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将企业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密切联系起来，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制度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打破了国家—单位垄断的劳动保险模式，强化了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分担机制；打破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界限，优化了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打破了雇佣终身制和单位福利的禁锢，优化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变革不仅为企业发展甩了包袱，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大人才维系和激励力度，推动企业更快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就“企业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展开深入的讨论。本专题选编的5篇文章，一方面探讨企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用工成本、人才维系和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探究企业发展对企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向的影响。
郑秉文的文章《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税收的作用及其深远意义》认为,延税型商业养老保险应称之为“个人养老账户”（IPA），并且应采取产品和账户的双重管理，实现保险与投资的双重功能，制订EET（税前缴费）与TEE（税后缴费）的双向政策，实行试点与全面铺开的“两阶段推进”战略。文章还对个税优惠政策如何发挥推动作用、促进建立和普及个人养老账户制度进行了翔实的分析，提出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目标。
韩克庆的文章《养老保险中的市场力量：中国企业年金的发展》，通过纵向时间轴的梳理，考察了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运用定性访谈资料，分析了目前企业年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企业年金未来发展需要处理好与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的两大关系，并提出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简化企业年金的运作主体和流程、降低企业年金的准入门槛、加强对企业年金的学术研究等政策建议。
苏中兴的文章《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国际比较、现实困境与改革方向》，针对目前企业普遍反映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重的问题，通过比较世界42个国家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缴费比率，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费率对企业人工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加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对中小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提供减税优惠等具体措施。
徐长杰、曾湘泉的文章《企业年金对员工工作搜寻和任期的影响——基于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企业年金对雇员工作搜寻和任期长短的影响。定量研究发现，企业年金对30岁以上女性的工作搜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对员工任期有显著的延长效应，且在规模较大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年金的实施，已经对我国的微观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相关的经济效应。
郭瑜、田墨的文章《企业年金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员工对企业年金的参保意愿与参保行为。研究发现，目前影响我国企业年金实际参与情况的因素更多地与企业性质和行业特征有关，教育水平对个人参与意愿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工会对于保障员工养老权益的效果和需求均呈现正向的作用。
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第三支柱，延税型商业养老保险应被称为“个人养老账户”（IPA）。在对商业养老保险进行顶层设计时，应采取产品和账户双重管理的方式，实现保险与投资的双重功能，制订EET（税前缴费）与TEE（税后缴费）的双向政策，实行试点与全面铺开的“两阶段推进”战略。个税优惠政策有利于促进个人养老账户制度的建立和普及。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撬动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可以设定三个目标：近期：推进和普及EET型个人账户，着手设计实施TEE型制度；中期：适时调整个税起征点，扩大涉税福利项目覆盖面，利用个税杠杆提高建立个人养老账户的参与率；远期：适当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提高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个人养老账户应在家庭财富净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保障国民福祉的社会基础设施，起到资本市场“压舱石”的作用。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基本养老保险重要补充的企业年金也有了很大发展。但目前企业年金仍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国企、外企、民企加入的差异性较大；员工激励功能发挥有限；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投资运营环境不够健全；运作主体和流程复杂繁琐。鉴于此，中国企业年金的未来发展，需要处理好企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之间的关系，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简化企业年金的运作主体和流程，降低企业年金的准入门槛，加强对企业年金的学术研究。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改革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且现实中企业普遍反映保险缴费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是存在由于人口老龄化、缴费基数不实等因素带来的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和未来养老金支付缺口等问题。未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改革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包括：延迟退休年龄、加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对中小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提供减税优惠等。
基于2013年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关于企业年金对工作搜寻和任期长短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年金的实施对我国的微观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相关的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年金作为二分变量对30岁以上女性的工作搜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对男性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年金对员工任期有显著的延长效应，且在规模较大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企业声誉效应可以解释企业年金对这两个因变量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调查”数据，关于企业员工对补充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与参保行为的研究显示：目前影响我国企业年金的实际参与情况的因素更多地与企业性质和行业特征有关，与企业对员工报酬的设计理念和价值取向有关;参与意愿则更多地反映了个人状况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其中个人意识，特别是教育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工会对于员工养老权益保障的效果和需求均呈现正向作用。
政治正当性、合法性与正义是三个重要的评价性概念，但学界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并不十分清楚。我们需要区分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与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就是合法性，但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不能等同于合法性，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把正当性等同于合法性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结果；其二，若正当性就是合法性，法律自身的正当性将难以解释。政治正当性与正义存在密切的关联：政治正义是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但政治正义并不足以保证政治正当性，因为前者并非后者的充分条件。
乔纳森·邝把政治自由主义解释为一种面向合理公民进行证成、旨在展示自由主义内在融贯性的谋划。这种内在的解释既没有区分合理公民的不同内涵，又忽视了罗尔斯对合理多元论和各种政治观念的论证，是一种不完整的解释。不仅如此，它也错误地把罗尔斯的证成对象看做是被特定规范观念所定义的理想公民，忽视了政治自由主义最终是诉诸实际存在的合理公民及其拥有的独特整全学说而被证成的。事实上，政治自由主义是面向现实社会中各种合理整全学说进行公共证成的开放的谋划，而不是独属于任何政治流派的内在谋划。
与基督教的严厉排斥和古希腊人的某种鼓励皆不同，儒家对同性恋持一种有保留的宽容态度，对于同性恋个人的评价更是以其道德行为为依据。西方的二元分叉的和古代中国阴阳互补对生的不同思想方式是儒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儒家将同性恋人群的产生归为阴阳发生过程的可能产物，有其自然的原因，并不是一种罪恶，所以同性恋者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也正是由于儒家信持这样一个阴阳生发的结构，而不可能赞许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因为同性恋者的结合毕竟不是阴阳化生的原真形态，将它与异性婚姻在法律地位上等同看待会导致一些对于人群长久延续不利的后果。它们包括：这种合法化会从道理上打开通向群婚制的缺口；它还可能会伤害一些无辜者；它具有的某种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导那些在性别取向上的徘徊者走上他们本来不一定要选择的性道路。
作为对西方传统哲学种种二元对立消解的梅洛庞蒂的“身体间性”概念的推出，既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一场根本性革命，也为解读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阴阳”提供了契机，使其与中国哲学的理论接轨成为可能。因为，正如梅氏的“身体间性”体现为身体间的隐体与显体的统一、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统一那样，无独有偶，中国的阴阳概念亦有三个层面与之完全相应，即：作为“显微无间”的阴阳、作为“阳禀阴受”的阴阳以及作为“乾男坤女”的阴阳。这种不谋而合不仅体现了中西思想的殊途同归，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和千古不灭的思想光辉。
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如何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行动？如何在这一条件下开展社会治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指向了人的行动中的理性问题。在工业社会中，人的行动以及社会治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基础上的，排斥了人的情感和道德。人的情感和道德是否在人的行动以及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这是由理性的性质所决定的。从经验理性的角度看，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不仅不应排斥人的情感和道德，反而使人的情感和道德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和社会治理，需要从经验理性出发。
法和社会学视角之下的回应性监管理论对弥补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监管研究的不足有重要作用。该理论提出了纵向的监管策略和横向的监管主体间监管权分配的方案，并发展出一系列衍生理论，意在构建出监管活动的新模式。具有该理论特点的监管实践在西方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我国的监管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该理论在我国本土的运用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我国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改善回应性监管理论的适用性，以实现监管的善治。
自上古以来，中国就有着尚清的思想意识。汉末魏晋时期，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方面都兴起了以清为美的思潮。尚清意识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愈发密切，在统治者的人才选举、士人入仕方面都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到了东汉末年，尚清又与党锢之祸中的士人人格精神相联系。三国魏晋时期，清谈与思辨的思想影响到文学艺术的走向，构成六朝文艺与美学不同于隋唐之后的亮点。
马舍雷将阿尔都塞关于“症候解读”及其生产性的理论引进了文学批评，从而提出了文学生产理论。但他所说“生产”不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进行，而是在文学阅读和批评过程中发生。这种生产并不是对作品表层意义的确认，而是对作品无意识层面的深层意义的揭示。文学批评对于具体作品中无意识暴露出来的“症候”解读，促进了知识增长和思想建构，从而具有较之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毫不逊色的生产性。马舍雷还通过哲学界定，确认了“症候解读”乃是文学批评发挥生产性作用的重要途径。事隔多年，马舍雷关于“文学生产”的观点仍不乏一致性，而且进一步提出“文学哲学”的概念，揭晓了“症候解读”生产性功能的后现代性质。
在19世纪，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解19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首先，这两种商品的相关度非常高，表现为：都具有成瘾性消费品特征，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都具有生产集约性特点，二者在19世纪的进出口贸易皆受制于英国。其次，这两种商品又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突出表现为：起初产地不同，但后来发生产业移位，生产方式、贸易方式以及消费对象有明显差别。在近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具有广阔前途的茶叶市场上却节节败退，而在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危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鸦片市场上却大获全胜，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悲剧。
秦汉爵制并非一次形成，从商鞅创制到二十等爵确立，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二十等爵是在卿大夫士爵序列上进一步叠加侯爵，实际糅合了内爵、外爵两套系统，对秦汉政治与社会影响深远。秦及汉初，重爵取向下“侯卿大夫士”分层更为发达。徭役与爵制关系密切。伴随“爵—秩体制”中重官取向的发展，附丽爵制的权益要素逐渐脱离。东汉爵制分层的随后演进中，卿爵衰落，对应吏、民爵的原“大夫士”爵日益等齐化，使外爵性质的列侯、关内侯功能突出。爵制结构向外爵的这一转向，为认识五等爵复兴的魏晋爵制改革提供了线索。
纵观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足迹，人类学之于工商业研究的贡献，在于其为人们提供了从文化角度理解商品生产、消费的契机。在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范式下，商品只是“物”的呈现阶段之一。但是，只有从“物”的角度，透视商品的前世今生中所附着的社会、文化场景，商品才得以与人发生更为深刻的文化关联。而要了解它的奥妙，必须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表述和理解。商品的选择、劳动的过程，正是埋没在日常生活中无言的实践。它有赖于人类学传统所擅长的富有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给以辨析和提取，从而探索其中的终极意义与人性的温度。在中国，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具备深厚的现实土壤，并有望对人类学研究方法论、核心议题等做出更多的理论贡献。
中国传统术治主义的产生，是先秦兵家、道家、纵横家尤其是法家思想共同凝聚的结果。作为术治主义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术治理论是在君主集权即将建立之际对其官僚体制的建构及运营而做出的一次系统阐述，尽管其不乏君本位及阴谋论成分，但主导内涵则表现为建立于法治之上的对官吏进行选拔、使用、监督和考核的一整套管理体系，本质上是试图建设规范政治秩序的一次积极努力。虽然在后世的演变中，其消极的一面压倒了积极的一面，甚至出现“术”凌驾于“法”的局面，但其合理性不应被长期忽视。在今日法治松弛、理性缺失、吏弊丛生的社会情势下，传统术治主义明法治吏、因能授官、循名责实、禁奸止邪等吏治之道，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015年11月21—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平等主义与优先论”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以下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优先论是否比平等主义更合理
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不仅使各种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遭到了其他理论流派的反对，其中以德里克·帕菲特提出的优先论对平等主义的挑战最引人注目。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优先论是否比平等主义更合理。
姚大志教授认为,优先论比平等主义更可取，可以把优先论解释为一种消极平等主义，与把平等作为最高价值的积极平等主义不同，优先论只关注改善处境更差者的福利。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优先论是一种消极平等主义：（1）处境更差者的福利具有优先地位与平等具有内在价值可以相容；（2）优先论也关注人际比较，确定处境最差者与把他们的福利提高到何种程度都需要人际比较；（3）改善处境更差者的福利与追求平等是同一事情的两面，因为帕累托改善要求平等只能通过提高处境更差者的福利来实现，这与优先论的目的是一致的。
段忠桥教授认为,“向下拉平异议”（Levelling Down Objection）并没有构成对平等主义致命的挑战，并且优先论只是一种分配策略。理由如下：（1）帕菲特在讲“向下拉平”至少有一个方面“好”时，是就实现了平等而言的；而讲没有人得到“好”时，是就福利增加而言的。不能以第二种意义的“好”反对第一种意义的“好”。（2）当目的论平等主义承认“向下拉平”导致不平等消除这一方面是“好”时，并不意味着他们选择“向下拉平”，因为目的论平等主义者也可能是价值多元论者，他们权衡效率、权利等多种价值后，会拒绝“向下拉平”。（3）目的论平等主义是在分配正义框架下探讨正义的分配原则，而“向下拉平异议”是在个人福利增减的框架下谈问题。
杨伟清副教授认为帕菲特对目的式平等主义与义务式平等主义的区分并不成立。（1）这两种平等主义都承认平等具有内在价值，否则义务式平等主义就不会关注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2）不仅义务式平等主义对平等的追求需要道德理由，目的式平等主义追求平等也需要道德理由来判断不平等是坏的。（3）目的式平等主义和义务式平等主义都会关心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坏的事态。他认为优先论和平等主义的真正区别在于结构差异和实践差异：优先主义关注弱势群体的绝对困境而不关注关系平等；优先主义只要求帮助弱势群体达到某一特定程度而不是实现与他人的平等。
李石副教授论证了“差异原则”不是优先主义原则。首先，平等主义关注相对性，优先主义关注绝对水平；目的论平等主义认为“平等”具有内在价值，道义论平等主义认为“平等”只具有工具价值。其次，罗尔斯在确定“社会中最不利者”时，关注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对关系，因此，“差异原则”不是优先主义原则。再次，罗尔斯不认为平等具有内在价值，追求平等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差异原则”属于道义论平等主义。“差异原则”既然属于道义论平等主义，也就避免了“拉平反驳”，所以优先主义没有被证明是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道德诉求。
二、平等主义与优先论面临的困境
平等主义不仅遭到了优先论的批评，也遇到了理论自洽性的难题。帕菲特在提出优先论原则时并没有为它提供足够的道德论证，这也暴露了优先论的理论缺陷。
葛四友教授区分了“广义平等”与“狭义平等”，把包括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在内的平等理论统称为“广义平等”，而把与两者相冲突的平等主义理论称为“狭义平等”，并进而探讨了狭义平等三种代表性理论的困境。结果平等面临价值主观主义的困境，因为不可能进行人际间的福利比较。机遇平等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控制性责任观，这意味着否认人们的自我所有权；另一方面是实为概率平等的机遇平等允许运气在分配中发挥作用。运气平等面临的困境是动机不一致，人们要么利他之心有限而不接受天赋共享，要么有充分的利他之心而不关注平等。
晋运锋副教授质疑了为优先主义辩护的道德理由。他认为，优先主义一般诉诸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是一种分外义务，而分配正义要求分内义务。优先主义有时也会诉诸人们的同情心，这就需要每一个人能够扮演公平的观察者，但公平的观察者无法认真对待个人之间的特殊性。优先主义也可能吁求反对歧视和程序公平，但是这却消弭了与平等主义的差别。优先主义还可以使用契约论的方法，赋予处境更差者优先权一种“最少不可接受的”共识。可是，一方面契约论可以用来论证其他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契约论的结果可能和优先主义考虑其他群体利益权重的要求相冲突。优先主义还可以诉诸个人基本需要，但原初意义上的优先主义并非一种门槛理论。在他看来，基于公民需要与匮乏而建立的充足主义能够为援助弱势群体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三、政治哲学的其他前沿问题
顾肃教授认为，人们关于平等观念的争议，根本问题在于“什么的平等”，而其答案又可以归结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两种诉求，罗尔斯追求的是部分的结果平等，而自由至上主义只承认机会平等。顾肃教授提到近年出现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对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的修正，他们要求个人不得超过自己的公平份额去占有或垄断自然资源，当占有超出公平份额之后，就要给予其他人以足够的补偿。
龚群教授认为，卢梭取缔私有财产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就表达了经济占有不平等不能侵扰政治自由的信念。卢梭对财产占有不平等干涉自由的担心就体现为罗尔斯与诺齐克的财产权之争，而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个人因自然资质而拥有的财产的归属问题。
周濂副教授认为，在处理自由主义内部纷争时应当聚焦于他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不同理解上。我们应当重新定义作为基本自由的经济自由，因为罗尔斯式的经济自由太薄，而诺齐克式的经济自由太厚。他提请大家注意约翰·托马西在《自由市场式公平》中试图用罗尔斯的方法论证诺齐克式经济自由观的努力。
李佃来教授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读优先论。他认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状赋予了公平正义突出的道德地位，而优先论是我们应对两极分化的有效路径。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这自然是一种“优先论”的倾向。
臧峰宇副教授试图从“为承认而斗争”的立场为平等主义寻找论据。他认为社会中每个人对他所承认的自己的需要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并不存在“拉平”的需要。
韩水法教授认为，不平等是自然的，平等是构造出来的，而且被构造的平等也仅限于政治平等与法律平等，不包括社会平等。由于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社会平等是不可能的。
李义天副研究员探讨了公共场所设置的特殊通道能否得到辩护的问题。他认为，诸如“爱心通道”可以从“优先论”的立场进行辩护，而“要客通道”、“急客通道”则无法得到合理的支持。
刘莘教授认为，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不仅仅发生在道德主体的内省过程中，也发生在重建道德意识基础上寻求共识的过程中。理解罗尔斯反思平衡方法的关键是对道德论证的客观有效性做“主体间性”的理解。他还探讨了反思平衡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地位，强调交叠共识是在旧的反思平衡瓦解与新的反思平衡建立的过程中实现的。
高景柱副教授分析了彼得·辛格功利主义路径的全球正义理论。他认为，辛格将“利益平等考虑原则”用于阐发全球正义理论，并以“拯救落水儿童”的例子论证富裕国家援助贫穷国家的方式，使其理论遭受了众多批评：援助是一种过分的要求；援助义务会致使贫穷国家人口过快增长而产生更多穷人；“拯救落水儿童”与“援助穷人”相比过于简单而没有可比性；援助义务与“利益平等考虑原则”相冲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