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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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李淑英
    2013, 27(1): 1-1.
    马克思有无正义理论?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正义问题的?与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相比,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具有哪些特质?这些原本就蕴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引发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与正义” 的激烈争论。近年来,随着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日益凸显,正义问题也已成为我国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借鉴各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作出回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集体“失语”,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正义理论,无法回应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使命是指导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在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正义问题上“失语”,更不能被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所左右,而应该深入挖掘和重新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所蕴涵的正义观念,建构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本栏目所刊载的三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彰显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针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贫富差距过大是否正义问题上的集体“失语”,段忠桥教授的《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是不正义的?——基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一文,首先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两个主要原因:没有看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正确的正义要求的高度评价,没有看到马克思正义观念所蕴涵的价值判断;受剥削不正义观念的束缚。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阐发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发现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蕴涵着一种新的、不同于剥削是不正义的正义观念,即由非选择的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人们实际所得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文章所阐发的这一观念有助于理解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即不同的身份等级、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天赋,从而为贫富差距过大之不正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论证。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究竟是一种实然性的科学理论还是一种关乎正义的价值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机制的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究竟是一个事实性命题还是一个价值性命题?孟捷教授的《论马克思的三种正义概念——也谈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是不符合(或符合)正义的》一文,从上述问题入手,通过考察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正义概念:(1)把正义问题限定在既存的生产方式之内,强调只要是符合价值规律的就是符合正义的,这种正义概念具有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2)以重建个人所有制、按需分配和人的自由或自我实现为规范性原则的正义概念,这种正义概念具有一种跨越历史的一般性价值;(3)以一种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来判定该生产方式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概念可以起到沟通另外两种正义概念的桥梁的作用。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关键就在于以特定的制度为中介,在第二种正义概念和第三种正义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契合性的关系。
    李佃来教授的《论马克思正义观的特质》一文强调,马克思是站在近代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来讨论正义问题的,他并没有抛弃正义观念本身,而只是抛弃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文章通过考察马克思阐发其正义思想的独特路径,揭示了马克思正义观之异于自由主义正义观的三个重要特质:(1)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一种补救性的社会价值,而是在革命之问题意识下确立起来的思想规范;(2)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基于所有权的,而是基于“人的自我实现”的;(3)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超历史的,不是一种自然法式的理论,而是一种历史性的价值。这三个方面的特质并不是相互外在、互为他者的,而是相互关联、彼此融通的。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段忠桥
    2013, 27(1):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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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差距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然而,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贫富差距是否正义这一问题上却出现了集体“失语”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有些人对马克思有关正义的主张存在错误理解,如认为马克思本人拒斥、批判正义,而看不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正确的正义要求的高度评价;或认为马克思主张以是否适应生产方式作为判断正义与否的依据,而未能看到马克思正义观念所蕴涵的价值判断。二是受剥削不正义观念的束缚,难以回应贫富差距是否正义的问题。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蕴涵着一种不同于剥削不正义的正义观念,即由非选择的偶然因素导致的实际所得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观念。这一观念有助于理解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即不同的身份等级、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天赋,从而为当前贫富差距之不正义提供一种新的论证。
  • 学术前沿
    孟捷
    2013, 27(1):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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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机制。它在何种意义上不符合或符合正义,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正义概念:(1)把正义问题限定在既存的生产方式之内,强调只要是符合价值规律的就是正义的;(2)以重建个人所有制、按需分配和人的自由或自我实现为规范性原则的正义概念,这种正义概念具有一种跨越历史的一般性价值;(3)以一种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来判定该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其中第三种正义概念可以起到沟通另外两种正义概念的桥梁作用。
  • 学术前沿
    李佃来
    2013, 27(1):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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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推进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并没有消解正义观念,而是在强烈的价值担当的承诺中,厘定了其阐发正义思想的独特路径,使其正义观念呈现出异质于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几个重要特质:其一,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一种补救性的社会价值,而是在革命之问题意识下确立起来的思想规范;其二,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基于所有权的,而是基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其三,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超历史的,而是在历史性的视域内提出来的。马克思正义观这几个方面的特质并不是相互外在、互为他者的;相反,它们是内在关联、彼此融通的。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些特质,需要我们有一种清醒的划界意识。
  • 专题研究
  • 专题研究
    许鹏
    2013, 27(1):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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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对艺术的支撑主要表现为技术决定了艺术的造型方式、记录方式与传播方式。以技术对艺术的造型、记录与传播功能为经,以艺术与技术关系类型的历史演变为纬,能够透视新媒体艺术种种特性间的内在结构关联,在学理结构层面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中国的网络文学为分析对象,一方面可以印证新媒体艺术学理结构的合理与适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揭示中国网络文学的独特发展轨迹。
  • 专题研究
    张小夫1, 张朝霞2, 刘言韬3
    2013, 27(1):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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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语言、发展路径和评价体系是中国新媒体艺术研究中的三个重要范畴。艺术语言既是一切艺术创作实践的关键,又是一切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对于新媒体艺术来说,它更是艺术与技术、传统与当代、世界与民族接合的界面。发展路径是一切艺术历史发展的轨迹,它是各种环境要素“合力”的结果,是艺术内因与外因博弈与妥协的产物,对于新媒体艺术发展史研究来说,它更是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解剖样本。评价体系是一切艺术批评的主要依据,对于以复合与跨界为基本特性的新媒体艺术来说,评价体系指标的多元与整合性是不难理解的。三者相加,刚好构成了文艺学的学理结构,中国新媒体艺术发展中艺术语言的民族性、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和评价体系的整合性是一切研究者必须关注的。
  • 专题研究
    童岩1, 姜申2
    2013, 27(1):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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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艺术重视和强调交往互动,但在实际艺术交往互动中却障碍频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媒体艺术带来的不仅是媒介手法的转换,而且是艺术观念上对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反拨。新媒体艺术伴随着后现代精神对现代主体性的反思,力图以受众的在场沉浸与作者的主观再现相抗衡,逐渐放弃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制高点,从而回归到客体的参与之中。然而,观念前驱与创作滞后的矛盾、大众参与意识与能力的缺位等原因,都阻碍了新媒体艺术的交往互动,这尤其体现在以空间现代性为特征的中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
  • 经济学
  • 经济学
    陈雨露, 马勇
    2013, 27(1):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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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事实,从经济主体行为和市场动态过程的角度构造新的“金融失衡指数”。对“金融失衡指数”在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实践进行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该指数不仅可以有效描述中国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失衡现象,而且比传统的CPI、FCI、PMI等指数更为准确,也更为领先。实证分析和大量对比数据表明,“金融失衡指数”可以作为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良好指示器,并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决策和参考信息。
  • 经济学
    王琬
    2013, 27(1):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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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由政府、社会、市场各方力量共担医疗风险。其中,商业保险作为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手段,不仅能够对可保医疗风险进行财务转移,也能够协助医疗机构进行各类非可保医疗风险的全面防控。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商业保险在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中大有可为,通过合理的战略布局、产品规划以及风险管控,可以实现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双赢。
  • 社会学
  • 社会学
    吴清军, 刘宇
    2013, 27(1):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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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劳工权益保护是中国劳动关系政策在市场转型时期所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劳动关系政策对所要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进入21世纪,当劳动关系市场化基本完成之后,劳动关系政策也从市场经济的配套政策转向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政策体系。目前的劳动关系政策主要集中于对劳动者个体权益的保护,对集体权益的保护还存在较大的缺陷与不足。仅有个体权益保障而缺乏集体权益保障的政策体系是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完善和发展保障劳动者集体权益的政策是当前劳动关系政策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 社会学
    尹银1, 邬沧萍2
    2013, 27(1):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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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造成了中国的人口逆淘汰,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通过对1988—2003年中国中学生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口逆淘汰,但是在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区域及城乡之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尽相同。城乡之间不存在人口逆淘汰,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改变了中学生的城乡分布。在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地区没有出现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原因则是:在实行过紧的独生子女政策和一孩半政策地区新生人口太少,即使教育资源增多,中学生数量也上不去;在实行二孩及以上政策的地区虽然有足够的孩子数量,但由于社会经济欠发达,中学生数量也同样上不去;而在实行独女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的地区,则由于实行相对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学生数量显著增加。从全国范围看,总体人口素质的提高抑制了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出现。
  • 哲学
  • 哲学
    肖群忠
    2013, 27(1): 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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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首先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关系。二者的区别是:第一,传统伦理重私德,现代伦理重公德。第二,传统伦理的调节范围是熟人社会,而现代伦理则着力调整陌生人社会关系。第三,传统伦理是一种基于人性自我完善的高标准的圣贤道德,而现代伦理则是一种旨在调整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普遍性的基本伦理规范。第四,传统伦理坚持群体本位基础上的义以为上,现代伦理则坚持个体本位基础上的权利为先。第五,传统伦理以仁之爱人情感为基础,现代伦理以义之合宜尊重的理性为根本。同时,二者也存在共时性关系,可能实现对接与结合:第一,不断对社会成员进行传统圣贤君子美德伦理教育,提升中华民族道德素质,以此范导提升现代公民伦理。第二,不断对社会成员进行现代伦理精神教育,提高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守德守法意识,维护社会基本道德秩序。第三,将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伦理精神相结合,建设现代社会新道德。
  • 哲学
    杨峻岭1, 吴潜涛2
    2013, 27(1): 1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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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的自由,天然地同意志连为一体,它在强调行为主体独立性、自主性、自愿性的同时,也强调行为主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自由意志与道德辩证地统一为一体:自由意志赋予行为以道德意蕴,而道德则给予自由意志以理性的尺度;自由意志是作为道德行为发生所需要的基本情感即道德耻感产生的逻辑前提,而道德耻感又能够促使自由意志的完善与发展。
  • 政治学
  • 政治学
    任剑涛
    2013, 27(1): 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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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危机已经为人们所深切感受。在环境危机、气候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交叠呈现的生存困境中,人类必须反省自启蒙时代奠立、支配性地影响了人类300多年的欲望化现代生活风格。如何善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觉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已经成为当前人类面对的重大课题。人类必须痛下决心,重塑“乐活”的崭新生活理念,从而实现自救,并开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境地。围绕危机处境中人类对生活方式反思这一主题,思考以下论题:启蒙时代的生活理念为何变形走样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关系?人类的危机处境能否成功推动其改变习以为常的消费主义生活风格?重新塑造“乐活”的生活风格是否契合人类的当下及长远需要?经由这些问题的检讨,描绘走出危机处境的“乐活”前景。
  • 政治学
    邱静
    2013, 27(1): 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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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长期以来被当做“民主的优等生”或“共识民主”的代表,但对此种认识,有必要结合日本的历史进程重新考量。在近代日本,民主更多的是一种缺乏内在价值的形式和手段,并从属于“国权”这一最重大的背景。战后日本面临着美日同盟下国家建设方面的尴尬处境。目前日本政治仍是“铁三角”主导下的政治,“共识政治”的传统并不等同于“共识民主”。 日本在观念体系上与西方的差异决定了政治制度的不同结果。后发国家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制度形式发生作用的条件。
  • 科技与社会
  • 科技与社会
    肖峰
    2013, 27(1): 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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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实在性是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它具体体现在作为信息硬载体的器具和作为信息软载体的符号的实在性问题、作为控制硬件系统运行的软件系统的实在性问题、由信息技术所形成的信息显现的实在性问题,以及作为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的实在性问题。由信息技术所引发的实在性问题使得哲学的实在性概念变得更为丰富和复杂,成为推进相关的哲学探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 科技与社会
    许斗斗
    2013, 27(1): 13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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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莱西的科学价值中立的三要素中,公正性是其中的核心。莱西通过对公正性与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之关系的考察,确立了公正性的理论基础,强调了科学公正性中“善”的意义,批判了“唯物主义战略”的思想。但在公正性上,由于他缺乏对“唯物主义战略”产生原因的批判,也就表现出他对技术工具性之默认的理论局限性以及自身理论视域的狭隘性。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郭小聪, 代凯
    2013, 27(1): 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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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性研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状研究、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原因分析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研究四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估后发现,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地区间研究多,群体间研究少;制度性研究多,实证性分析少;政府供给角度研究多,公众需求角度研究少等。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注重政府行为的实证研究,强化公众需求视角的分析。
  • 学术动态
  • 学术动态
    纪光欣, 王建斌
    2013, 27(1): 155-156.
    由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协办的第四届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哲学视域下的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于2012年11月10日-11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会议聚焦当下中国社会管理中的现实问题,围绕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与文化、中国社会管理的现状与问题、中外社会管理思想的借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连续主办的全国管理哲学界的第四次盛会,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的70多名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共收到会议论文60多篇,显示了国内管理哲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与理念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涉及对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等基本问题的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刘敬鲁教授认为,公民社会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所体现的个体权利、自主治理、民主、社会团结等文化价值理念,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相对的适用性,同时,这些以个体自由至上为实质的价值理念与我国人民群众整体福祉优先的社会管理价值理念存在冲突,因而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通过追根溯源式的探究,认为创新是将新观念现实化以求改进现状的过程,而管理创新源于知识创新,借助技术创新最终落实到制度创新上,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是服务于社会自身秩序的演化与生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建斌也认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提出了一个以公民社会为“应然”主体、以维权即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终极”目标、以整合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体系。
    海南师范大学裴广一博士提出,管理哲学应该在反思以往实践的基础上,以前导性理念引领社会变革,推动理念创新无疑是管理哲学的天然使命。中共中央党校毛卫平教授从党的执政理念转变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管理,认为随着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也从统治、革命转向管理、建设,社会管理成为党执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和谐则应是管理的基本理念。这标志着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南大学冯周卓教授以哲学主体性审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两个概念,认为管理的实质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治理的实质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是各利益主体在制度平台上通过沟通与协商所达成的重叠共识。因此,社会管理创新的焦点是重建主体性,破除“官本位”,真正树立人本理念,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黑龙江大学教军章教授等在分析公共制度管理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公民文化建构是公共制度管理的基石,二者相互补充与贯通。中国人民大学彭新武教授也从制度和观念两个层面探讨了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管理体制、激发民族创造活力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问题。山东大学刘陆鹏教授提出构建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新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彭光灿博士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制保障,都呼应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法治保障作为社会管理重要内容的新要求。
    另外,有学者提出立足于传统德性伦理,应该重视发挥社会管理中道德调控的作用;有学者分析了意识形态应对社会矛盾的策略;也有学者探讨了社会管理过程中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的重要性。
    (二)对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与问题的反思
    社会管理创新旨在为应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探寻思路。本次会议对我国社会管理中的现实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中南财经大学朱书刚教授等探讨了当前我国的转型发展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唐民擎结合广西社会组织发育的具体状况,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海交通大学唐兴霖教授等结合对山西省永济市浦韩乡村社区的考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乡村治理创新中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和困境进行了深入探讨。广西大学王玉生教授等以新加坡和我国广东省为例,比较了中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的差异,并对改善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政策及其落实。北京师范大学唐伟教授等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公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之上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的整合性目标。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纪光欣教授分析了我国社会政策的演变,认为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加快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培育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责任主体。
    学者们对当下社会关注的群体性事件也有许多哲学思考。广西大学蒋永甫教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基础和发生机理进行了深度阐释。该校梁惟讲师则结合广东乌坎事件探讨了以社会管理创新应对群体性事件新趋向的问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廖胜平博士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认识和应对行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汝绪华博士以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为案例,剖析了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的交互关系,并提出了解决思路。东北大学陈德权博士则对政府网络监管的现实困境给予哲学解读。这些都体现出管理哲学研究鲜明的实践品格。
    (三)对中外社会管理思想借鉴价值的探讨
    对中外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借鉴价值的探讨也是会议的主题之一。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朱光磊博士认为,传统的“天下”和“治道”观与现代的“社会”和“社会管理”相会通,国家应注重培养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最终实现“还天下以天下”的理想。河南科技学院闫秀敏博士阐述了道家在“不齐而齐”的平等观基础上构建的独特的“车轮毂辐”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为当今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加强社会管理提供了参照。
    中国人民大学原理博士、温海明教授从过程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庄子管理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复旦大学袁闯教授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中提炼出了一种“节用而为”的新时代领导价值观。中山大学博士生黄煌从儒家“无为而治”思想中提炼出了“为政以德”的中国特色的“小政府”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宝国解读了韩非子“法、术、势”思想所蕴涵的现代管理意味,四川大学曾海军副教授对孔子“正名”思想所体现的古典精神和高贵意蕴的剖析,桂林医学院陈默博士等对荀子人性恶思想基础上权变管理的探讨等,也都富有新意。
    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基于对秦朝建立的郡县制合理性的思考,并结合顾炎武、黄宗羲的批判性反思,认为正是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阻碍了明清之际的市民阶层走向市民社会。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从政治、法律、教育、企业等领域全面分析并反思了儒家正在回归的社会现象,认为这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会通与融合,并将使中国思想影响世界,值得期待。
    一些学者也对西方社会管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辨析了公平正义的语义及其思想演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广西大学罗仕国教授则探讨了德鲁克关于知识工作者自我管理的思想。西方有关社会管理的思想和理论,如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等,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关于中国社会管理现状与创新问题的分析框架和思维方法中。
    本届论坛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充分体现了哲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交流,实现了不同专业观点在社会管理问题上的相互碰撞与深度启发,大大拓宽了问题研究的视野思路;二是对会议主题的各主要内容进行了非常广泛、深入、富有创见的自由论辩,具有突出的现实问题意识。本届论坛聚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以现实问题推动管理哲学理论创新的宗旨,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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