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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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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特邀主持人王文
    2019, 33(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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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明确提出“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要充分考虑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和需求,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合作模式。中国近年来快速推进国内和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并推动“一带一路”投融资绿色化,助力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我们遴选了三篇论文,从
    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投资的绿色化进程、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标尺和绿色成本效益核算三个方面,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中国缘起到“一带一路”需求、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发展,
    评估“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并对“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共生发展新时代进行展望;
    反映我们对 “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的重要性、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的思考,分析“一带一路”对绿色金融发展的需求、中国对“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发展的带动情况;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投资活动绿色属性的界定、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讨论绿色成本、效益的投资评估方法学,再从“一带一路”的角度提出结合绿色成本、效益的绿色评级和财务评价方法,并介绍实际应用。
    曹明弟、董希淼的《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评估与展望》一文,介绍了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在“一带一路”上推动绿色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努力,为绿色投融资提供适宜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思想氛围和制度基础;分析绿色金融在“一带一路”生根发芽的情况,描述了主要以中国牵头拉动、一些国家和地区自主融合到“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发展中来的局面。文章指出,着眼于“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的巨大需求,发展绿色金融,需要相关国家加快发展步伐,齐心协力,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优势,推进“一带一路”绿色金融进入共生新时代,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王文、杨凡欣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投资的绿色化进程》一文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根本之策。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低碳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绿色投资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新动能,与环境、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已影响到世界新秩序转变。中国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支持国内绿色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推行投资绿色化,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深刻体现,契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随着“绿色丝绸之路”的深入推进,绿色文化和绿色价值观的逐步建立,必将推动更多绿色投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聚焦于实体经济发展和跨境绿色发展,助力改革全球投资治理环境,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莫凌水、翟永平、张俊杰的《“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标尺和绿色成本效益核算》一文,探讨界定投资活动绿色属性的量化方法,分析如何在投资评价中合理体现“绿色成本和绿色收益”,把投资活动是否产生额外的绿色效益作为识别绿色属性的首要依据。在绿色性评估中考虑环境可持续和财务可持续的统一,将绿色效益、绿色成本、绿色收益统一到同一维度,对投资活动的绿色化程度进行评估。将绿色效益货币化变成绿色收益作为项目投资收益的一部分纳入投资财务评价,解决绿色投资成本内化、效益外化的矛盾。在绿色供应链成员(上游供应企业、投资企业和生产企业)中分配绿色成本和绿色收益,可以真实反映绿色投资成本和收益回报的比例关系。作者建议开展“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评估的试点、示范,建立绿色额外成本分摊、绿色收益分享机制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战略联盟。文章强调,金融产品的创新要转向为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资联盟服务,建立绿色投资评估的技术支撑体系和推动绿色评估机制的国际合作和互认等。

     
  • 学术前沿
    曹明弟,董希淼
    2019, 33(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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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议题和发展要求。随着中国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日趋严峻,“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更多关注和被接受,绿色金融也逐渐在“一带一路”上发展起来。绿色信贷、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产业发展基金、保险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开来。对“一带一路”绿色金融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对以后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推动“一带一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
  • 学术前沿
    王文,杨凡欣
    2019, 33(4):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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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调结构、促增长的重要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其中,“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巨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不断得到激发,为新一代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提供了广阔市场。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继续推动绿色投资的需求和发展势能,将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学术前沿
    莫凌水1,翟永平2,张俊杰3
    2019, 33(4):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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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绿色化,需要保证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的投资必须是绿色的,同时也要解决绿色投资成本、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的问题,才能吸引大量资本流向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绿色投资标尺和绿色成本效益核算将回答绿色投资评估的两个核心问题:如何评估投资活动的绿色性,如何在投资评估中合理地体现“绿色成本和绿色收益”并探讨解决绿色投资中成本和收益不匹配的市场机制问题。提出量化绿色效益、绿色成本和绿色(环境)效益货币化的方法;通过量化的环境和经济指标,从环境的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界定投资绿色属性;并将绿色成本和绿色收益纳入投资活动的财务评价,纠正绿色投资成本和收益不匹配的关系,解决绿色投资成本内化、效益外化的矛盾。
  • 哲学
  • 哲学
    郭清香
    2019, 33(4):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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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伦理思维建构在“家—国—天下”往返互推模式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依赖这个互推结构确定自己的存在身份和意义。《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修路向,因为家、国、天下的紧密关系而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概念传入中国,打破了传统的天下观念,扭转了对国的认识,掀起了对家的批判。这既造成身与家、家与国、国与天下勾连的断裂,也打破了一直以来的自修路向,造成确定自我人生价值的困难。为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为代表)提出了两条路径: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前者通过个人的公民(国民)身份而确定自我人生意义的获得,后者则试图
    超越家国、通过人类社会之一员的身份而确定个人人生意义的获得。但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条路径并非泾渭分明、二必选一,家的意义也不能全然否定。就人生意义的获得而言,“修齐治平”路向仍具有重要意义。
  • 哲学
    龚群
    2019, 33(4):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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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性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而道义论和功利论伦理学以行为为中心。以行为者为中心,不能不涉及人的道德心理(动机、欲望、情感、品格等),并且将德性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概念;以行为为中心,以康德为代表的道义论将普遍法则和义务置于其中心,功利论将功利置于其中心。道义论与功利论也有其德性论,但在其理论中都处于从属性地位,康德道义论的德性论体现的是履行义务的力量,而密尔的德性论既上承边沁,也受到斯多亚派和基督教道德观的影响。
  • 法学
  • 法学
    田宏杰
    2019, 33(4):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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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刑法谦抑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不仅分别对应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而且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还进一步限制了刑罚权的发动。因之,刑法基本原则体系早已为刑法规制边界的划定确立了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比例原则无法提供新的规范指引。比例原则对于刑法体系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回答了哪些刑法原则是不容突破的铁则、哪些刑法原则存在例外。比例原则应当原则上适用于公法领域,至多可以用来调整弱式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但不能适用于调整强式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 法学
    王明远,孙雪妍
    2019, 33(4):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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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的法律地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之前,主要有“无主物”和“共有物”等理论观点,相应的基础理论则是“公海自由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确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但该概念存在一定缺陷。为了更好地完善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有必要把“公共信托”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结合起来,以“公共信托框架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作为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的法律地位。
  • 法学
    杜文忠
    2019, 33(4):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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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关于“道”涉及的概念有道体、道学、道统,中国古代的宪制和礼乐政刑源于道统,道统政治一直是儒家理想的政治形式,这正是儒家之“道”对于政法的意义所在。对于儒家之“道”的理解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道体”的逻辑证成;二是基于“圣神”的历史证成。儒家之“道”创制、统合并赋予儒家的政治、法律以道的意义,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道统政治”理论的圣神性、常道性、文教性的特点,同时还衍生出其“化俗而治”的政法传统。
  • 管理学
  • 管理学
    彭新武
    2019, 33(4):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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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传统等级制组织模式所导致的人的异化、效率自反、民主悖论等弊端,当代组织观呈现出向人性化、分权化、有机化和过程化转变的态势。人和组织应是一种相互构建、共同进化的关系;任何简单划一的集权或分权都不能实现管理控制的目标,而需要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当今组织虽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广泛多样的组织形式依然会继续存在。从过程哲学的视角看,不应将组织仅仅视为一种“结构”,而更应视为一个“过程”来思考和运作。组织变革成功的关键问题在于:恰当处理利益纠葛,正确引导组织学习,克服组织文化的惯性,等等。
  • 管理学
    李文钊
    2019, 33(4): 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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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哲学视角看,学者们有关政策过程研究的重大分歧主要来源于对政策过程的事实看法差异,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偏见。拉斯韦尔是政策科学范式的主要倡导者,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公共政策。马约内和费希尔倡导“论证转向”,主张用协商、话语、说服等方式对政策进行探索。随着两种范式之间争论的加剧,很多学者开始尝试进行融合。由于本体论争论的不可化约性,这使得统一范式的追求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范式之间竞争、学习与合作仍然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主导方向。
  • 传播学
  • 传播学
    赵云泽,赵国宁
    2019, 33(4): 1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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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气息,即对现代性的三大基石“理性”“主体性”和“真理(知识)”的质疑和否定,突出表现为:摆脱“理性”的“媒介交往”,媒介中主体性的“矮化”和“消解”,解构“深度”“宏大”的叙事风格,媒介革命背景下“国家—个人”对立关系的“消解”等。后现代主义从现代性的内部吸收养料和创造力量,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建人类文化的目的。对当下中国的语境而言,后现代性的张扬,一方面是在探寻高于“现代性”的未来图景,另一方面也是在逆向要求“现代性”基础的夯实。后现代主义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社会的视角,也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展现了另一种视野。
  • 传播学
    崔林,尤可可
    2019, 33(4): 1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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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引发的一系列媒介与社会的变革已经成为媒介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然而,互联网在理论层面引发的转向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互联网引发的变革已经溢出了传统媒介理论的视野与框架,在技术、社会与文明三个层面引发了媒介理论的转向。从技术层面看,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功能主义理论已经难以解释数字革命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人们需要在信息史观的宏观视野中重估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从社会层面看,基于未来主义的信息时代理论已经难以描摹网络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结构作用,取而代之的网络社会理论着力于系统地重新判断网络的基础社会功能。从文明层面看,网络促动的当代文明体系之间的变化已经推动互联网研究进入历史层面,对媒介与文明的考察也从19世纪以来盛行的国家中心主义转向全球文明互动的视野。
  • 文学
  • 文学
    诸葛忆兵
    2019, 33(4): 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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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科举过程相关,宋人有大量送别文章,大致分为三类:送人赴试、送落第者、送中举者荣归或赴任。送人赴试文章共计21篇,以称赞、推荐考生为核心内容,同时往往肯定科举制度,或展现不同时期科举社会风貌。送人落第归去文章共计12篇,大都以劝慰开篇,且对落第者不吝称颂之辞。北宋中期以后,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评声音增加,有作者就从制度弊病的角度探讨落第原因。送人荣归或赴官的文章只有3篇,或勉励赴任者多有政绩,或表达自己中举后的态度,或对中第者谆谆教导。三类送别文,反映了宋人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宋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复杂心情、科举考试的利弊得失等等内容。
  • 文学
    孙柏
    2019, 33(4): 1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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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易卜生的散文剧转向开始,现代戏剧进入了它的现代主义阶段,其形式特征就是《社会支柱》所开创的反讽的现实主义。反讽的现实主义虽然也如实地描绘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然而真实目的却是表现这个空间的非自足性和不完整性——沿着舞台上下的界线,世界失去了它的连续一致,转而被某种至关重要的断裂分割开来,由于人物闯入或离开的戏剧行动所造成的冲击,舞台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及其世界图景的批判。
  • 艺术学
  • 艺术学
    李科林
    2019, 33(4): 1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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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出现的戏院新景观作为中国视觉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以过剩的视觉奇观和过剩的观看价值反映出视觉现代性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构和内在心理动机。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和内容,戏院和戏剧吸引着新旧知识分子的凝视和参与,并成为他们实践文化复兴或者民族启蒙的教化高台。因此,关于此时戏剧活动的讨论需要从戏剧理念扩展到观看的外在视觉空间和观演的内在认同欲望,以观看欲望及此欲望的溢出式满足作为分析观戏活动的两个角度,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视觉现代性发生的内在动力。此时新戏院中的摩登梦境以及新戏剧观念下的传统国粹两大奇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分别呈现了观众在走进戏院时所持的心理期待和在欣赏戏剧表演时所获得的文化价值。与此同时,这些分析也从视觉文化的角度为精英知识分子对话剧活动的积极推进和早期话剧运动的失利提供了一定的外在参照。
  • 艺术学
    马躏非
    2019, 33(4): 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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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是城邦制国家,具有谋求全民幸福的“乌托邦”式理想。古希腊思想家认为道德是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们都非常重视关于美德的讨论,形成了比较完备和系统的美德伦理学理论。受此影响,古希腊艺术中的“美”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只有反映了“真”“善”的艺术才是 “美”的,“美”与“善”是相通的,只是呈现的面貌不同而已。
  • 史学
  • 史学
    魏坚,孙丹
    2019, 33(4): 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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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考古的产生和发展与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理论的整体发展密不可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深刻地影响了考古学,激发了性别考古研究的产生。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促进了性别考古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认知论的改变。相比其他学科,考古学吸收女性主义理论的过程缓慢,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考古实践三个方面影响了考古学应用女性主义理论的进程。在西方,性别考古的研究正蓬勃发展,已经成为考古学者们不可忽略的研究问题之一。而中国的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亟须进行女性主义理论方面的反思,从而从性别考古的视角推动对史前社会的深入研究。
  • 史学
    徐浩
    2019, 33(4): 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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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不信神问题长期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不同时期学者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20世纪西方史学范式变化与16世纪不信神之争关系密切。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范式分别出现了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导致历史研究对象从精英人物先后转变为普通人群体和普通个人,研究方法从寻找历史先驱者到通过望远镜和显微镜发现共同性和差异性。如果说科学历史学将拉伯雷描述为一位具有自由思想和理性精神的无神论者,那么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则将16世纪作为信仰的世纪并据此主张拉伯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后现代史学则通过中世纪至16世纪大量不信神个案解构了费弗尔所谓的集体心态,确认了前现代西欧各国普遍存在的不信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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