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华民族在风雨70年的峥嵘岁月中,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两大历史阶段,当下正处在从富到强的新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新时代就要有新发展,新时代就要有新创造。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在构建学科、学术、话语这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在提出我们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过程中,要始终秉持守正才能创新这一研究理念,要始终以解决新时代的现实重大问题为导向,要始终把接地气的学术精品写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本专题的三篇文章所探究的问题各不相同,切入的视角和研究的路径彼此有别,但都紧紧围绕话语体系这一问题来展开,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宏阔视野中来审视、总结新中国文论70年发展历程中的得与失。
金永兵的《文学定义嬗变的文化分析——近70年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考察》一文通过梳理70年来教材中“文学”定义嬗变的内在逻辑,揭示文学、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和变异,以及所呈现出的阶段性样态和整体性特征。这一流变具体呈现为从“反映论”“审美论”到当下的“审美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等演变态势。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映论”与古典主义文论和美学呈现亲缘关系,“反映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合拍性,实质上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审美领域对“卡夫丁大峡谷”的双重跨越。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70年来“文学”定义嬗变的第二个阶段。文学发生了审美风尚和审美范式的转变,从古典美学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性审美,一条不同于以往“反映论”的新文学观和“文学”新定义之路铺展开来,并且在21世纪打开了更为多元的面向。
谷鹏飞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问题》一文认为,新中国文学理论是以“现代性”与“传统性”互为表里的知识化与功能化建构过程。“传统性”不是一种固化的古老意义形态,而是一种始终因应时代境况与文学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系统与观念立场。与业已定型的“传统”相比,传统性具有自反性的精神力量,遵循“古今中西”的现实性阐释框架,而非祖述“古今”的历史性阐释框架;传统性是一个携带独特现代性情势的知识生长域,由此更容易看清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中不断开新变形并经受独特的历史命运,成为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特殊形态。这种“传统性”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应理解为以“中国文学理论”特殊性的立场而对“西方文学理论”普遍性的重构,而非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彻底解构,更非对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的特殊建构。
季水河的《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话语模式的转换》一文把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话语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是“政治主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