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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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6年注定将成为现代经济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时段。首先，这十年是全球经济从“大缓和”向大衰退全面转变的十年。这种巨大的转变从根本上颠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新共识，打破了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模式，宏观经济运行创新不断出现，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亟待重构。其次，这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向“中高速经济”全面过渡的10年，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新平庸”状态下呈现出“新常态”的10年。这种大转变直接导致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政策框架面临巨大的挑战、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出现重大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新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的权力框架和工具体系。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于2016年6月举办了“十年宏观、十年政策、十年创新”报告会，从基本运行、增长动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市场、国际贸易、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在2007—2016年这十年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限于篇幅，本专题仅从中选择4篇论文予以刊登。虽然这些论文对于过去的梳理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还没有在“新常态宏观经济学”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宏观调控框架的高度来全面思考和梳理各类问题，但是它们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激发学界同仁在全面总结过去十年大转变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思想的体系化。
刘凤良和章潇萌在《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动能切换与结构转型》一文中，讨论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结构性转换特征，对经济增长动能进行了定量分解，分阶段围绕政府调控政策对结构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结构效应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下降，因此，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应关注部门内部效率的提升，强调新技术对传统行业的改造，而不是过度依赖新兴行业创造。
陈彦斌和刘哲希的文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面临的困境与改革方向》，将过去十年分为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时期两个阶段，系统梳理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实施效果，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从而导致了政策的调控效率不高。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应该以确立宏观调控的清晰定位为基础，大幅简化宏观调控目标，并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
毛振华、张英杰和袁海霞在《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特征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越来越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特点，表现在：配合总量政策，结构性调控力度加大；“三位一体”调控模式更加强化，短期调控与长期改革相结合，政策的连续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理念有所更新，宏观调控逐渐机制化，调控方式更加灵活；调控目标多元导致调控手段的泛化，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较多，影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张杰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障碍、困局与改革展望》一文中，回顾和归纳了中国近十年来产业结构的发展事实以及重大战略，着重针对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暴露出的若干重大问题和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要从准确认识政府和市场功能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最优结合角度入手，制定体现中国特色导向的产业政策，同时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合理发展房地产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平衡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增速换挡的同时呈现出结构转换的特征。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4年，结构效应增强，主要源于加入WTO后外贸扩大和金融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正向作用；2005—2008年，结构效应减弱，主要归因于国际分工形成的产业结构固化、行政垄断、信贷政策和以总量增加为主的发展模式的负向作用；2009年至今，结构效应呈震荡态势，体现出反危机政策消化期特征。结合跨国比较结果进行的分析表明，结构效应随着经济发展逐渐下降。因此，在新动能定位上，我国应更加关注部门内的效率提升，强调新技术对传统行业的改造，而不是过度依赖新兴行业创造。
过去十年，无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运用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动经济短暂回升，还是新常态下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创新政策手段，宏观经济政策始终难以扭转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局面。究其原因，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存在三个明显的缺陷，导致其调控效率不高：一是由于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关系始终未得到厘清，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宏观调控目标过于宽泛，使得公众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三是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因此，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应以确立宏观调控的清晰定位为基础，大幅简化宏观调控目标，并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
近十年来，从“双防”到“四万亿”强刺激，从强刺激到定向调控，从微刺激再到供给侧改革，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转向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帮助我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也越来越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特点。表现在：配合总量政策，结构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三位一体”调控模式更加强化，短期调控与长期改革结合，政策连续性、协调性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理念有所创新，提出宏观调控机制化，调控方式更加灵活。但调控目标的多元化决定了调控手段的泛化，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的问题，这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
现阶段，由于对中国情景下政府和市场功能的边界认识不清以及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导致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脱实入虚”及泡沫化投资倾向、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消费结构升级的重大变化态势相脱节、房地产部门以及房地产驱动下的城镇化的泡沫化、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与金融体系不兼容、政府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模式滞后和扭曲等重大问题的发生，这些问题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造成了诸多障碍。中国今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方向，既要从准确认识政府和市场功能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最优结合角度入手，制定体现中国特色导向的产业政策，又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合理发展房地产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平衡发展。
“性”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千百年来围绕它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人性学说。然而，“性”字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多种不同的含义，只有厘清了这些不同的含义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认清有关人性善恶等问题的各种争论的根源。综合前人研究及原始文献可以发现，先秦秦汉时期的人性概念有七种基本含义：(1)“生”；(2)生理属性；(3)物理属性；(4)社会属性；(5)原初特性；(6)生长特性；(7)后天或特定属性。在对这些不同含义及其关系进行分辨的同时，重点依据《庄子》和《淮南子》对“原初特性”和“生长特性”这两种含义做了分析和评价。
学界对和辻哲郎的伦理学存在盛赞与批判两种对立的观点，其根本原因是误读了和辻的伦理学，把“间柄”与“人间”等同，甚至把“人间学”称为“间柄学”。实际上，和辻所理解的人，其作为“人间”存在包含着个体性与社会性双重契机；而“间柄”只强调其社会性，它是人在社会中以行为或表现方式所呈现的某种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能与“人间”等同。从和辻的“物·事论”逻辑看，“人间”与“物”、“间柄”与“事”可以相互对应。“人间”之为“人间”，是作为一种“物”的存在，通过“间柄”这种“事”得以确立的，而“间柄”也正是通过“人间”这种“物”之“为了创造间柄的行为”使其“事”之本质得以显现。因此，“人间”与“间柄”之间只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关系，绝不是相互包摄的等同关系。和辻伦理学的“间柄”结构，是作为个体的“人间”通过“为了创造间柄的行为”揭示其“间柄性”存在的动态过程。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可以说是一篇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重要文献。其中蕴含着比较浓郁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特别是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对于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然哲学不仅是指关于自然的哲学，其根本意义还在于揭示自然的本原或通过自然来探寻本原，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自然哲学。伴随科学的新进展，当代自然哲学有了复兴之势，展现为科学化的哲学进路与形而上思辨进路：前者依据科学成果探寻新的自然本原、反思自然理论前提并对自然图景进行整合；后者以哲学思辨超越科学的局限，揭示自然的普遍意义。更为广阔的自然哲学以整体主义进路整合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实现对所有生命的理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城市作为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对于培育创新创业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城市创业指数包括创新型创业分指数和产业型创业分指数两个部分，从政策支持、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和创业者活动四个维度来反映和评价城市创业的综合水平。运用该指数对中国21个重点城市的创业情况进行的评价和分析，揭示了各个城市不同的创业活动特色及发展状况，反映了国家创新创业激励政策的作用与效果，为客观分析与描述中国创新创业发展水平提供了科学的视角。
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民主法治滞后之间的不适应催生了地方政府反应式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反应式治理虽然有助于缓解治理危机，但暴露出诸多弊端。要走出地方政府反应式治理的困局，应该适时转向敬畏和尊重民意并将其吸纳进入治理过程的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为此，既需要地方政府具有与公众共享治理过程的意愿，也需要公众具有参与治理过程的意愿，形成恰当的机制。
近年来，立足于实体经济、旨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供应链金融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但以往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理论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概念和现象的分析上，忽略了供应链金融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在供应链金融不同发展阶段上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追求目标的差异。在供应链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供应链金融10、供应链金融20和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上，供应链金融的客体要素，即结构、流程和要素显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供应链金融的主体要素，即供应链金融的推动者的业务运营能力和信息系统建构能力也不尽相同，二者共同对供应链金融的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
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纠纷解决机制发生深刻转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考察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可以从路径选择、边界划定、关系区分三个维度入手：路径选择的转型是从“抑讼”转向“励讼”，边界划定的转型是从“全息”转向“片段”，关系区分的转型是从“差异化”转向“均等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受到社会变迁、国家治理理念转变、东西方文化碰撞等因素的影响。
硬法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要素完整的一般国际法规范，软法则是规范要素缺失或存在缺陷的特殊规范。硬法与软法在国际环境治理中具有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在国际环境法法治中则存在矛盾关系，原因在于硬法和软法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造法机制。一般性、基础性的国际环境法造法机制的目标主要是制定硬法，保证规范的明确性和强制性。特殊性、补充性的国际环境法“造法”机制则主要是制定软法，以推动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两种造法机制在造法权力结构、造法基本理念以及造法程序上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国际环境法造法未来应向综合性造法机制发展，通过完善国际环境法造法权力结构、拓展国际环境法造法基本理念以及发展建构主义的造法程序推动国际环境治理和国际环境法治的协调。
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并不逊色于现代英美文论与现代欧陆文论。现代斯拉夫文论是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语境中发育并展开其“理论旅行”的。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产生了广泛影响而颇具辐射力。从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是文学理论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发展的代表性形态。
中国传统学术从传统小学、阴阳互生互动、辩证一体思想等方面影响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整体理论范式及一些核心思想的形成。传统小学尤其是音韵学，是韩礼德关于系统先于结构/过程/语篇的主要来源，这一系统概念从理论上确立了一种整体的泛时语言观，后者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辩证思想和互动性原则的前提。以当代整体学术为背景、梳理《韩礼德文集》及其他相关论述，可以为相关认识逐一提供依据，这对明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科范式、加强进一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956年，拉康在其研讨班上做了《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报告》，这不仅是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文学批评中的重大事件。拉康做这个研讨报告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篇小说以一个文学文本的形式绝佳地例证了一个精神分析学的真理，即能指的移置对主体具有构成作用。时隔20年之后，德里达以《真理的供应商》（1975年）向拉康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德里达不仅反对拉康的基本论题，而且反对拉康关于信/文字的基本性质的每一个观点。在德里达看来，拉康的论述不仅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而且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对拉康的指控并非是同一立场上两种主张的斗争，而是两个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
研究方法创新是学科融合交叉和理论拓展的重要体现之一。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既为中国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实验理念”进一步提炼成更具规范性的实验性操作方法带来机遇，也为社会科学因果机制探索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工具，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以及样本随机分配、实验干预介入等实验过程不同于自然科学，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也面临新的挑战，如实验伦理、实验可重复性和结果一致性问题等。以政治学科为例，不同实验类型在发展应用过程中具有差异化的实践效能和政策意蕴，社会科学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和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均需客观地审视不同研究方法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