史观。同时，因为当代文学的进行时状态，“史料研究”中也出现了重复化、碎片化、为史料而史料的不良倾向，需要对之进行反思与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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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具体”的语言——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身体修辞

李萌昀

2021, 35(4): 16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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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语言中，存在大量表示身体部位或身体动作的词语，发挥着多种修辞功能，以表达感情、判断或者对其他人物的看法。本文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为中心，对身体修辞的发生、原理和功能进行阐发。身体修辞起源于人类“近取譬”的认知习惯：以最熟悉的身体为修辞工具，对抽象的事物或情感进行诠释。身体修辞不是对基础话语的加工，而是以“如画一般”的方式对现实进行隐喻性呈现。身体各部位的等级秩序和文化含义是身体修辞的基础，也决定了身体修辞在古代小说中的使用规律。研究身体修辞，不但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小说的语言艺术，而且可以为小说文体的历史演进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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