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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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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袁济喜
    2013, 27(4): 1-1.
    中国古代文论,是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活动的理论形态,它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学精神与批评形式,有着深刻的蕴涵与丰富的范畴。在清代乾隆时代编修的《四库全书》中,将《文心雕龙》、《诗品》等典籍列入四部中集部的“诗文评”类,顾名思义,是对于诗文的批评与鉴赏。1920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出版。1927年,中国学者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艺学的结合。嗣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从通史的编撰到理论的梳理、从文献的整理到范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点:这就是依据相关的人生观、哲学观与美学观,对于文艺创作与活动所作的阐说和批评,故而又称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这种批评活动,不仅彰显于理论形态之中,也活跃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看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就是对当时士人兰亭诗会所作的批评与感喟。诞生于南朝齐梁之际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于汉魏以来的文学进行了“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探讨。通过文学本原、文体批评、创作构思、文学品藻等环节去追寻文学的精神蕴涵。这种传统在后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发展演变中,得到发扬与光大。
    自孔子以兴观群怨论诗,至近代王国维以境界论文学,都体现出这种视精神蕴涵为文学生命的观念,这种精神蕴涵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尽管我们当下的文学存在日渐世俗化的现象,但中国古代文论追求精神价值、重视人格境界与文学境界相结合的观念,以及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与国外文学理论相融合的探索,都使我们的文学精神传承遗产、走向未来。
    张毅的《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一文,从五行观念与诗学意蕴的关系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蕴涵进行了研究。在先秦时代,一般认为古人体认天地人三者有两种范式,即《周易》的八卦图式与阴阳五行观念。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蕴涵是从天人关系中生成的,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蕴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张毅教授的论文着重分析了汉以后阴阳五行观念对诗学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领悟中国古代文论蕴涵的重要门径。
    张海明的《如何知人,怎样逆志——对一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再认识》一文,结合现代阐释学,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进行了重新解析。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方法与蕴涵体现出内在的联系,方法不仅是一种手段与工具,同时也是古代文论蕴涵得以实现的渠道。蕴涵与方法的有机融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于当代文论构建富有启发的韵致。
    袁济喜的《汉魏士人问题与文学批评之演变》一文,则从东汉末年的士人活动与魏晋文论的演变之关系,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对于汉魏之际文论的转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论证。中国古代文论的蕴涵与方法,生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之中,有着鲜活的生命形态。正是这鲜活的生命形态与具体的历史事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情境与生活基础。如果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不能从具体的事件与历史出发,仅仅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种蕴涵与方法的研究必然流于空洞而缺少说服力。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张毅
    2013, 27(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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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它贯穿儒家的经学与理学,呈现出由宇宙论到本体论、由天道观到心性说的发展过程。儒家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诗歌声律论和文学创作论方面,更是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诗性智慧,使诗人由体验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境界,进到全身心融入自然山水的“天人合一”境界。
  • 学术前沿
    张海明
    2013, 27(4):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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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以意逆志”说在后世经历了由说《诗》之法到说诗之法、读书之法、批评之法的转变,而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在增进人们对此方法认识的同时,也多了某些疑惑。事实上,“以意逆志”方法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不但可以整合同样出自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及后世学人的理解发挥,而且能够吸纳外来的诠释之学,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研究仍具有难以替代的指导意义。
  • 学术前沿
    袁济喜
    2013, 27(4):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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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士人活动与魏晋文学批评形成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的士人受党锢之祸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政治与人生立场,清议风气与批评意识的活跃,促进了汉魏之际文学批评形态的变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精神蕴涵及其传承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
  • 经济学
  • 经济学
    陈彦斌,姚一旻,陈小亮
    2013, 27(4):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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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付出了高代价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并与社会的“高增长依赖症”存在强烈冲突,中国因此而陷入了增长困境。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是中国增长困境产生的根源。传统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根治当前的增长困境,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从而抑制“高增长依赖”: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政府职能从“做大蛋糕”转变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和做绿色蛋糕并重”;深化社会改革,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转变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将“人治”转变为“法治”。
  • 经济学
    曾湘泉,陈力闻,杨玉梅
    2013, 27(4): 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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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对我国各省及经济区域在不同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分布条件下,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的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单位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效率上存在东南高、西北低的阶梯状地理差异性;大多数省份和经济区域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具有发展潜力,应根据这些省份和经济区域当前城镇化模式与产业结构分布的状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采用不同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此外,区域之间资本、市场、技术和劳动力之间相互流动、相互配合,会改变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模式相互作用的路径,从而提升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效率。
  • 经济学
    冯金华
    2013, 27(4):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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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再生产的条件以及技术矩阵行列式不等于零的假定可以证明,如果整个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且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则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就必然等于相应的价值。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里的再生产条件并不是必需的,技术矩阵行列式不等于零也可以根据更加基本和更加合理的假定来推导。在完全不依靠再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消耗系数和经济变量均大于零的假定同样证明,在价值转形问题中,若总量相等,则个量亦必然相等。因此,所谓的价值转形,只是转形为与自己在数量上完全相等的生产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转形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 政治哲学
  • 政治哲学
    张盾
    2013, 27(4):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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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西方哲学对于政治的原初理解,政治的最高目标和本质是道德性,即“应当存在的正义”,这种应然性目标和本质表现为社会高于个人、公共善高于私利。这一原初理解在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中最先提出,并在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政治哲学中得到发展和完成。对于政治的这一原初理解奠定了西方“道德政治”的基础,并开创了西方政治理性对于政治的第一种态度,即以应然尺度而非事实尺度对政治的评价原则。这一切对于后世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 政治哲学
    贾丽民
    2013, 27(4):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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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奠基人,康德的权利话语呈现出革命性与局限性的张力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构成黑格尔、马克思力图超越康德而走向现实解放的批判起点,而且构成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囿于“人性”的苍蝇瓶却又不断撞击瓶体的逻辑基础。就革命性而言,康德认为天(自然)并不能为人的权利奠基,因为自然是与人的感觉、情欲相通的必然性的代名词,而人的本质却在于理性。理性不仅为自然而且为道德立法,作为自由存在者的人能够按照理性的形式确立起普遍道德法则,从而赋予人自己以权利。就局限性而言,康德的形而上学思维逻辑忽视了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的极度复杂性,从而在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将人抽象为无差别的一般理性,最终造成其权利话语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 法学
  • 法学
    杨立新,赵晓舒
    2013, 27(4): 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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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侵权责任法》多处使用了第三人概念,但并非同一个概念,只有第28条规定的第三人侵权行为才是法定的免责事由,其后果是免除实际加害人的责任,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的侵权行为类型,第三人侵权行为是普遍适用的免责事由。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行为类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侵权行为为免责事由,但规定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可以免责的,则第三人故意造成损害可以免除实际加害人的责任;规定受害人重大过失或者过失造成损害实行过失相抵的,则第三人重大过失或者过失造成损害可以免除实际加害人的责任。
  • 公共行政与管理
  • 公共行政与管理
    李兰芬,朱光磊
    2013, 27(4):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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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会”的不同解读将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创新举措及其价值目标。以国家与社会对立两分的模式来解读“社会”,容易使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陷于某种理论困境。会通儒家天下观关于社会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生活世界共同体、社会与国家存有主导与客从的一体关系、社会管理的途径旨在建构实现公平正义的礼法措施的思想资源,强化国家在公共领域的服务能力,提升和优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将成为创新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路径。
  • 公共行政与管理
    张菀洺
    2013, 27(4):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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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教育资源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是教育基尼系数。通过测算2000年及2010年我国教育基尼系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均有不同程度提高,教育基尼系数普遍下降,教育公平状况得到改善。教育年限与教育基尼系数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一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长,该地区教育基尼系数越低。要改善教育公平状况,就必须延长人们受教育的年限。要改善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状况,可采取以下措施:扩大公共教育的供给;调整公共教育投资重心,将投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匹配公共教育的财权与事权;明确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责任。
  • 科技与社会
  • 科技与社会
    黄顺基
    2013, 27(4): 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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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站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提出了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并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建了社会系统工程(简称社会工程)方法,认为社会工程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钱学森社会工程思想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科技与社会
    邱德胜
    2013, 27(4):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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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观点历经了社会建构论、异质建构论到实践建构论的转变。社会建构论将科学知识视为单一社会建构的产物;异质建构论则将自然等物质因素与社会因素相等同,认为它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建构而言同等重要;而实践建构论以异质建构论为基础,更强调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维度,并对实在论、不可通约性等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给出了新的阐释。对不同建构理论进行评析,尤其是对异质建构论与实践建构论进行比较,有利于明晰建构论的发展脉络,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
  • 文学
  • 文学
    陈满华
    2013, 27(4): 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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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马丁内或齐普夫最早正式提出语言的经济原则。事实上,在马丁内和齐普夫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其中惠特尼即已正式提出语言的经济原则。马丁内的语言经济原则来源于叶斯柏森的简易原则,而叶斯柏森的简易原则又受到了惠特尼简易倾向思想的影响。惠特尼和叶斯柏森详细论证了简易倾向或简易原则是语言变化的动因。语言经济思想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影响,但也有不足之处。
  • 文学
    张新华,张和友
    2013, 27(4):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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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成分编码一定的实质内涵,构成其句法功能的根据,否定词自身无实质,功能只在于对相应的肯定范畴进行去除。汉语在此形成细致的对应关系,因而形成严整的否定词系统。来源上,各种否定词都由初始的否定名词演变而来,其功能分化的根据在于所处具体肯定范畴的句法环境。否定动词形成的主要动因是论域词的引入,该过程伴随遍指操作。
  • 史学
  • 史学
    闫润鱼
    2013, 27(4):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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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世反孔运动的发生发展,实为明末以来学术“复古”的延续。学术变迁之所以走到“反动”孔孟这一步,一是学术发展的惯性使然,二是原始儒家神秘性褪去的结果。当儒学的内核在价值层面被否定后,“复古”的对象或用以实现“解放”的思想凭借,便只能从儒学的外部去获取,由是便有子学和西学的相继兴起。当西学丰富或更新了中国人的“复古”资源库时,反孔的力度就越显强劲。“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变迁最终告别孔孟,步入后经学时代。
  • 史学
    张广生
    2013, 27(4): 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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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学派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肇始者,但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却受到研究者们的忽略甚至遮蔽。它或者被戊戌变法的政治史叙事追溯为维新运动的政治思想的远源,或者被以礼制判断今古的学术史叙事化约为纯正今文学诞生的前史。只有回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情景,并深入到其文本的内在理路之中,常州今文经学独特的政治社会语境与永恒的思想价值才能被重新凸显出来。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杨庆祥
    2013, 27(4): 14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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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精神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论争之一,涉及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人文知识界遇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人文精神讨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事件”和“话语”两个层面,缺乏一种整体的“历史化”视角。以“历史化”的方式来重新观照“人文精神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文学,将会发现“十七年”文学是一个被遮蔽的参照系,“人文精神”讨论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缝隙”,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在此互相建构并生成各自的历史想象。
  • 书评
  • 书评
    郭湛,陈忠炜
    2013, 27(4):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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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首次理论高潮,来源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充分展开,催生了我国认识论研究的热潮。对认识和实践的主客体问题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文化大革命”而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讨汇合起来,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学和价值论转向。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夏甄陶教授,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正如当年他在一首词中所言:“观浩荡,察沉浮,沧桑世事注心头。情思恰似汪洋水,汇入长江一处流。”[1](P46)夏甄陶在认识论和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六卷本《夏甄陶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的出版,为中国认识论和人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独到的研究视角。
    一、以“目的”为突破口确立实践一般结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自然界的运动变化遵从客观规律性,人类历史则是人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创造的历史。目的存在且只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类实践都是按照特定的目的展开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必要表现形式,也是将人的自觉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创造了人类特有的、不同于自然界的社会进化方式。
    然而,在就实践本身进行讨论时,当时有些学者却不能接受目的是实践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他们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主张“净化”实践,将目的从实践中排除出去。夏甄陶认为,这种主张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背离,更是严重脱离社会实践的。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劳动过程时就曾经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2](P178-179)目的性是实践的基本特征。为了深入阐述这些观点,他写了专著《关于目的的哲学》,于198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夏甄陶以实践的目的性特征为切入点,系统阐释了实践的基本结构。他说:“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人的实践就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3](P78)目的作为实践的组成要素之一,体现在实践的各个组成部分并贯穿于实践活动始终。主体总是根据目的实现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手段。手段之主客观相统一的特性,使主观目的向客观现实的转化成为可能。目的的实现则是主体根据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按照人的需要和意志改变事物的存在形式,使之适合于目的的主观规定,或者说是使改变了存在形式的客观对象成为目的的现实体现物。
    在阐释自己关于目的的哲学思想过程中,夏甄陶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汲取已有的自然及人文科学成果,力求实现哲学与科学、理论与知识的有机统一。他在论述过程中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通过与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目的论相比较,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实践的目的性。他以实践的目的性为突破口,进而建立起涉及实践的主体、中介、客体、检验等问题的实践结构理论。
    二、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建构新认识论体系
    黑格尔曾强调:“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4](P43)这样的和解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说是认识论的问题。夏甄陶认为,认识论的任务是“揭示认识本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力求使我们的一切认识着的认识,成为符合认识规律的自觉的认识,以便能够更完善、更精确地认识外部现实世界的对象。”[5](P2)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理性与现实方能和解。
    认识是在主体和客体实际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客体反映在主体的头脑中即被主体所认识而形成(关于客体的)观念的映像,主体则以观念的形式把握客体。这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复杂的能动过程,应该把认识当做一个具有复杂的结构、活动和功能的过程来研究。不仅应该揭示它的前提、基础和机制,而且要分析它借以实现的手段、形式和方法及其相互关系,分析现实的认识过程中各种活动和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对认识全面而具体的理解。夏甄陶以实践的基本结构理论为依托,对认识中的主客关系,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的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认识论思想体系。
    在已有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夏甄陶力求把原有的一些理论设想转化为更清晰的理论构建。他系统阐述了认识活动的主—客体相关律,认为“主体通过对客体的认识或反映,使客观的自在之物转化为被主体观念地或理论地掌握的‘为我之物’”。[6](P158)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意义。
    夏甄陶的认识论思想继承经典而又不囿于经典。他的著作《认识论引论》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系统诠释,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以新的理论框架建构的认识论思想体系。“它以主体和客体为基本范畴,以实践为基石,运用唯物辩证方法,以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建构了一个新的认识论体系……是开拓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新阶段的新篇章,是我国认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块界碑。”[7]这一评价是完全符合那段历史的实际状况的。
    三、本土经典阐发:中国哲学认识论思想研究
    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的发展需要从哲学史及经典中寻求理论根源。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夏甄陶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在转向认识论研究并出版了《认识论引论》之后,他又着手写作关于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的著作。中国传统哲学学派林立、体系繁多,常常呈现为未充分分化的朴素的整体状态。其中的认识论思想虽然十分丰富,但与自然天道观、社会历史观、政治观、伦理观、人生观等混杂在一起,服从于或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政治、道德价值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因此,对中国本土经典中的认识论思想进行系统解读并非易事。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功底,成为夏甄陶考察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的有利条件。他前后花费十余年时间,最终完成了上、下两卷本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该著作对中国传统哲学所涉及的天人关系、主客关系、形神关系、学思关系、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知行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和解读,系统涵盖了自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明、清代直至近代各家各派具有代表性的认识论思想。这在新时期我国认识论研究中是不多见的。
    夏甄陶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角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思想进行研究,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鲜活的有机整体,紧密结合时代背景,说明相关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由此而呈现不同思想的形式、内容和意义与它们赖以产生的历史时代的关系,阐明相关思想所包含着的后续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征兆、胚胎和萌芽。
    有学者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就时指出:“从认识论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前面提到的两部著作(《认识论引论》和《认识发生论》——引者注)外,他后来还与李淮春、郭湛共同主编了《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并出版了专著《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996年),代表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8](P11-12)
    四、通过关注“人”开拓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现实中各种“人”的问题的凸显,“人”本身逐步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未脱离对人和人的活动的关注,可以说充满了对“人”的关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在完成了认识论思想体系的建构后,夏甄陶的理论关注进一步转向了对“人”本身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人:关系 活动 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在人学基本理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实践是理解人的理论支点。人通过自主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创造出自然界本身所不具有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超越外部自然界的客观限制,彰显着独有的主体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有自己的社会属性,社会的人总是处在复杂的相互交错的各种关系之中。夏甄陶在人学研究中引入了“关系域”的维度,主张用“关系”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关系域”维度的引入,对于提高人学研究的哲学境界是有积极意义的。
    哲学追问“人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终归要由人的实践活动来解答。就具体的人和实践而言,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都有历史的规定性即局限性。但人的局限性不能抹杀历史进程中人的能动作用。人总是在前人所创造的既定历史结果基础上,寻求并创造新的历史规定性,以期为自身和后代提供更加完备的存在和发展条件。人是在创造历史和被历史创造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实现自己的进化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践活动内含着无限的创造性和可能性。因此,实践的主体即人的规定性,也不同于外部自然存在的限定性,而是体现出非限定化的、开放性的特征。
    通过关注人的起源、本质和发展等人学的核心问题,夏甄陶对人学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概括。他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明确提出“人是关系”观点。他从历史的发展中作出“人是待规定的”判断,探索了“人的局限性”及其超越的方式等等,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发展奉献了极有价值的哲学观念。
    夏甄陶教授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成就卓越,是当代我国认识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无论从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抑或文献学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夏甄陶文集》都是一部集中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的重要文献,是复兴当代中国认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的宝贵资源。这是一座学术上的高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那里无限风光引人入胜,激励后来学者勇敢攀登。参考文献
    [1]夏甄陶:《菽菠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夏甄陶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6]《夏甄陶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王玉恒:《开拓认识论研究新阶段的新篇章——读夏甄陶〈认识论引论〉》,载《人文杂志》,1994(5)。
    [8]杨学功:《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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