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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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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郑功成
    2014, 28(1): 1-1.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也是无法割断的。在西方话语体系主导的当今世界,中国的历史经历与历史智慧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即使是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也大多奉西方学术为圭臬,在遵从西方思维定势与话语架构的前提下解构中国的实践。这种现象在社会保障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似乎人类应对自身生活风险的社会保障措施或福利制度只源于西方,并且只是近百年甚至近数十年才有的事物,这种对历史的忽视以及对中国社会保障历史与经验的学术语境的无视,正在影响着当代社会保障的政策制定,既不利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健康发展,同时也给本应具有历史长度并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的社会保障增加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需要树立社会保障历史观,重视从历史源头汲取智慧,在历史长河中合理定位当代并寻找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富有东方智慧的中国式方案。
    在知识体系日臻成熟、学科范式泾渭分明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史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史料的搜集,而是在于如何将历史语境转化为当代语境,将历史学范式转换成社会保障范式。因此,开展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客观发展规律,构建本土化的社会保障理论体系,既是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也是可以为丰富世界社会保障理论做出贡献的值得努力的方向。鉴于这一研究的独特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们特邀请历史学者与社会保障学者就中国社会保障史问题展开专题研讨。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一项开拓性工作,希望这组论文能为读者观察中国社会保障史开辟一个窗口,并以此促进对中国社会保障史全貌的研究。
    郑功成教授的《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一文,以中国数千年来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活动为考察对象,从宏观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历史发展的六大基本特征,归纳了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史的三大意义。这些特征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政治文明、社会生态与经济发展相交融,明显有别于欧美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路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史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经过发掘,不仅可以古为今用,而且能够弥补国际社会保障学术研究的重大缺失,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大国自有大国之道、文明自有历史传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是一条必由之路。
    丁建定教授的《唐代社会保障:思想、实践及其评价》一文,以社会保障思想的进步性、制度性社会保障的体系性、非制度性社会保障的全面性与社会保障管理的规范性来概括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唐代的社会保障,或许能够为现代人了解唐代的繁荣打开一扇独特的窗口。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唐代社会保障的基石,而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及有效的管理则是其取得国家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
    张文教授的《宋朝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一文,揭示了宋朝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建设、灾荒救助体系建设、贫困救助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大规模的政府性保障、民间慈善的开端、社会保障思想的转型等方面的开拓创新奠定了宋朝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特殊地位。宋朝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福利国家”,从中可窥见宋朝成熟的文化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及福利制度。
    王文涛教授的《“慈善”语源考》一文,揭示了当今社会流行的“慈善”一词的源流。“慈善”虽然首见于佛教经典,但慈善思想在中国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仁”、“义”等,中国历史上“仁爱”、“布施”、“义行”、“行义”等是早于“慈善”一词出现且与“慈善”意义相近的合成词,汉代已将“行义”等善行作为察举选人的科目,可见汉代政府对善行的提倡和重视。在新时期发展慈善事业的进程中,不能只见西方慈善而忽略对中华慈善文化与慈善实践的发掘和总结。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郑功成
    2014, 28(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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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之漫长,福利思想之多元,实践内容之丰富,制度模式之独特,实为世所罕有。突出国家负责与家国一体,秉承等级差序与中庸之道,依靠传统文化柔性传承,与社会安定和政权兴亡密切关联,维护家庭保障的特殊地位,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本土特征。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史,不仅可以把握社会保障的历史规律,为当代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注入理性,而且能够弥补世界社会保障学说的缺失。
  • 学术前沿
    丁建定
    2014, 28(1):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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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代社会保障思想不仅表现为皇帝、宰臣等统治者的思想,还包括客观认识贫困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应对手段等。唐代建立起包括社会救助制度、优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内的系统的制度性社会保障,还具有包括宗亲保障、邻里互助、有组织的互助以及宗教和个人慈善在内的比较全面的非制度性社会保障,并且建立起包括社会保障各级管理机构与职官、相关法律制度、实施与监管等系统的管理体制。
  • 学术前沿
    张文
    2014, 28(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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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宋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也发生了有别于前朝的重要转变,由传统的重在救助灾荒转变为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在宋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较为完善的仓储备荒体系和系统的福利设施,将社会保障的对象扩大到社会的所有阶层,保障手段的市场化与社会化实施丰富了社会保障的项目及经营方式。宋朝政府性的社会保障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是空前绝后的,并开创了民间慈善的先河,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也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学术前沿
    王文涛
    2014, 28(1):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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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崔光传》中的“慈善”不是“慈”、“善”二字合成使用的最早载录。传世文献和碑刻中都有早于《魏书》“慈善”的资料。大约在3世纪翻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慈善”可能是最早的合成词例。“慈善”虽然首见于佛教经典,但慈善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和“慈善”意义相当的词语还有“仁”、“义”等。“仁爱”、“布施”、“义行”、“行义”等是早于“慈善”一词出现且与“慈善”意义相近的合成词。汉昭帝时,已将“行义”作为察举选人的科目,可见汉代政府对善行的提倡和重视。魏晋以后,由“义”组成的慈善类词语日益丰富。
  • 哲学
  • 哲学
    梁树发
    2014, 28(1):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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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书写中遇到了以下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客观历史事实和“哲学事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非主流思潮及“相关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对这三个关系的正确处理不仅是提高著作质量的要求,而且是一个哲学史观问题。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和“理论实践”构成哲学发展的“背后故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要讲好这个故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应该写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问题,引发对思想史类著作书写的方法论的思考,即如何处理主流思想与其发展的“相关因素”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两种表现形式,能否正确对待和解读、阐释存在于国家主导思想体系中的以间接形式表现的哲学思想,是对哲学家们的一种挑战和期待。
  • 哲学
    徐春
    2014, 28(1):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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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提出“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是为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做论证,顺应天德并确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间伦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依、顺应自然的自然伦理。其中,“畏天命”、体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承担对自然的责任等伦理思想的自然引申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超越,可以与现代环境伦理相融合,将会为建立一种健全的环境伦理学做出重要贡献。
  • 哲学
    王咏诗, 张荣
    2014, 28(1):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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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笔下的时间性概念是Zeitlichkeit。海德格尔从时间性的定义开始,对康德的“纯粹直观”和“图型法”进行改造,并以此进入康德的时间论题。他试图将康德的时间与“先验想象力”对接,并提出“本源时间即先验想象力”、“此在和时间性同一”。从康德的先验统觉到海德格尔此在绽出的时间性,对海德格尔而言这关乎人文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获取自己独立的方法论视域。
  • 经济学
  • 经济学
    崔军, 杨琪
    2014, 28(1):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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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城镇化扭曲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亦有愈演愈烈之势。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推动了空间城镇化的快速扩张;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现实地决定了地方政府积极带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空间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对城镇人口密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是导致中国城镇化扭曲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 经济学
    张旭
    2014, 28(1): 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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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但演绎主义的数学模型构筑方法始终是其不变的特征,这种特征是现代主义取向支配了经济学研究的反映。这种现代主义使得扩张与排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脱离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作为抵制经济学现代主义支配的一种呼声,多元主义因其独特的价值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多元主义有助于深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 政治学
  • 政治学
    黄璇, 任剑涛
    2014, 28(1): 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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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对城镇化的准确理解,需要切入世界现代史的大背景。城镇化是所有现代国家兴起的最重要的动力。城市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城市是否能够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城市体系是国家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发展的强劲动力,是国家权力体系得以实施的支撑。城市的相对独立地位、城市特色、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决定着一座城市在竞争中的兴衰趋势。而一个国家形成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的发展格局,拒斥资源吞噬性的单一中心城市,是健全的城市体系推动成熟的国家发展之必须,是国家昌盛的保证。
  • 法学
  • 法学
    高圣平
    2014, 28(1):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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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及三大议定书反映了融资交易法制的最新发展。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保有租赁物权益的实质在于担保租金的清偿,但无须将其重构为担保交易。基于融资租赁交易与担保交易之经济目的的共通性,担保交易的相关规则应当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只要采取书面形式、出租人具有处分权、标的物具有特定性,出租人利益即构成公约所保护的国际利益,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国际登记采取声明登记制和物的编成主义,通过电子化的登记系统起着公示动产物权的作用。同一标的物之上竞存的物权依其登记先后确定优先顺位,但允许法定担保物权依缔约国的声明而取得相应的优先顺位。承租人出现约定或法定的违约情事,出租人可以在法院的同意之下,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可在终局裁决之前采取临时性救济措施。
  • 法学
    冯玉军, 王柏荣
    2014, 28(1):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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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者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知社会价值、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律,并以科学合理的立法活动加以确认,是法内在科学属性的体现和必然要求。作为立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则,“科学立法”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完善和发展法律体系的价值追求,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以订立科学性的标准。针对这一原则性的要求,进一步将其细化,具体界定科学性的含义及其标准,对立法理论与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规范分析法学的角度衡量,科学立法应以合理性、合法性与合逻辑性为其核心标准。
  • 文学
  • 文学
    王昕
    2014, 28(1): 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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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小说在“丛残小语”、“子史末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学”主流的小说观念就是偏正结构的“小”说观,包括体制小、价值小两个方面。在这种文化势差的挤压中,文言小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结构、主题和叙事方式,这些文化基因对小说的影响很少被认真梳理,因而难以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文言小说的特点。就其受“史传之余”和“子书者流”的影响而言,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等文学性优异的小说形成叙述历史题材的独特模式——从性爱的角度进入历史与空间叙事,将历史、异域的代言人设计成女子、狐鬼等阴柔形象;亡灵追忆往事以及私人化的恩怨成为宏大题材的基调与线索;逞意为文的游戏手段,如以昆虫的微型世界写俳谐的人生游戏等。这些现象显示了将小说视为“小”说的叙事观念。
  • 文学
    谷曙光
    2014, 28(1): 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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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代文学创作中,“以论为记”的现象较为普遍,反映了记体文在宋代得到新变发展;与此同时,批评领域关于“以论为记”的争论持久而热烈,彰显的是宋人对古文文体发展流变所持的理念观点。对宋代“以论为记”的来龙去脉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既有助于理论批评的分析阐发,又可更好地阐释欧阳修、苏轼等宋文大家“以论为记”的创作实践。“以论为记”的实质,是宋代的文体相参、破体为文,通过这一创新法门,宋记突破旧界限,开拓新天地,“始尽其变态”。记体文的变革,成为宋代古文革新中的成功典范,也是“宋型文化”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生动体现。
  • 历史学
  • 历史学
    马克·阿莫诺
    2014, 28(1):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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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国家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在绝大部分有关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国家形成的讨论中,“战争国家”和“法律国家”都是其结构基础,但这两者并非彼此对立竞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几点:第一,在英国模式的制度组成中,议会的地位无可替代。第二,这段时期英国的政治文化或许比结构特征更为重要。第三,中世纪晚期语言和宗教领域发生的重要变革,使英国人意识到自身的民族性和他们所处的政治体系。第四,国家的概念逐渐成为英格兰政治心态中一个永久性的构成元素。
  • 文化
  • 文化
    张法
    2014, 28(1): 1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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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字来源于远古羌族的仪式。美在羌之一支的姜族进入华夏与东南西北各文化的互动中演进,由特殊之美而成为普遍性之美。美起源于羊人仪式整体,是人、羊、器、舞的统一,由此形成中国之美的整合性。羊人之美是在与各文化的牛人之美、羽人之美、玉人之美等的互动中,定型为既包含特殊之美而又超越特殊之美的普遍之美。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之美的特点。
  • 文化
    林美茂
    2014, 28(1):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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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所包含的史前文化原型,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神话《精卫填海》的核心内容之一“女娃遊于东海”的文本分析得以还原的。根据该神话传承中的几种文献、考古学上文化地理资料以及古文字字义等内容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所谓的“女娃”并不是具体的人名,而是炎帝族少女的泛称;“女娃”所遊“东海”,也只是指称东边的水域;为此,“女娃遊于东海”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女性在水边举行的一种与生殖崇拜有关的巫术祭祀活动,神话中“溺而不返”的“女娃”之死,是指少女们通过沐浴告别少女之身,成为生育年龄的女人。因此,《精卫填海》神话可能是炎帝族少女的一种巫术性成人仪式传承上的变形。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陈凡, 程海东
    2014, 28(1): 1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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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构成及未来走向均有不同理解。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具有中国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科学技术哲学看做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合称,它是一个学科群,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科学哲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学界在研讨其传统问题的基础上,逐渐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对其未来走向做出了预测。技术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态势较好,学科规范也正在构建中。
  • 学术动态
  • 学术动态
    李淑英
    2014, 28(1):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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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16—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何为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政治哲学的界定与学科属性”、“政治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政治哲学的界定与学科属性
    尽管政治哲学研究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理论资源,但究竟何为政治哲学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现代学科分化的背景下对其予以澄清,乃是推进政治哲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步骤。
    有的学者从学科特点的角度理解政治哲学。他们认为,政治哲学是从规范的角度来探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对诸如权力、国家、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基本概念范畴,均需要进行概念分析和理论推导并表明自身的基本理论倾向,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政治哲学研究的规范性进路,决定了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提供合法性论证和寻求价值支持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工作,因此,合法性、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具有悠久传统并且历久弥新的主要问题。政治哲学因侧重于规范研究,因而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
    有的学者从所研究问题的角度对政治哲学做了界定。他们指出,政治哲学主要研究价值问题,所关心的独特问题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个方面。其中,价值理论是政治哲学的基础,国家理论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而乌托邦理论则表达了政治哲学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美学一样,是实践理性的典型形式,属于实践哲学。
    有的学者对政治哲学做了广义的与狭义的区分。在他们看来,广义的政治哲学将所有探究政治生活根底的理论解释包含其中;狭义的政治哲学则将专注于政治生活的理论尝试限定为自身的范围,它建立在现代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相联结,致力于揭示政治生活秩序的理性本质。
    有的学者从第一哲学的高度理解政治哲学。他们强调,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物内在本性的反思,是对人类生活应然价值的终极追问,通过这种反思和追问而深入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的本性。因此,政治哲学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活动方式,即在一个特殊的场域内解决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哲学形式。就此而言,政治哲学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或分支,作为思考人类如何存在的智慧,其本身堪称第一哲学。
    有的学者则通过回溯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史、分析以往政治哲学家们所做研究的共同点来把握政治哲学。他们认为,从古希腊政治哲学到当代政治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罗尔斯,他们的价值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即人应该如何生活和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只不过现代政治哲学家在政治理想之外,更加关注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等问题。这一研究任务或使命是政治科学所无力承担的,只有政治哲学才能给出解释和回答。
    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无论是从西方哲学发展史来看,还是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政治哲学都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哲学的一个分支。
    二、政治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政治哲学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世,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除了确定自身的研究对象、表明自身的学科特性外,还需要阐明该学科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证明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一种政治哲学要对所重视的政治价值给予证明,就需要给这种政治价值提供某种道德基础,诉求更深刻的道德根据。也有学者指出,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将政治哲学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特定的类型,在奠定其理论基础时,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援引道德哲学作为自身的基础或最终根据,似乎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设定了背景和边界。实际上,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区分贯穿于从理论基础到实践领域的所有层面:在理论基础方面,可以表明和论证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义观念和规范能够自主地成立,而不必依赖道德观念和规范;在实践层面,正义能力并不依赖于道德能力,正义规范凭借普遍性、强制性、确定性、公平性、内在一致性等特征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和领域,而不必与道德规范的地盘和领域相混淆。
    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都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二者的区分是以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分野为基础的,是在所谓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在现代学科区分的意义上,政治学定位于认知性问题的研究,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因果联系的知识体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政治哲学则定位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着重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主要提供价值知识,需要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价标准,具有价值引导和社会批判的功能。
    三、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
    虽然长期以来政治哲学同政治学、道德哲学等沿袭着相似甚至相同的知识谱系,但它们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鉴于研究方法对于所有学科的知识积累、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很有必要。
    有的学者指出,使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区别开来的根本点是二者在讨论问题方法上的差异。与政治学研究侧重于经验性的描述不同,政治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哲学方法而不是科学化的经验实证方法。因此,理性主义的逻辑阐明是政治哲学重要的方法论特色,诸如概念分析、高层次理论化和问题(悖谬)研究都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当然,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停留于规范层面的讨论,而应该深入探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互动。
    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是论证,这种论证方法独具特点:首先,政治哲学的论证是深层的,它要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某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其次,政治哲学的论证是理性的,它在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应该始终诉诸公共的理性;第三,政治哲学的论证是道德的,也就是说,它在证明中归根结底诉诸的是道德理由。
    有的学者则勾勒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不同进路,把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概括为:以康德、罗尔斯为代表的规范性政治哲学,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米特为代表的解释性政治哲学,以法兰克福学派、福柯、拉康为代表的批判性政治哲学,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保守性政治哲学。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实际上反映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不同范式。
    政治哲学在当今学术界成为当仁不让的显学,既是几千年的政治哲学脉络延伸至今的结果,更是社会生活变迁(公共化转型)在理论上激起的回响。与会学者一致表示,政治哲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规划政治哲学学科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哲学学科,推进政治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
  • 学术动态
    徐聪
    2014, 28(1): 15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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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及日本从事唐宋史研究的众多学者与会,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包伟民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整理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将南宋后期一个中下层地方官徐谓礼一生仕宦经历中的录白告身、敕黄、印纸等任官档案以完整的面貌呈现给世人,是21世纪宋代官文书研究的重大发现,补充了制度史研究中多方面史料的缺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唐宋时期的文书行政与政务运行,是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近年来集中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次会议以《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为中心,深入讨论了一系列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宋代告身及相关授官文书与制度的研究。包括宋代告身、敕牒与省札在授官文书中的不同作用;外制授官制度的演变;告身签署程式所反映的政务流程与权力分配;告身作为任官凭证在官员生前身后的意义;告身对官僚家族形成的影响。
    (2)宋代“三省制”程式的特点。包括三省合一及其在文书中的体现;宋人的三省制理念,在实际政务已不按三省格局运行的情况下,宋人在政务文书签署程式中坚持三省制体式的原因;南宋给事中、中书舍人封驳制度;结合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之“拟补状”,探析奏抄在唐中后期及北宋元丰改制前的行用情况。
    (3)印纸批书与考课制度。包括印纸的广义、狭义概念,发放、保存过程和作为仕宦经历象征的意义;印纸的批书制度,批书内容及其与《庆元条法事类》相对比的差异,如何理解印纸批书中的虚文不实;徐谓礼知信州任上四份印纸批书所反映的地方政务管理,荐举和考课的形式化;徐谓礼任官履历所体现的考课磨勘、差遣除授、到任交割、俸禄发放、任满离职等程序中的相关环节。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徐谓礼文书》的外围研究,如徐谓礼墓地与南宋丧葬体制;南宋后期东南军需供应与两淮浙西发运司;不同类型文书中的官员押字及其体现的权力、程序以及态度等。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在会上指出,学术研究需要新材料的推进,《徐谓礼文书》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一些制度及其运作实态的契机。刘后滨教授和李全德副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对于会议的学术意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进一步打通唐宋、通过政务文书研究政务运行及政治体制的研究思路和计划,表示通过几年的努力和积累,力争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制度史研究提升到新的学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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