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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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陈卫东
    2018, 32(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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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在试点地区设立监察委员会、改革监察体制,这意味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一市两省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积极稳妥、依法有序地推进试点工作。监察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整合多元化的反腐败力量、实现反腐法治化的必然选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对未来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今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本法对监察机关的组织形式、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国际合作、监察监督、法律责任八项内容予以制度化,基本形成了国家监察制度的架构与体系,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式步入新的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监察法制尚处于发展初期,配套制度建设未臻完善,相关理论研究仍待深入,职务犯罪监察与诉讼的实践中难免出现制度运行方面的问题。为全面探讨职务犯罪监察与诉讼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期特邀三位长期关注监察制度改革并多年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学者,以职务犯罪监察与刑事诉讼衔接为切入点,分别对“法法衔接”的程序问题与证据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能的完善模式与解释方案。
    陈卫东教授和聂友伦博士的论文《职务犯罪监察证据若干问题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为中心》,从法律适用的视角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衔接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学研究,内容包括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解释问题、监察调查取证程序的取证规范问题以及非法监察证据的认定与排除问题。文章认为,监察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指监察证据具有“出庭资格”而非证据能力条款;监察调查的取证程序在监察法规范缺位时,应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监察调查程序而言,非法证据的认定必须以刑事审判的标准为标准,非法证据的排除意味着该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陈瑞华教授的论文《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性质与运行原理,并提出了双轨调查体制的完善方案。文章认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同时具有党纪调查、政纪调查和刑事调查的性质;由于监察调查的一体化设置,使得本来具有侦查性质的刑事调查,既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也难以为被调查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为使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纳入法治的轨道,使被调查人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应确立一种双轨调查体制,在监察机构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党纪政纪调查部门与刑事调查部门,前者遵守监察法以及关联法规的约束,后者则与其他侦查机关一样,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并达到刑事侦查所要求的程序保障水平。
    魏晓娜教授的论文《职务犯罪调查与刑事诉讼法的适用》,对刑事诉讼法在职务犯罪调查中的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监察法通过两种方式使得刑事诉讼法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仍有适用余地:一是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标准直接转化、吸收进监察法;二是通过程序、证据方面的衔接使得刑事诉讼法间接地规制职务犯罪调查,但是,留置措施未能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得到刑事诉讼法直接或间接的规制。此外,从宏观上看,职务犯罪调查缺失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有限介入职务犯罪调查并给检察监督留下空间。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陈卫东,聂友伦
    2018, 3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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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体制改革后,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实质上替代了以往由检察机关实施的职务犯罪侦查程序。职务犯罪调查的体制变革带来了程序衔接的重大课题。《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关键是证据适用问题,其集中体现于《监察法》第33条之中。解决此问题应从法律文本出发,明确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资格,理清监察取证程序应遵循的实质规范,界定非法监察证据的认定与排除范围。
  • 学术前沿
    陈瑞华
    2018, 32(4):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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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我国《监察法》确立了一种集党纪调查权、政纪调查权与刑事调查权于一身的单轨调查体制。这种体制混淆了三种调查的界限和差异,降低了刑事调查的法制化水平,使得本来具有侦查性质的刑事调查,既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也难以为被调查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要走出目前的困境,使得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纳入法治的轨道,使被调查人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就必须确立一种双轨调查体制,在监察机构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党纪政纪调查部门与刑事调查部门,前者遵守《监察法》以及关联法规的约束,后者则与其他侦查机关一样,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并达到刑事侦查所要求的程序保障水平。
  • 学术前沿
    魏晓娜
    2018, 32(4):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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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法》通过两种方式使得刑事诉讼法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仍有适用余地:一是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标准直接转化、吸收进《监察法》;二是通过程序、证据方面的衔接使得刑事诉讼法“反射性”地规制职务犯罪调查。但留置措施未能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制。留置的性质是干预人身自由权利的措施,应当提供与该属性相匹配的程序性保障。从宏观上看,职务犯罪调查缺失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有限介入职务犯罪调查,并给检察监督留下空间。如此,才能保证监察制度健康良性发展。
  • 改革开放四十年
  • 改革开放四十年
    何增科
    2018, 32(4):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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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政治监督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包括:政治监督主体日益多样化,政治监督体系基本形成;监督内容日益丰富并逐步向纵深拓展;政治监督法规体系日益完备;政治监督方式传统和现代并重,技术监督和制度监督并举;政治监督对象逐步实现全覆盖。中国目前的政治监督制度在巩固党的领导权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遇到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为此,需要建立现代政治监督制度体系。
  • 改革开放四十年
    钟真
    2018, 32(4):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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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并不是农业政策的产物,而是农业和农村自身发展的结果。他们的成长、分化与走向既是市场化规律的体现,也是制度改革创新的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巨大的成长,极大地改变了农业要素的投入规模和结构,调动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种力量,产生了多方面的经济社会影响,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挑战。结合其发展趋势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紧紧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在政策上仍需要做相关战略调整,有针对性地完善其政策支持体系。
  • 中国道路
  • 中国道路
    罗骞
    2018, 32(4): 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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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以来存在着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三种主要政治概念,但这些主要概念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用建构性政治概念来概括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建构性政治概念强调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性功能,突出政治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意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可以看成是建构性政治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转化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强大动力,政治国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积极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起了社会跨越式发展引领者和助推器的使命。这是当代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政治经验。
  • 中国道路
    王雨辰
    2018, 32(4):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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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根据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超越了西方“深绿”“浅绿”和“红绿”思潮的生态治理理论,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主张通过破除资本的霸权逻辑,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方式,化解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态利益矛盾,倡导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新型全球环境治理理论,可作为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科学理论指南。
  • 经济学
  • 经济学
    方福前
    2018, 32(4):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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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目标是要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总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分析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根据2010—2017年的中美经济增长趋势推算,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在2040年前后赶上美国,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21世纪40年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美国的50%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未来30多年里,中国经济既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又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不断扩大开放,不断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实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 经济学
    陈享光,黄泽清
    2018, 32(4):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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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性,降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品质。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矛盾运动细化了货币的多种职能,影响了货币的品质,从而导致货币锚定物的产生。货币锚定物具有不能锚定自身、数量与价值可变、反映商品总价值以及需要国家权力支撑等四种内在规定。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上的现行信用货币体系并不能保证货币的品质,货币品质的维护取决于有效货币锚定机制的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及其对一揽子锚定物资源的锚定重塑现行信用体系以维护货币的品质。
  • 政治学
  • 政治学
    杨光斌
    2018, 32(4): 9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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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重新解释,其历史本体论具有帝国主义属性,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帝国主义化”。帝国主义这一历史本体论则来自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国家性”。在运用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具有不同“国家性”的中国的时候,需要非常慎重。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结构现实主义,试图将现实主义理论由规律性认识“建构”为不可由现实所证实的理论,结果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了其理论生命力。
  • 政治学
    保建云
    2018, 32(4): 1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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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分布人性、分布理性、国际准政府状态及分布治理、冲突合作转换为假设前提和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权力来源与权力目的在于对天下人公共利益的贡献和责任,权力大小由权力占用者对天下人公共利益的贡献与责任大小界定;国家权力占用者分布理性决定国家行为分布与演化方向,国家利益竞争与权力分配博弈是当代国际关系演化的基础与内生动力。
  • 管理学
  • 管理学
    宋华,杨璇
    2018, 32(4):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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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供应链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领域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一般性框架,应当从结构、流程和要素三个维度来考虑供应链金融的风险管理问题,以有效应对不同来源的供应链金融风险,实现一定的融资绩效。其中,结构维度包括供应链网络结构和业务结构两个方面,流程维度包括收入自偿导向下的交易流程和垂直化的管理结构,要素维度包括全供应链网络的信息治理和融资企业的声誉资产化。构建一个整合的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框架,可以体现供应链金融风险对供应链金融绩效的影响,有助于从结构、流程、要素等维度对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
  • 管理学
    李洁1,林新奇2
    2018, 32(4): 12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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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创新的驱动力是个体在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建立的三元(组织元、个体元、学术元)融合动态目标。该目标是个体在由学术兴趣、学术专长等个体要素共同构建的心智模式作用下,对组织需求以及学术要求共同构建的外在客观要求,通过解读、同化、顺应、内化等过程,形成新的个体心理目标,具有动态性和融合性。该目标促使个体聚焦研究问题,产生主动创新行为,实现组织目标,从而揭开了从组织创新战略到个体创新行为间的“黑箱”。
  • 文学
  • 文学
    王银辉
    2018, 32(4):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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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卡奇人民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其个人发展道路上的抉择紧密相关,前后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置身于资产阶级思想潮流之中的卢卡奇逐渐步入马克思主义学徒期,发现工人阶级的进步性与历史使命。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卢卡奇的人民性思想由萌芽发展至确立,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工农民主专政,并提出人民性的文艺创作理念与实践原则。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人民性理论由文艺理论领域最终转向哲学思考,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角度探索人及其社会存在问题。这些“转向”的产生是其个人精神特质、理想追求,以及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 文学
    常培杰
    2018, 32(4): 14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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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艺术深受中世纪以来全面发展的唯名论思想的影响。唯名论对“特殊性”的推崇、对唯实论 “共相”观念的批判,是现代性思想的源头。在审美唯名论的影响下,现代艺术的朝向由抽象的普遍观念转向了当下经验。艺术作品丧失了目的论内涵,不再演绎式构建自身,而是开始自下而上、非目的论地构建自身。审美领域对“特殊性”的强调,使得现代艺术借助“自我批判”发展出了“纯粹艺术”观念,现代艺术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自反”特征。“自反逻辑”使得现代艺术逐渐走向抽象,促生了秉持“绝对自律”的“现代主义艺术”,并最终导致意在批判自律艺术体制的“先锋艺术”的发生。
  • 史学
  • 史学
    朱浒
    2018, 32(4): 15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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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向来被视为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向兼顾“求富”的标志。对此,以往认知大都拘泥于经济史视角,没有注意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契机依托十分复杂的社会脉络,并非单纯经济因素驱动的结果。这个事例表明,在继续推进洋务运动研究的问题上,运用政治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等复合视角,从具体的、动态的实践进程出发,才能确切理解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 史学
    徐浩
    2018, 32(4): 16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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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劳动者处在社会结构的下层,按雇佣期限和是否住在主人家里分为仆人与雇工。黑死病前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黑死病后国王颁布《雇工条例》等以便阻止工资增长,但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大多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工资。中世纪中期工资劳动者饮食的数量和结构已开始改善,中世纪晚期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15世纪成为雇工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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