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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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赵毅衡
    2015, 2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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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符号学在中国迅速崛起,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设的符号学课程都数量巨大。 “符号学”这个原本生僻的词目在百度上已能搜出464万条,而某些历史悠久的经典科目例如“文艺学”,也不过519万条。相较30年前国内学者对符号学知之甚少的状况,符号学在中国能如此迅速地摆脱“僻学”地位令人惊奇。因此,深入探究符号学基础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当务之急。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来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就引向一个结论:符号学就是意义学。这个定义简单明晰,让符号学成为整个文科的公分母,因为文化就是“社会相关意义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底线问题,就是探究为何人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存。如果说动植物也有意义追求,符号学就不得不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自然界与我们精神相通。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不尚空谈、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从结构主义推进到后结构主义,从文本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当代全球文化的巨变,使符号学超越了内容与形式的鸿沟,符号学一方面保持其分析模式立场,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形式研究,其论说锋芒锐利,成为当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基础。符号学的任务已经从分析表意行为转为解释当代文化的惊人图景,揭示出危及人类发展的严重问题,从而重新审视甚至重新定义各种学科籍以立足的基础概念。符号学不再是一种泛化的语言学,它已真正成为“文科的数学”,这种文化符号学的分析模式完全有别于既往的语言符号学模式。本专栏发表的三篇论文即围绕符号学这种新使命展开。赵毅衡和陆正兰教授撰写的《意义对象的非匀质性》一文试图说清符号现象学基本理论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在意识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意向性对事物各种观相是有选择的。面对意向性,事物的许多可感知的方面被悬搁、被噪音化、被背景化、被作为衬托,而真正具有被给予性的,只是被意义化的很少一部分观相。因此,在符号意义活动中,事物变成凹凸不平、晦明不匀的意向对象,这才是意义世界的真实面目。唐小林教授的《布洛说反了:“审美距离”的符号学解读》一文讨论的是文艺美学中一个耳熟能详的旧命题“审美距离”。一百年前布洛提出了这条美学基本原理:距离产生美感,距离使文本变成虚构。唐小林从符号学的体裁意义程式理论出发,尖锐地指出这里的关系被传统美学弄颠倒了:正是因为虚构,才使观者与文本之间产生距离。因此,是文本内部的“形式”距离决定观者的心理距离,而不是相反。胡易容副教授的《符号学方法与普适形象学》一文处理的是另一个在各种学科中被滥用的概念——形象。形象一词随处可见,意义却处处不同。形象一词使用非常宽泛,而形象学的学理讨论此前却主要限于比较文学一隅。此文以符号学方法论重新讨论了形象学的基本问题,全文从形象的符号学定义出发,提出了从“文学形象学”到“普适形象学”的范畴拓展。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尝试,甚至可能是一门新学科之开端。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赵毅衡,陆正兰
    2015, 29(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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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号现象学看来,人意识的最大特征,就是用意向性与事物连接,不断追求意义。意向性激活事物,使之成为意识的对象,对象对意向性的给予形成意义,并且使意识存在于世。但是在获义活动中,对象的各种观相和被激活的程度不一样,于是形成对象的非匀质性。此种非匀质性把这些观相划成三个区域:被悬搁区、噪音区、意义关联区。而在意义关联区中形成三个分区:背景区、衬托区、焦点区。对象的非匀质性,是获义意向性的片面化本质特征,而不纯粹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
  • 学术前沿
    唐小林
    2015, 29(1):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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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布洛本人还是后来的学术史,审美距离主要被理解为审美态度,而且大都在艺术外或艺术文本外予以探讨,言说路径不外乎实际空间距离的问题。而一旦回到艺术符号内部就会发现,布洛明显说反了:不是艺术符号的外在距离决定艺术美感,而是艺术符号自身的意指距离制约审美态度。说到底,是文本内部的“形式”距离决定观者的心理距离,而不是相反。
  • 学术前沿
    胡易容
    2015, 29(1):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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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学从比较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发展而来,其在比较文学中界定的研究范畴主要是“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不过形象本身是一个更具普适化的概念,在当代传媒社会中更远远超出文学艺术中的“异国形象”范畴。在符号学视域下,形象作为“符号印象感知”的界定指向一个更具宏阔的形象意涵。此一意涵的廓清提供了“普适形象学”的基础,而普适的当下意义,是形象问题已经转变为基于当代传媒文化的广义文学文本中一种有关符号印象的形式规律研究,其对象涵涉社会文化中一切可作为独立对象的认知单元。
  • 专题研究
  • 专题研究
    李佃来
    2015, 29(1):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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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通常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是互为他者乃至相互对立的。这种观点并不成立,毋宁说这两者是内在互通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以自然为共同起点,市民社会概念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融聚为一体,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全部奥秘也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澄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会通,不仅仅是一个关涉如何在历史文本中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涉如何在当代语境中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理论内容的关系,从而整体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
  • 专题研究
    林进平
    2015, 29(1):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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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意于伍德式的“马克思正义观”,英美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阐释方式:(1)马克思不仅有唯物史观上的正义观,而且有价值观上的正义观;(2)马克思批评的是意识形态的正义,信奉的是非意识形态的正义;(3)从人的需要的视角来探索马克思的正义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这三种不同的诠释方式虽然都具有各自的解释力,但也各自存在着一些理论难点:第一种在正义问题上陷马克思于“似是而非”的理论境地;第二种指认马克思具有非意识形态的正义观缺乏有力的文本支持;第三种已有的论者语焉不详,文本支持也不是特别充足。不过,相比较而言,第三种却是富有理论前景的阐释方式,它不仅合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理路,而且创造性地吸纳了其他阐释方式的优点。
  • 政治哲学
  • 政治哲学
    姚大志
    2015, 29(1): 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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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是由民主政治或公平原则提供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合法性——善治。这种观点对传统的合法性理论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并非所有通过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都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它可能没有满足善治的要求;另一方面,不经民主政治产生的政府也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因为它满足了善治的要求。因此,一个政府是完全和充分合法的,既要获得人民的同意,也要满足善治的要求。
  • 政治哲学
    段忠桥
    2015, 29(1):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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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论与平等主义的关系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姚大志教授主张“优先论是一种比平等主义更合理的平等观念”。笔者认为,优先论不是一种平等观念,而只是一种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分配策略;平等主义是一种正义的分配原则,一种为平等主义者所认可正义原则——平等的分配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在优先论和平等主义之间不存在哪一个更合理的问题。
  • 政治哲学
    周濂
    2015, 29(1):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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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区分了五种政经体制:(1)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2)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3)带有指令性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4)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5)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罗尔斯认为前三者都至少以一种方式违反了正义二原则,只有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和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满足了正义二原则的安排。罗尔斯在正义第一原则中所论述的“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是理解其上述主张的关键所在,正如詹姆斯·尼克尔以及本杰明·巴罗斯等人所指出的,罗尔斯在论证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时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罗尔斯并没有为正义二原则所适用的政经制度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 经济学
  • 经济学
    焦永利1,叶裕民2
    2015, 29(1):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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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一组要素合约的系统集成,由政府提供共用品需求并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土地等市场要素合作生产出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类要素以结构性合约的形式参与合作生产并获取回报。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是改善合约结构、降低制度费用。从合约视角分析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可以发现,城乡产权制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导致“半城市化”难题,要素市场分割导致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失衡,合约结构扭曲导致城市资产制度性逆向补贴并存在天然边界。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调整合约结构,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多方激励机制。
  • 经济学
    孙久文,原倩
    2015, 29(1): 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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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研究热潮和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学和经济地理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从1826年杜能的开创性研究开始,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先后出现了区位理论、聚集经济理论、空间竞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现代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六大流派,其中,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引入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理论提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分析水平,成功地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体系。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深厚的区位理论思想渊源和经济学的方法基础,且为分析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但学界仍然对其模型化分析方法、时空处理方式、冰山成本、理论应用价值等提出了批评。鉴于此,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在坚持演绎法和跨学科交流、增强研究的应用性和时代性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 社会学
  • 社会学
    冯惠玲
    2015, 29(1): 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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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认同在档案领域的主要议题是,档案对于公民身份认同的独特影响以及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身份认同。集体记忆是连接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档案通过建构与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其认同价值。为确保档案在公民身份认同中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依据,需要构建具有广泛社会覆盖的档案体系,维护档案的证据价值和知识价值,确保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特别是要对边缘群体给予充分的档案政策支持。社会转型和技术进步导致档案工作者职业认同新诉求,需要在融入社会、扩展职能、角色调整中获取新的价值认知。
  • 社会学
    陆益龙
    2015, 29(1):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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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富余结构推动、利益驱动和惯性作用之下,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举家流动、核心流动、多人流动及新生代流动等多种劳动力流动方式。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一些村庄逐渐演化成“空巢社会”。来自皖东T村的经验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影响资源和物品的配置效率以及留守人群的福利等负面效应,这主要是由流动者的不确定预期影响机制、社会阻隔机制和惯性作用机制等造成的。因此,推进城镇化和农村的健康发展,需要把农村劳动力制度化转移与农村“留住机制”的构建结合起来。
  • 文化
  • 文化
    肖峰
    2015, 29(1): 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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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文明”具有复杂的含义和多维的呈现,从修辞结构看有“文明世界的信息化”与“信息世界的文明化”两个维度;从“文明”的含义看有作为社会形态的信息文明和作为优雅行为的信息文明两个方面;从哲学的基本问题看有作为社会存在的信息文明和作为社会意识的信息文明两个层次,或物化形态的信息文明与道德形态的信息文明两个向度。从语义上分析,信息文明总体上就是作为技术形态范畴和人文价值范畴的统一,是作为客观的信息化造物水平和作为主观的道德性行为规范的统一。
  • 文化
    王鸿生,苏昊
    2015, 29(1):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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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两端,有不同的自然地理格局,中西文明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古代中国文明的主体在大陆,受其特定地理格局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建构了一种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而达及四海的“天下观”。古代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周边的文明通过地中海彼此联系,这使西方人建构了一种关注外部世界并通过海洋相互联系的世界观。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跨海东进,引发了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交融,这其实也是两种世界观的碰撞和交融。中西文明应相互尊重和彼此理解,通过互鉴互学,实现彼此的提升。
  • 文化
    郝其宏
    2015, 29(1):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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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当今中国的快速变迁相适应,社会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并存、冲突融合的复杂图景。当冲突通过特定案例在网络上集中加以表达和呈现时,就生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文化冲突类型主要有: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狭隘民族主义和理性民族主义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利益追求和道德追求的冲突。网络管理者应加以引领,策略包括:坚守核心价值,引领网络文化的方向;合理引导舆论,防范网络文化冲突的扩展;加强法制建设,规范网络文化冲突的言论。网民应通过道德自律进行理性表达,通过文化自觉吸收、融合异质文化,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形成文化共识。
  • 文学
  • 文学
    陆扬
    2015, 29(1): 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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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近年来先锋理论最为流行的灵感来源之一。意识形态从特拉西的客观主义到被马克思视为德国唯心主义旧哲学,乃至泛指整个上层建筑,其定义迄今众说纷纭。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交相辉映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立足科学区分所谓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由此提出一整套意识形态理论,其影响远非科学主义可一言蔽之。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意识形态就是主体性,我们通过观照自己的意识形态镜像获得身份。这些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命题,其后续意义很显然超越了阿尔都塞本人的期望。它们是不是在讲授另一个乌托邦故事?
  • 文学
    王昕
    2015, 29(1):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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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小说”指历代史志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它们是传统学术体系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在以西律中的新学术体系中消失了。以“国学小说”命名的原因有二:当前通行的“笔记”、“古小说”、“史料随笔”等名称,各有不周延之处,难以涵盖此类作品的全部;“国学小说”强调“小说家类”作为传统学术固有的属性,与文学的小说划清疆域。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梳理“国学小说”的特征、内涵和价值:首先,庞杂广泛的内容和编排方式,反映了传统学术的初级面目;其次,国学小说的学术性主要指通识性和实录精神;第三,国学小说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为文学创作提供资源与摹本、体现传统学术的人文情怀与风骨。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支晓强1,邓路2,刘欢1
    2015, 29(1): 14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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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除了从宏观层面探析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影响机理外,金融危机与微观经济主体财务行为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对银行信贷、企业融资和企业投资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将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转轨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相结合,考察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投融资的经济后果将会成为学术界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 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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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楠楠
    2015, 29(1):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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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中国伦理学会经济伦理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15日—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4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围绕“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伦理与道德资本”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一)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关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揭示经济活动中道德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功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则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及其道德进步性做了分析,并具体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路径。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伦理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强烈的诉求和根本利益的体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目标取向。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强调,一个国家的良好道德及其影响力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及其在历史上形成的深刻影响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针对当前我国道德领域存在的各种侵害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构公平公正的利益分享机制、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等来推进道德问题的治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的慈善伦理建设,坚持自愿奉献、平等互尊、诚实守信三大伦理原则,推动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在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背景下,要充分发挥慈善作为社会第三种分配方式的功能,关心弱势群体,更好地实现财富的公正分配。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是入会学者普遍关心的话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认为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社会公民的合法合理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现实建设需求方面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经济伦理学研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葛晨虹教授强调,在转型期时期,我们在建构外在制度的同时不能忽略人的“心灵秩序”的建设及德治引导,要坚持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道路,使中国社会能够顺利地从转型期逐步走向定型期和新的发展时期。 (二)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是伴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经济伦理的独特视角关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各种经济伦理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河南财经大学乔法容教授认为,正在兴起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构建了经济—生态—社会诸关系和谐发展的链条,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诉求;循环经济所深蕴的整体性价值原则、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以及新的生产伦理与消费伦理理论,建构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范式。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对科斯及其经济伦理思想做了新的阐释,指出了科斯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比如,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不能忽视自由的法律前提,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建立相应的财产权利制度,将个人经济活动中的自利与社会生活中的诚实、守信、正直等美德和谐统一起来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龚天平教授对当代社会兴起的伦理经济做了深入的阐释。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结构体系正在由“市场—政府”二维结构演变为“市场—政府—社会”三维结构,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正在走向伦理经济。伦理经济要求经济主体运用经济伦理规则来引导、规范和塑造自身的经济行为,并监督、控制经济运行过程。与会学者以敏锐的热点捕捉能力和大量的实证调查研究推进了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应用研究。针对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权利冲突,中国人民大学曹刚教授以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为例分析了权利冲突的伦理学解决方案。他指出,法律经济学提出的解决权利冲突的交易方式在涉及市场领域时是合理和有效的,但不能以交易方式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权利冲突问题,如以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与公共利益紧密联系的公民政治权利等。我们需要反思法律经济学的道德前提,划定经济学帝国的道德边界,对不同性质的权利进行总体的价值权衡,通过确立一个权利位阶体系来解决权利之间的优先性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认为经济伦理学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一是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互相支持;二是加强与实业界的沟通与交流,强化学科的学理透视和实证分析;三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应该走向世界,加强与国际经济伦理学界的交流与对话;四是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价值渗透到政府的制度构建和政策制定过程中,而完善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将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三)企业伦理与道德资本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伦理问题也始终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针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来自日本白鸥大学的高桥浩夫教授所作的《日本经营伦理学》的主题报告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视窗。身为日本经营伦理学会会长的高桥浩夫教授,不仅系统介绍了日本经营伦理学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就日本企业经营伦理的特点与功能做了重点阐述,如通过各种形式使企业伦理制度化、重视企业领导者和管理层的道德示范作用等等。日本立命馆大学刘庆红教授则对企业经营伦理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做了分析,认为二者之间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和复杂多变的关系。他还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市场行为是不够的,非市场行为也越来越重要,道德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要重视对非市场行为的价值探究。社会转型期企业活动负面效应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吁更加迫切。河南财经大学朱金瑞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演进做了分析和梳理,认为当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观经历了从基本的经济责任到生态责任、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责任的进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要素之一,反映着企业的道德水平,也是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变量。作为企业资产的道德资本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对道德资本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提出了“企业道德资本类型及其评估指标体系”,试图为企业增加道德资本存量提供可操作性的指标或行动方案。他结合我国企业的道德建设状况,把企业道德资本分解为八种基本类型:(1)企业道德理念与道德原则;(2)道德性制度;(3)道德环境;(4)道德忠诚;(5)产品道德含量;(6)道德性销售;(7)社会道德责任;(8)道德领导与领导道德。在此基础上,他将道德资本划分为两级评估指标体系:一级评估指标以生产性企业为主,在基本理念和范围上适用于所有企业;二级评估指标的内容和表征表达方式因企业不同而不同,但道德资本评估的主旨理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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