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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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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特邀主持人张永清
    2018, 3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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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就理论的力量与思想的深邃性而言,马克思仍然活在21世纪。马克思与我们共同生活在新时代,马克思的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各个领域。如果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只能窒息其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不同领域问题的科学指南。如果能把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运用在我们的美学、文学问题研究上,那么新时代美学理论的创新性就会有所呈现。本专题的四篇文章论题不同,切入视角和研究路径各异,但在问题的研究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思想性和创新性。
    张永清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一文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95年8月时期的文学活动及其评论,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在如何理解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评论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形成了意见说、连贯说、体系说三种主要观点。应该从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这三个向度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性质。
    汪正龙的 《马克思论悲剧与喜剧——历史哲学、戏剧学与美学的三重透视》 一文改变了以往研究就悲剧谈悲剧、就喜剧论喜剧的思维方式,转而从历史哲学、戏剧学和美学三个不同维度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悲剧观与喜剧观。作者认为,悲剧和喜剧是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有效范式,历史哲学、戏剧、美学分别构成了马克思探究悲剧和喜剧的切入点、观察点、引申点;马克思眼中的悲剧与喜剧不是作为美学范畴而出现的,而是历史朝向自由的实现过程中的某些辩证的环节,它们带有特定的历史哲学含义,并且是以戏剧化的方式来呈现的。作者还认为,马克思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并未真正做到将三者相互关联,他在放大历史哲学维度时不经意间造成了对戏剧学维度和美学维度的遮蔽。
    张宝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本体论生活美学思想初探》一文并未沿着实践美学的已有路径来探究相关问题,而是从“生活本体论”这一视角来切入。人“活着”和“如何活”是“生活本体论美学”的题中之意,“活着”构成了生活的基础性层面,“如何活”则构成了生活的审美属性。物质生产实践只是生活决定性力量中的一个层面,美的艺术也只是马克思美学视野下的一种;把生活作为美学思考的出发点,把美的属性赋予各种生活方式而不唯独限于美的艺术,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主题。
    谷鹏飞的《时间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美学解释学的生成逻辑》一文提出,时间问题是马克思美学解释学的理论基石,而由时间问题而展开的“时间性”与“实践性”则构成了马克思美学解释学的基本逻辑。马克思美学解释学是“时间性—实践性解释学”,它们贯穿于从解释文本到解释方法再到解释主体的全部解释学要素之中。马克思的美学解释学既为现代资本宰制下人与文本及世界的意义生成作了辩护,又为处于现代性多元时间观念中的解释活动向人的自由生成与自由实现提供了可能。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张永清
    2018, 32(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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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95年8月期间的文学活动及其评论,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了意见说、连贯说、体系说三种主要观点。“初始形态”主要包括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三个向度。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汪正龙
    2018, 32(2):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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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关于悲剧与喜剧的论述以历史哲学为切入点、以戏剧学为观察点、以美学为引申点,虽然具有自己的美学内涵,但大大超越了通常的美学含义。历史、戏剧、美学成了一个整体,历史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戏剧化的文学形式,悲剧与喜剧充当了一种社会文化批评的范式,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也产生了独到的美学效果。但是,由于历史、戏剧、审美三者并不一定具有统一性,所以有时候在马克思那里形成了裂痕。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张宝贵
    2018, 32(2):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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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重要的美学文献,本身具有很强的思想张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做过多种解读。这些解读大多以实践为基础,在美的艺术范围内搭建马克思美学。但从马克思的表述来看,物质生产实践只是生活决定性力量中的一个层面,美的艺术也只是马克思美学视野下的一种。将生活作为美学思考的出发点,将美的属性赋予各种生活方式而不唯独限于美的艺术,应该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主题,是一种本体论生活美学的表达,这也令马克思美学走出传统理论美学的视域,在活着和如何活的生活层面切入到人的生存问题当中。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谷鹏飞
    2018, 32(2):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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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美学解释学是以“时间性—实践性”为轴心展开的现代美学解释学,它在本质上内在于西方现代解释学的传统,并有创新发展。“时间性”与“实践性”作为马克思美学解释学的意义生成逻辑,贯穿于从解释文本到解释方法的整个解释过程。马克思以“时间性—实践性”为核心筹建的美学解释学,其主要意义在于,它既为现代资本宰制下人与文本及世界的意义生成作了辩护,又为处于现代性多元时间观念中的解释活动向人的自由生成提供了可能。
  • 哲学
  • 哲学
    刘建军
    2018, 32(2):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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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发展的“五大社会形态”中包含着两个层次: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属于第一层级的社会形态,是大尺度社会形态,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第二层级的社会形态,是小尺度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拥有长得不可比拟的时间跨度,为了能够更确切地理解这两个社会形态,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们内部都应该包含着一系列第二层级的社会形态,而且这些社会形态都具有自身演化和依次替代的历史规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其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其中包含着一系列有待展开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其第一个社会形态。采用这样的历史哲学框架,有利于解释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也有利于更好地定位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
  • 哲学
    李建华,周琼
    2018, 32(2): 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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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政府组织伦理发轫于中世纪的教会救济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伦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伦理品格。以规范伦理学为特征的现代伦理准则所固有的功利与义务两难困境,当代组织伦理中的生存与责任之争,为非政府组织伦理的构建引入了难以消解的道德预设。德性视域下的非政府组织伦理将视角转移到伦理行动者上来,试图化解现代非政府组织伦理对普适性的盲目追求,从德性建构出发,将美德与地方性文化结合起来,建立价值共同体观念,求同存异,实现非政府组织伦理在不同文化中的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应当尊重本土文化,发掘其文化内涵,通过在实践中完善组织文化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伦理。
  • 哲学
    彭磊
    2018, 32(2):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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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深入解读了色诺芬的短篇对话《希耶罗》。施特劳斯认为,《希耶罗》是古今政治科学之间“最紧密的连接点”,对比《希耶罗》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可以察鉴古今政治科学细微而根本的差异。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梳理《论僭政》中散见的对两个文本的对勘,可以深入探讨施特劳斯对古今政治科学差异的根本看法。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科学无视王与僭主的区别,源于其无视智慧的统治与法的统治的区别,现代僭政正是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的直接后果。
  • 经济学
  • 经济学
    贾根良,何增平
    2018, 32(2):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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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名著,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它强调经济学中不同推理模式对经济思想史中不同研究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不同的推理模式又被看作是历史上曾流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产物;其次,它认为经济思想史上持续存在着多元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且一度形成了假设推理、有机推理和辩证推理这三种推理模式及其对应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存的多元格局,并将这些推理模式的根本分歧追溯到了唯名论和本质主义的矛盾上。普利布拉姆的研究对经济思想史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今天倡导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精神提供了深邃的历史视野,但其对唯名论和本质主义的区分并没有正确理解科学实践的实质,他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研究传统的形成和流变主要归于当时流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观点以及对很多经济学说的评价也存在偏颇之处。
  • 经济学
    孟庆斌1,靳晓婷2,吴蕾3
    2018, 32(2): 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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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内在传导机制错综复杂,因此,构建反映多变量影响通胀途径的模型较为困难。从“信息渠道”的视角解析各变量影响通胀的过程,利用信息长度区分不同变量的传导路径,则可构建一个可以近似模拟通胀影响传导效应的系统。具体步骤是:首先,引入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刻画影响通胀的理论机制;其次,引入信息长度概念,利用物理学中的热传导方程,建立各因素通过信息渠道影响通胀的传导模型;最后,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冲击响应函数的长短期分解技术,研究产出、货币、国际商品价格以及政策因素对通货膨胀的长期及短期影响,并分析各变量传导中的信息阻滞特征及原因。
  • 管理学
  • 管理学
    赵晶,祝丽敏
    2018, 32(2): 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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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际传承不只是家族企业的内部决策,也是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博弈,更是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一个信号。从资本市场反应视角出发,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发现,传承人权威会减弱代际传承的资本市场反应;传承人政治关联或商业地位会加剧该负面效应;二代继任者在传承前的家族企业工作经验,可减轻传承人权威的压力,提高资本市场反应水平;同时,资本市场反应也会影响继任者的晋升发展。因此,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传承人通过控制企业来“护航”的策略,并不利于继任者的合法性构建。传承人更应注重社会资本的传承和继任者能力的培养,重视资本市场的反应,从而增加代际传承决策的动态适应性。
  • 管理学
    顾雷雷
    2018, 32(2): 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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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业的跨国经营过程中,市场营销活动对其经营结果将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07—2016年东盟自贸区中跨国公司的财务数据和BVD数据库的政治风险调研数据,利用资源基础理论,关于跨国公司子公司营销能力对子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国家政治风险的调节效应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子公司营销能力对子公司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国家政治风险将负向调节这一关系。通过主成分分析,从政治风险的10个指标可提取出执政效率、政治稳定和政治周期三个主成分。具体而言,在执政效率较低、处于政治周期的国家和地区,子公司营销能力对绩效的积极影响将被减弱;而在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国家和地区,这一负面调节效应不存在。因此,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子公司应积极提高自身能力,并重视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类别的区分,规避风险,发挥营销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 政治学
  • 政治学
    王莉丽
    2018, 32(2): 1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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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系统,主要由国家权力、思想权力、舆论权力和经济权力构成。政府、智库、媒体、企业以及普通公众形成了多个相互独立的中心并且存在着多元的舆论互动。政府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宏观政策和行为规则制定者。智库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的思想源泉,同时也是最具公信力的行为主体。媒体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的舆论扩散器和媒介镜像构建者。企业体现了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经济权力。多元公共外交的作用主要是在国际关系中建构互信以及提升国家软实力。
  • 政治学
    杨秀香,王斌
    2018, 32(2): 1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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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忧患意识所忧的对象包括天下民生与统治权力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交织,但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忧虑统治权力比忧虑天下民生具有先在性。从权力的合法性视角看,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发展有一个从忧天命、忧“道”“德”到忧民心的过程,与此相对应,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对策则表现为从以德配天命到德治、仁政的变化。在先秦忧患意识的演变中,民意不仅始终是影响权力合法性的因素,而且其对权力合法性的影响呈现出愈益增强,以至于成为决定性力量的特点。合法性的根据从天命向人、从人向民的转变在于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天下民生的关注与对统治权力的反思戒惧在忧患意识中是一种共时态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人的社会历史担当的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
  • 政治学
    柳亦博
    2018, 32(2):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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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奴隶制到民主制,从狩猎采集社会至信息网络社会,不同政治生态和地缘文化造就了纷繁多样的国家治理样态。然而,治理表征的差异性背后隐藏着治理逻辑的统一性。从亚欧大陆国家发展史来看,各国普遍在治理逻辑的发展演化中出现过两次大的转向。为了清晰描述这两次转向,需要跳出治理模式与社会形态的时间性局限,建构一个贯通的政治学模型。国家治理的第一次逻辑转向发生于疆域主义转向生产主义,第二次则是由生产主义转向制度主义。当前我们正处在由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向的过程之中,国家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它能否足量输出温和而高效的治理行动,而不是在于它的立法数量或速度。
  • 法学
  • 法学
    付立庆
    2018, 32(2): 14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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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刑法上的“财产”概念,虽然在国外也存在法律财产说等主张,但在我国则主要是法律经济财产说和经济财产说的对立。经济财产说不仅具有违法判断的相对性等较为充分的理论支撑,也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中国司法实务的具体印证,总体上具有合理性。同时,特殊物品对被害人所具有的“情感价值”可谓是一种经济价值,这也就构成了对传统经济财产说的修正。针对经济财产说虽然存在不少批评,但都可以化解;刑法第92条、93条的规定,不足以成为经济财产说的立法障碍。
     
  • 文化
  • 文化
    徐尚昆
    2018, 32(2): 15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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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高—低信任格局二分”的静态观点与“制度—文化二元对立”的信任来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我国信任重建的思维桎梏。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原因并非传统人际信任的崩塌,而是现代普遍信任的缺位。如何构建适合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是中国信任重建的核心任务。信任是在制度与文化交互作用下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在中国,信任的重建,一方面要确立一套适应普遍信任产生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将这套制度规范上升为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共识。
  • 文化
    王欣1,张法2
    2018, 32(2): 16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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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作为中西文化交互运动的产物,既形成了新的跨国对话与协商结构,又形成了一种不均匀的话语语境。特别是女性画家对自画像题材的选择和表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状态和权力结构。从“现代性”、“启蒙”与“目光网络”三个层面审视蔡威廉、孙多慈和潘玉良的自画像,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性别问题得以突显,而性别作为一种思考角度,应被纳入中国对现代性追求的整体叙事中。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会使女艺术家自画像脱离“结论”的简单模式,成为深嵌于美术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中的回应性表述。
  • 图书评介
  • 图书评介
    吕普生
    2018, 32(2):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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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于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
    李风华重译的该书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是一本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其学术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制度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经济演化论,扩展到社会心理学、女权主义和教育学等领域。当代经济学传统往往把《有闲阶级论》视作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却忽略了它的正题——对于阶级分化的深刻分析和对于有闲阶级的大力批判。该书从社会心理和制度演进视角探讨了有闲阶级的掠夺性和歧视性本质以及这种阶级属性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作用。
    (1)阶级分化的社会心理起源。凡勃伦把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归纳为蒙昧、野蛮文化、准和谐及和谐共处四个时期。有闲阶级萌芽于野蛮文化时期的较低阶段,后来又演化为原生性有闲阶级和代理性有闲阶级,其中代理性有闲阶级是下层阶级中的部分劳动者为了展示原生性有闲阶级的地位而代理部分休闲与消费功能。上层阶级的首要特征是免于劳役,下层阶级则从事劳役性职务。功勋和杂役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对不同职务的歧视性区分:那些列入功勋一类的职务被界定为有价值的、荣耀的、高贵的;而列入杂役一类的职务则隐含着屈从或投降。为了获得功勋类职务并赢得荣誉,人们就需要展开攀比式较量。随着男性活动的功勋色彩越来越浓厚,通过竞技赢得功勋就演化为通过掠夺赢得功勋。这是非劳役性职务与劳役性职务形成歧视性对比的心理基础,也是当代社会阶级分化、阶级歧视和阶级剥削(掠夺)的社会心理渊源。
    (2)有闲阶级的掠夺性和攀比性。在文化演进过程中,与有闲阶级一并出现的是所有制,其早期形式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对于私有制形成的解释不同,凡氏认为,不断追求财富以积累私有财产的根本动机是攀比及其带来的荣誉感。个体之间的歧视性攀比构成了私有制的心理基础和原始动机。这种攀比性的财富占有最初被视作族群成员成功掠夺外族战利品的明证,而后来则被视作族群中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更有优势的证明。随着掠夺性活动越来越少并逐渐被劳役性活动取代,积累金钱财富比掠夺战利品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优势和成就。在金钱攀比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的财富永远保持优势地位,因此,人们也永远不会停下财富竞逐的步伐。
    (3)有闲阶级通过炫耀性浪费证明金钱优势。有闲阶级证明其金钱优势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休闲生活是金钱优势的最简洁、最确凿的证明,炫耀性地免于劳役成为金钱优势和博取声望的公认指标。严格的礼仪规范是炫耀性休闲的一种有效方式,用以区分不同等级的身份地位并为其休闲生活提供足够的证明。上层阶级为了实现和证明其休闲生活,需要提供私人服务的贵妇、随从、家庭奴仆和贴身奴仆等附属性休闲阶级。专业化的消费活动是有闲阶级财富优势的另一种证明,不仅他们的生活消费远在维持生存必要和健康所需的最低限度之上,而且他们所消费的物品都是经过挑选和特殊化的商品。总之,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有着相同的攀比动机和博取荣誉的功效,因为二者都具备浪费这一共同要素,前者浪费时间和精力,后者浪费物品和金钱。
    (4)炫耀性浪费成为现代社会的礼仪标准。在凡氏看来,“炫耀性浪费”已经成为指导现代社会消费行为的基本礼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还是弹性的、无限扩展的。确定礼仪性消费标准的恰恰是在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方面都属于最上层的阶级,他们定义了何种生活方式才算得上得体的、荣耀的生活方式,并通过规范、示范和教诲去影响其他阶级。每一个阶级都会忌妒和攀比高一层次的阶级。在工业社会中,这种攀比倾向直接通过金钱财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因而金钱攀比或者说炫耀性浪费就成为当前西方文明社会的基本生活与消费准则。
    此外,凡勃伦还讨论了有闲阶级的保守性、复古性和掠夺性精神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尚武精神、信赖运气、宗教崇拜等方面。凡勃伦深刻地分析了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社会心理渊源,揭示和批评了有闲阶级的掠夺性、攀比性和虚荣性本质。重读《有闲阶级论》,我们可以从其深刻的阶级批判中挖掘出重要的当代价值。
    其一,发现并重视贯穿《有闲阶级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批判立场,挖掘其学术研究价值。凡勃伦从职业区隔和消费经济视角将社会阶级序列划分为有闲阶级、劳动者阶级和游手好闲之徒,他还根据经济依附关系,把有闲阶级进一步区分为原生性和附属性有闲阶级,前者是真正的上层阶级,而后者存在的目的是彰显上层阶级的金钱优势和荣誉地位。凡氏的批判对象主要是原生性有闲阶级,附带地批判了游手好闲之徒。对于附属性有闲阶级则分类对待,对于劳动者阶级,凡氏总体上持维护态度。凡勃伦从四个层面对有闲阶级本质特性及地位作用进行了批判。一是有闲阶级的掠夺性、攀比性、歧视性对比本质和免于劳役特点,这是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本质揭示和阶级批判。二是有闲阶级的保守特质及其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三是有闲阶级对于集体利益、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四是有闲阶级制度产生了强制性的阶级依附和剥削关系。应该说,凡勃伦从消费角度对阶级依附和阶级剥削的深刻洞察,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角度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无情揭露,具有共同的阶级批判功效和相互补足的研究空间。从理论发展角度看,未来还可以通过对比或融合凡勃伦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推动阶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汲取《有闲阶级论》批判社会不良习气和炫耀式浪费之风的思想养分,发挥其促进自我反省的社会价值。凡勃伦深刻洞悉了炫耀性休闲、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心理根源,揭示了暗含在这类浪费行为背后的歧视性攀比心理,而且发现这种攀比之风和金钱准则弥漫在社会各个阶级、各个群体当中。此外,炫耀之风和金钱准则还浸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金钱崇拜和消费模式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责任观念、审美观念、宗教观念和真理观念。时至今日,炫耀性消费之风和金钱崇拜习气依然随处可见,凡勃伦对于消费心理的透彻分析,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三,综合《有闲阶级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挖掘其在当代高校通识教育当中的积极意义。尽管凡勃伦对于阶级分化、阶级掠夺以及阶级依附根源的分析,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差异,但这些研究对于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借鉴价值。在未来的社会理想方面,凡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社会生活的理想图景以及达到社会理想的有效途径,但他却深刻地剖析和批判了一种反面的社会生活模式。他对于有闲阶级掠夺和攀比本性的有力批判,对于社会各群体炫耀式浪费恶习和攀比之风的无情抨击,对于华而不实和追求高价的社会品位的深刻揭露,在当今喧嚣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仍然是一面宝贵的反光镜,照射出社会中的虚荣和丑陋一面。据此可以考虑把这部兼具学术和教育价值的《有闲阶级论》列入高校通识教育的经典读本,鼓励当代大学生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当然,受历史的局限,《有闲阶级论》也并非至善至美,凡氏有关商业地位、人种特质、体育竞赛以及人文科学的讨论和评价,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需要读者仔细甄别,但这并不影响《有闲阶级论》作为一部经典学术著作和公共教育读本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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