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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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黄涛
    2018, 3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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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人类是一个统一整体、世界文明良性持续发展、各族群文化平等共存相互交流、保护人权等高度,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界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先进的理念,诸如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共享性、重视活态传承、多方保护和社区参与等。在这些理念统领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多种以“公约”“宣言”“原则”等为名的文件或法规,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各缔约国政府及社会各方进行非遗保护的指导纲领或工作准则。但是,这些理念和文件也是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在努力遵行国际通用文件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对国际准则做适当变通或制定适合当地的具体法规也是必要的。进行非遗保护研究的学者,不仅应通晓国际非遗保护理念、国际国内相关法规和民俗学原理,还应特别熟悉本国国情和非遗保护实际情况,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创见,这样才能为国际非遗保护的理念演进、法规完善和理论创新贡献力量。本专题四篇文章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法规与实践进行阐述和分析。
    施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一文,梳理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化知识产权问题的“两种保护,两种思路”:一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基于“人类共同遗产”理念而发展出的保护制度,二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导的基于“私有制财产”理念而试图建立的保护制度。作者围绕两种保护观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评析,可以使我们对国际非遗保护的发展史、基本理念以及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争端症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能否制定一个既合乎民间文化特殊属性和非遗共享性又能对民间文化知识产权加以适度保护的法规?

    吴真在《从无形文化财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变革》一文中明确提出“无形文化财”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梳理了日本“无形文化财”概念及保护制度的来龙去脉,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概念包含的共享性、代际责任、代际公平等理念相比较,剖析了“文化财”概念所包含的“私有财产”“精品主义”等与非遗保护理念格格不入的内涵,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无形文化财”的观念革命。
    刘芝凤、和立勇的论文《弱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刍议——以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首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弱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并结合福建的实例阐述其保护价值、存在问题和保护措施等。作者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权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但认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无法可依给非遗的传承与经营带来实质性损害,是困扰许多非遗传承人的难题,应该强化民间文化资源产权制度建设,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著作权进行有效保护。
    黄涛、郑文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社区认同的内涵与重要性》一文,从社区认同角度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进行解读,认为该《伦理原则》已经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强调的“社区参与”扩展到“社区认同”,该文件大部分条款的内容可归结为政府、专家等外部力量的非遗保护行动都应获得社区认同。作者对《伦理原则》在非遗保护中能够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呼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制定落实《伦理原则》的适合我国非遗保护实践的行政法规。文章还探讨了社区内部对非遗保护措施如何实现民众认同等问题。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施爱东
    2018, 32(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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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中文译名共同使用了“保护”一词,许多学者误以为这两种保护是同一性质,实际上其英语表述及内涵均有本质区别。前者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基于“人类共同遗产”理念发展出来的保护制度;后者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导的基于“私有制财产”理论建立起来的保护制度。我国在非遗保护中的杰出成就,以及在“民间文艺著作权保护”领域的踌躇不前,进一步证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理念的先进性,以及作为特定社区或群体“私有制财产”理论的局限性。
  • 学术前沿
    吴真
    2018, 32(1):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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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财产”以物权为主,包含所有权与滥用权。“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文化财保护制度基础上,从人类共同体角度出发提出的全新理念,它包含三重观念革命:一是主体的国际延展,二是主体的代际延展,三是文化价值认定标准的转换。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演进史,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财产概念的扬弃过程。充分认识这一知识生产的观念变化,有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走出日本、韩国经验的陷阱。
  • 学术前沿
    刘芝凤,和立勇
    2018, 32(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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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欠缺产业化开发的条件,导致对其多重价值认知不足,对其保护过程中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和不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保护措施的“流程化”、保护工作重点的偏误、欠缺对文化遗产多元价值的自觉维护、传承人身份认知及现实处境的矛盾。应该从政策制定者、文化保护者、文化研究者、传承人及社会大众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有针对性地研究相应对策,尤其应加强对新媒体传播、数字化留存、资源产权等创新手段的应用。
  • 学术前沿
    黄涛,郑文清
    2018, 32(1):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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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必要组成要素,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获得认定的必要条件。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对社区参与、社区认同重视不够的弊端,近年来该问题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引起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已做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以社区为中心的明确阐述和具体规定,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社区认同问题的表述。我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该文件,并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落实该文件的更为切实的工作细则。
  • 改革开放四十年
  • 改革开放四十年
    郑功成
    2018, 32(1):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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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发展低谷,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与紧缩福利并不断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却在近40年间成功地采取了一种综合性的策略,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变革相辅相成,在持续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又通过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使人民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已经取得的成果证明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可以共同发展。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亦需要通过更为科学的顶层设计才能走向完善,但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足以表明中国是当今世界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案例。
  • 社会治理研究
  • 社会治理研究
    唐钧
    2018, 32(1):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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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普遍面临三大困境:突发难防、人为肇事、顽固频发,究其原因,是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性所致,表现在:风险属性的不确定性易导致危机突发,公共属性的人为因素易导致危机异化,社会属性的环境因素易导致危机固化。因此,应制定社会公共安全的全方位治理策略,即针对风险属性,要明确目标、灾前预防、灾后处突,践行危机防治;针对公共属性,需“上游”确权定责、“中游”监管调解、“下游”秩序管理,优化危机善治;针对社会属性,应整体上构建国家战略、局部中布局区域规划、节点里落实制度环境,完善危机根治机制。
  • 社会治理研究
    吴忠民
    2018, 32(1): 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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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妥协的方式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纠纷,是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亦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时代背景下的必需,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利益共同体各方进行有效合作的必需。在中国现阶段,以妥协的方式能够有效化解或缓解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纠纷。改革开放以来,妥协方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与妥协相关的制度安排或准制度安排初步形成,逐渐为民众广泛认同,并开始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妥协基本构成要件之一的社会组织获得了迅速发展;基层社会对妥协方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同时还应看到,中国现阶段的妥协方式在发育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与妥协方式相关的系统制度安排尚未形成;有时以随机性的人治方式而不是法治的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满足不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促进妥协方式发展的关键在于:注重妥协方式的制度化建设,“以点带面”促进妥协方式的进步,重视妥协方式的内生性发展。
  • 哲学
  • 哲学
    李义天
    2018, 32(1): 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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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克伍德命题”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提出的一种关于理解马克思正义概念的观点及其论证。根据该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反对以“不正义”为名谴责或批判资本主义。然而,该命题内部的复杂性、坚固性和启发性仍需认真对待。因为,关于这种立场背后的理由,塔克和伍德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在面对反对者关于交换正义、分配正义以及正义标准适用性的批评时,“塔克伍德命题”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同时,该命题所引发的长期争论启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正义概念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意义,重新思考正义概念结构中关于“正义观念”与“正义主张”的区分。“塔克伍德命题”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它断言马克思拒斥正义概念,也不在于它把正义概念仅仅理解为描述性的,而是在于,它在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论提出的正义观念同这种正义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体展开的正义主张之间设定了一种未经反思的排他性关联。
  • 哲学
    任剑涛
    2018, 32(1): 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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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十力一系儒家将内圣外王视为儒家核心命题,并且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看做现代儒学的基本使命。在牟宗三那里,这一命题在开出上的理论突破体现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些阐释是富有创意的,但宗旨不离内圣外王的直接贯通。这是儒学无法完成的现代使命。从理论论证上看,良知的自我坎陷引发的歧义,证明其理论认受性程度不高。从政治实践上看,内圣与外王的分流而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定势。从既成经验上看,基督宗教与世俗政治各归其位,不仅没有改变各自的基本属性,而且让神圣事务与世俗事务得到更好的处置。“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应当是儒学完成道德与政治分流运行之现代蜕变的突破性标志。
  • 法学
  • 法学
    王甫希1,程延园2,冯娇娇2
    2018, 32(1): 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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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为解决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强化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试图以稳定长期的劳动关系来保护劳动者。研究表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与私企职工、农民工、低职级以及工龄较短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概率,不同户籍、职级、工龄与企业所有制类型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概率的相对差距显著缩小,《劳动合同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用工灵活性。
  • 法学
    范围
    2018, 32(1): 1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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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劳动合同形式,我国采用形式强制立法模式。该模式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背景下为“增强企业活力”而确立的,时至今日,其所承载的功能以及运行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我国的书面劳动合同制度是对形式自由的管制,有违比例原则,且制度层面将证据效力作为书面劳动合同的制度目的也欠缺逻辑的合理性。《劳动合同法》延续了形式强制的立法模式,导致其内在的价值和制度冲突。欧盟国家与我国相反,以形式自由为基本原则,以劳动合同期限为中心设计合同形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可借鉴欧盟国家的经验,削弱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确立形式自由原则,理顺形式与期限、解雇保护三者间的逻辑关系,以完善劳动合同形式制度。
  • 文化
  • 文化
    杨念群
    2018, 32(1): 1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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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统”是古代经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内容主要指一个王朝的建立不仅需要拥有广大领土,还需具有正统地位和道德基础。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下,这些传统原则受到了挑战,晚清学人一方面根据古典经义坚持一统之局是中国自立的基础,以免被外国瓜分;另一方面又批判一统局面会压抑思想竞争,导致专制统治的延续。梳理和研读晚清以来的思想文本,可以看到当时变革思潮与传统“大一统”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出“大一统”观与近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冲突及其意义。
  • 文化
    赵竞,闫润鱼
    2018, 32(1): 1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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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私”包含了不同的观念类型,大体可以概括为关涉“利”“欲”之“私”、关涉“权利”“权力”之“私”以及关涉“私亲”“公法”之“私”三种。由己生发的“私”,最初是一种实然性概念,但在之后的演变过程中逐渐获得了新的内涵和价值。首先是被诠释为与“天理”“公”等抽象价值相对立的私欲和私利;其次则是经一些学者的正名努力,使其在重返原始儒家的同时,扩展为构成“天下为公”的理想政治的社会性权利。而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进而使“私”在不经意间与政治参与这样的“权力”问题勾连起来。至于伦理范畴的“私”,则既体现了传统政治秩序塑造中私亲与政教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传统社会的人们在“亲亲”与“尊尊”的顺序上是有不同选择的。这些类型共同构成“私”的较为完整的观念图像。
  • 文学
  • 文学
    袁济喜
    2018, 32(1): 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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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咸卦为《周易》下经之首,蕴含着《周易》中的天地阴阳交感而万物化生、男女交感的基本观念。汉代对于咸卦中涉性的内容较为保守,到了六朝时期,经过魏晋易学的重新阐发,咸卦的涉性内容获得自然之道的说明,并影响到文士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今天我们对于其中的丰富内容应当加以再探讨。
  • 文学
    曾祥波
    2018, 32(1):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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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确切含义,在作者扬雄《法言》语境中并不清晰,而在刘歆《七略·诗赋略》中得到阐明。具体而言,毛诗《大序》“温柔敦厚”诗教说,经扬雄发挥建构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史观,这一赋史观为刘歆《七略·诗赋略》接受并表述为:赋由诗分流而出,初犹“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失志悲痛而表达委婉),符合这一标准的赋即“诗人之赋”。此后逐渐偏离源头,走向文辞的侈俪闳衍,这一阶段的赋被称为“辞人之赋”。扬雄的赋史观经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传播,在六朝仍有影响,此后逐渐被遗忘,具体表现为“诗人之赋丽以则”之“则”指向“恻隐”之义被忽略。钩沉这一赋学观念演化史,还可以对汉代今、古文四家诗学的某些传承线索与观念做出梳理、澄清及反思。
  • 科技与社会
  • 科技与社会
    刘少杰
    2018, 32(1): 15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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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论述和卡尼曼关于不确定状态下直觉判断的论述,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选择理论,缩短了预期研究同实际选择行为的距离。但西蒙主要分析了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性的主观局限,缺乏对信息供应有限性客观原因的分析,卡尼曼论述的直觉判断,其有效性是以有限信息的确定性和判断对象的有序性为前提的。在海量信息供应的条件下,信息供应的有限性和预期判断对象的确定性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有限理性论和直觉判断论都面临着尖锐挑战。同知觉现象学和感性秩序论有着深刻联系的感性选择研究凸显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科技与社会
    王耀德1,谭长国1,王忠诚2
    2018, 32(1): 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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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视角考察古代技术、近( 现)代技术、当代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可以看到,人与技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并非现代技术所独有,也不存在能够消除这种对立的“后现代技术”。当代技术并没有在“后现代”意义上对“现代性”进行消解和超越。化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能依靠“后现代技术”,而只能依靠合理的社会机制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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