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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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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袁济喜
    2020, 34(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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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理论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中华文化形态与精神的彰显,它融文学审美感受与理论思辨于一体,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凝聚成文论范畴、观念、术语等,这些思想观念与范畴历经时代风云与阐述而日渐成熟,在西方文论话语进入中国后,能够兼收并蓄、互相融合,在近现代获得新生,成为我们文化精神的重要宝藏,在今天仍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与话语形态的开发与研究日渐深入,同时,许多深层问题有待深入探索。本期推出的三篇论文,旨在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语),推动中国文论的深入研究,开掘中国文论的精神蕴涵。
    袁济喜教授在《论六朝文论中的“意”概念》一文中指出,在近年来的相关论著中,意象、意境、境界等范畴因受到西方文艺学的影响,“意”作为元范畴的蕴涵被遮蔽。文章有鉴于此,对六朝时代的“意”概念观澜索源,作了辩证说明。“意”是中国哲学与文学的重要概念与基本范畴,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周易》《庄子》中已经有了相关论述。汉魏六朝时期,“意”的范畴与概念开始进入相关领域,在《诗品》与《文心雕龙》等文论巨典中得到彰显。在唐宋之后,产生了意象与意境等相关范畴,但是“意”作为元范畴与元概念,仍然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拓展,影响到明清诗学的构建。这些看法体现出振叶寻根、观澜索源的学术精神与方法,这也是研究中国文论、激活其现代生命力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周兴陆教授的《才性与事功:中古“文士”观念的确立》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士”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汉魏时期,文士从先秦的“士”中逐渐分化出来。随着文士阶层的发展壮大,编撰文集和为文士立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盛事,进一步确立了“文士”的身份观念,提高了“文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但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继续保持紧密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基本特征。文章的这些看法自成一说,与当下的六朝文士论有所区别。
    胡海教授的《古代文论的“内听”难题与文术探研——以〈文心雕龙·声律〉篇为中心》一文是关于古代文论深层研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文心雕龙》是六朝文论的巅峰之作,其“体大思精”,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层难题,探讨这些难题是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彰显文化风采的重要津梁。文章认为,与“内听”难题相关的文术主要有:一是灵活运用平仄协调配合的规则和对仗、押韵、双声、叠韵等技巧,调整各种不谐搭配。二是以吟咏、讽诵方法化内听为外听;三是践行驭文之首术,在阅读、思考、书写、对话、自省过程中熟悉常用声韵组合,全面提高语音修养。文章通过研究古代文论的难题,旨在激活它的现代生命力。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袁济喜
    2020, 34(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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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是中国哲学与文学的重要概念与基本范畴,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周易》《庄子》中已经有了相关论述。汉魏六朝时期,在文学批评与创作领域中,“意”的范畴与概念开始进入相关领域,在《诗品》与《文心雕龙》等文论巨典中,开始自觉地运用“意”这个概念与范畴来进行作品批评与构思问题的论述。在唐宋之后,产生了意象与意境等相关范畴,但是“意”作为元范畴与元概念,仍然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拓展,影响到明清诗学的构建。
  • 学术前沿
    周兴陆
    2020, 34(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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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时期,文士从先秦的“士”中逐渐分化出来。特别是东汉明帝、章帝,设立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著作二部,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从班固、王充到曹丕,文士身份意识逐渐自觉,文士观念逐步明确。随着文士阶层的发展壮大,编撰文集和为文士立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盛事,进一步确立了“文士”的身份观念,提高了“文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其时的文士论从内在才性和外在事功两方面展开,构成了文论中“作家论”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观念虽然确立,但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继续保持紧密的内在联系,诗文没有摆脱实用功能,这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基本特征。
  • 学术前沿
    胡海
    2020, 34(3):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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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听”难题是六朝文论巨典《文心雕龙》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涉及文学创作时声律与构思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奥秘之一。“内听”概念当对应“心声”“内部表达”来理解,与“内视”“内省”共同构成虚静境界的特征。“内听”难题指作者构思时,难以明辨“心声”,自如调遣心中的声音符号,及时修正不和谐的声韵调组合,同时做到言能尽意且语音和谐。与“内听”难题相关的文术主要有:一是灵活运用平仄协调配合的规则,和对仗、押韵、双声、叠韵等技巧,调整各种不谐搭配;二是以吟咏、讽诵方法化内听为外听;三是践行驭文之首术,在阅读、思考、书写、对话、自省过程中熟悉常用声韵组合,全面提高语音修养。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钟新, 张超
    2020, 34(3):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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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成长不仅要经历物质性成长,也要经历社会性成长。大国形象是社会性成长的重要因素和构成部分。在利益博弈与纷争中,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新兴大国面对的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中国国家形象的四个维度: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的传播可以分为两种路径:基于事实传播的本质主义路径和基于身份传播的建构主义路径。中国大国形象的传播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挑战性,这两种路径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滕菲
    2020, 34(3):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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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类世”的提出引发了西方生态哲学理论的后自然倾向,它强调要打破现代性以来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解构环境主义的自然观念并构建一套应对人类世时代生态危机的实践模式。但这一后自然倾向具有内在的理论局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克服后自然倾向内在缺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构建人类世时代生态哲学的核心资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发展论和实践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工程的思路和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论。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相互联系并构成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 哲学
  • 哲学
    甘绍平
    2020, 34(3):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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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信息社会在增进人们的自由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对人的自由构成严峻挑战的现象:有些知识能够造成限制与损害人的自由发展空间乃至毁灭整个人类的严重后果;有些知识可以被少数精英有意垄断和肆意利用,成为支配和控制广大受众的重要工具。同时,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导致行为主体很难达到对全面的、整体性的知识的掌控,从而不可避免地处于无知的常态化状态,因此,其自由自主的决断能力也就大大受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决断之基础与依靠的知识信息拥有权,就构成新一代人权诉求的努力方向。人们唯有尽最大可能地拥有掌握客观与主观世界真实和全面的知识信息这样一种能力,自由才可以预期。
  • 哲学
    林美茂, 黄世军
    2020, 34(3): 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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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哲学的探索中,必然会涉及“公”与“私”的两个核心概念,然而人们却毫无反思地使用着这两个概念,基本上不再进一步探讨“公”“私”的明确界限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学界注意到“公”“私”区分的相对性特征(确实,“公”作为“私”的扩大,一般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但对于最小单位的“私”(“元私”)究竟何以可能,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哲学意义上的探索。针对这个问题,犬儒第欧根尼的“广场自慰”与“广场宣讲”行为,可以揭示作为“元私”所具有的“拒绝对自性的绝对即自性状态”与“超越即自且对自的自足性”的本质内涵,通过对两种行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得以自恰的分析,可以阐明人之为人活着,其作为“元私”存在之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确立与运动的哲学问题。
  • 经济学
  • 经济学
    方福前
    2020, 34(3):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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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里根经济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从经济背景、改革依据、改革举措、改革目标四个方面进行的比较分析发现:在改革举措方面,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参考借鉴了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但是大大超越了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在经济背景、改革依据和改革目标方面,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有实质性差别。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许多创新,有许多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中国式供给革命,是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
  • 经济学
    孙久文, 张静
    2020, 34(3):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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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形成较完整的框架。基于演化思想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总结构建的由政府、产业、资源三者独立演化同时又互相影响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维演化”模型,试图阐释中国区域经济演化的基本规律,并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 经济学
    王云, 郝泽栋
    2020, 34(3): 9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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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我国高等学校从1999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招。针对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以及此种影响如何随人力资本积累正外部性的强弱而变化的研究表明,用人单位的不同工资制度带来“预期效应”,使得劳动者在高等教育普及之后,能够最优地选择受教育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当劳动者面对未来用人单位“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时,更有激励利用高等教育扩张的机会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教育的正外部性得以内化。而当劳动者面对未来用人单位“平均化”的工资制度时,其增加的人力资本对社会总生产力有贡献,但收益却被群体均分。此时,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过强,能力较高的劳动者通过受教育来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的激励反而减弱。因此,应该从政策层面降低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造成的效率损失,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 法学
  • 法学
    杨东, 陈哲立
    2020, 34(3): 1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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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中央银行自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条件开始具备。法定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自行发行的用于替代现金的支付工具,与现有法定货币等值、在经济学上属于流通中的现金。但是,法定数字货币不属于动产,受限于终端设备也难以具备法偿性,与现有的法定货币的定义不兼容。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货币在性质与定位上一致,应当被纳入法定货币体系之中。因此,建议将法定数字货币理解为对中央银行的特殊债权,并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修改。
  • 法学
    钟维
    2020, 34(3): 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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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对金融创新实践的承认、共识和规范化,而非以既有的制度来格式化市场和实践对新型交易模式的需求。智能投顾规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全权委托型智能投顾,不管是将其纳入投资顾问业务,还是纳入资产管理业务进行规制,都是可选择的路径。如果选择将其纳入投资顾问业务,那么需要资本市场高层级立法的支持。如果选择将其纳入资产管理业务,那么必须采用全权委托账户管理的规范方案,而不能采用信托型资产管理规范方案。四部委《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对智能投顾的规制逻辑是不清晰且令人费解的,应当予以修改和完善。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
    李沁, 徐诚, 赵凡瑜
    2020, 34(3): 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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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主流媒体融合进入关键期,技术理性和社会多样性的矛盾,虚拟传播无边界和现实管理归属的矛盾都在加剧。长江三角洲是主流媒体融合的先行区,对全国有示范意义。上海、江苏、浙江12家媒体的实践显示媒体融合已从内容和人才融合步入资源和产业整合阶段,推动社会结构变革,形成沉浸云平台等多种发展模式,但尚未摆脱路径分歧、融合浅表等问题。融合发展路径包括:顶层设计先行,集中党政资源支持主流媒体,技术开发全国一盘棋,减少重复建设,等等。
  • 新闻传播学
    顾亚奇
    2020, 34(3): 14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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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短视频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媒介现象,它悄然重塑着大众文化的结构与景观。作为包裹着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短视频改变了人们日常表达的方式,存在使个体形成“易得性偏见”的风险。作为权力再分配的虚拟场域,短视频与政策、资本、公众等多方面形成互动和制约,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用户的盈余时间被商品化,情感传递代替了真实关系,导致互联网时代“群体性孤独”现象出现。从传播维度看,短视频对算法推荐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迎合了用户“自我表演”的精神需求,也可能异化为隐性的文化霸权新形态。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
    崔守军, 焦玉平
    2020, 34(3): 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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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国际化进程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拉美在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全球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微利性。在合作范式上,以能源和基础设施为主轴,以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为导向,以与中国建交为合作前提条件,以促进中国和拉美合作国的双边关系为最终目标。在运行机制上,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单边与多边融资并行互促,展现了中国“耐心资本”充足的禀赋优势。在合作成效上,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在拉美释放了正外部效应,兼顾了国家利益、商业利益与合作国利益的均衡发展,实现了融资、融智和融技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中拉双方在整体上互利共赢。
  • 史学
  • 史学
    巴晓津
    2020, 34(3): 16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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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倡导孝治,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皆以保民爱民的“民之父母”身份君临天下,发布诏令。他们同时也是得到天命的“天子”,被天下臣民尊奉为“天下家长”,成为天下人心目中敬仰、效法及尽孝的君父和典范形象,这在朝臣的上疏进谏中多有体现,由此形成了西汉天人关系架构下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和皇权政治模式。西汉中后期,随着社会积弊的日益深化,皇帝作为天下君父之典范形象发生动摇。在朝臣上疏谏诤的话语中,深刻体现了父慈子孝政治思维影响下所派生出的以典范与失范为重要评价标准的皇权认同。西汉臣民对皇权尽孝的条件等涉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问题也依托父慈子孝的政治思维而建立起来。西汉皇权就在这样的政治思维作用下不断消长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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