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学者
袁卫
2012, 26(1): 146-152.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统计学上升为一级学科，设在理学门类中。这样，统计学就完全从数学和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级学科。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为之付出努力和作出贡献的统计学前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统计学科拨乱反正作出重要贡献的戴世光教授。戴世光教授1908年12月1日生于天津，1927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193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应用问题，1934年考取清华第二批留美公费生并于193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36年获得数理统计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继续学习。1937年到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并到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学习考察人口统计方法。1938年回国，在昆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和西南联大经济系工作。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先由清华大学转到中央财经学院，后于1953年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直至1999年去世。在60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戴世光教授为中国的人口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学科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参与组织我国现代区域性
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
戴世光教授的学术活动是从参与普查工作开始的。1936年戴世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后选择的方向就是人口统计学， 随后他到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学习研究人口普查统计整理、分析的方法与技术。1937年他又先后到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印度学习、了解这些国家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情况。1938年夏由印度至香港回国，随后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讲授初、高级统计学，并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任副教授，当时的所长是陈达教授（兼任），研究教授还有李景汉（兼任），戴世光教授任统计主任。当时，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选定昆明郊区的“呈贡县”作为试验县，研究所设在呈贡文庙内，要到西南联大上课需坐火车，一般集中上课两三天，平时在呈贡做研究。1939年戴世光作为统计组负责人（设计组负责人：陈达、李景汉、戴世光；调查组负责人：陈达、李景汉、戴世光）参与组织了呈贡县7万人口的“呈贡人口普查”。该调查报告引言中开宗明义：“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为一般社会科学者所公认，但问题的主要内容，我们至今缺乏明了的概念。以一个简单的问题论，人口总数：我国尚无比较可靠的统计。关于我国人口数的估计，据可靠者言，近200年来中外人士已有47次尝试，但其估计恐与人口数量实况相去尚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最大的估计称我国人口约有547个百万，最小的估计则尚不满290个百万，其差数超过257个百万，或几等于1933年欧洲总人口的一半。上述凭借臆说，或根据一小部分事实的估计，徒然对于人口数量问题增添纷扰，对于该问题的解决，缺乏具体的贡献。”“我们要想对于人口总数及其相关问题渐求精确，必须摒除悬想或推测而搜集大量的人口事实，来做研究的基础，因此人口普查实是一种可靠而适当的方法。我国近来仅有小规模的试验，尚无以全国为范围的人口普查，其原因有三：(甲）我国的现代化尚属幼稚，所以政府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建设，尚无须搜集大量的基本事实，来作各种设施的根据。（乙）国内社会科学，至今尚无高度的进展，因此无须大量的与繁杂的事实，来作研究的资料。（丙）我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易找到适当的方法，来举行全国的人口普查。”“本研究是对于人口普查找寻适当方法的尝试，此种方法包括下列部分：(甲）人口资料的搜集；（乙）人口资料的整理；（丙）人口资料的分析。”“本试验的调查工作，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在云南呈贡县开始，材料的整理于同年七月开始。截至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止，整理法已试完两种（划记与条纸），即本报告的范围。本所拟根据这次的经验，于民国二十九年冬季，在云南举行10县的人口普查，俾作进一步的试验。”［1］(P46) 这次呈贡县人口普查按照现代人口普查方法，即戴世光教授总结的“画地图、抓房子、查常住”方法，共对136个乡镇村71 223人进行了入户登记调查，对该县的人口、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残疾、职业、家庭人数、农户地权等进行了分析，并与我国江阴、句容、江宁、定县、邹平、兰溪等县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 1940年戴世光教授作为设计和统计负责人主持了“呈贡农业普查”，这次调查参考国际经验和做法，考虑中国国情，对农户、人口、土地、租佃、房屋、树木、粮食、家畜与家禽、肥料、建筑物、机械器具、栽培与轮栽、价格等进行了研究，与前一次人口普查一样，戴世光教授特别强调普查的一致性、统一性、完全性和准确性，为我国后来的人口普查等调查积累了经验。在这两次普查的基础上，1942年戴世光教授参与组织了环绕昆明湖的昆明市、县，晋宁、昆阳县50万人口的普查和统计，为陈达教授主编的《云南省户籍示范》（1943）编写了昆明市、县等50万人口的“统计报告”。戴世光教授还进行了呈贡县人口普查抽样试验，撰写了《人口普查选样研究》（1941），分析了呈贡县人口死亡率，编制了《呈贡县人口生命表》（1944），这些研究成果为奠定中国现代人口统计理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离开人口问题30多年后，戴世光教授在1974年至1978年间重新捡起人口研究工作，主要是人口统计研究工作。除了与刘铮、邬沧萍、查瑞传、林富德等共同编写《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本知识》（1977）、《世界人口统计简编》（1976）外，他还撰写了《世界各国人口政策》（1976）、《战后美国人口问题》（1977）、《战后法国人口问题》（1978）等专论，并在搜集分析大量有关中国人口问题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1978）专论。 1982年，我国实施第三次人口普查，戴世光教授作为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顾问前去昆明指导云南省的人口普查工作。时隔40年，他再次回到当年做过人口普查的老地方。在顺利完成当地人口普查的工作后，他决定将1982年昆明环湖县区的人口普查数据与他珍藏的1942年数据作一中国城乡社区40年人口变动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戴世光教授为这项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提纲的编写到内容的选取，从数据的分析到图表的制作，他都亲自过问与指导。为此，他不顾近80岁的高龄，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昆明之间，历经数年，终于在1988年出版。该著作的出版，在国内外人口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现代城乡社区的珍贵文献。戴世光教授在从事人口学研究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他认为人口学家首先是从人口研究的实践中成长的，而不是靠读几本理论著作就能成功的。他为我国现代人口学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二、首次提出“节制生育”
为基本国策
1946年戴世光教授随清华大学一起从大西南北返，回到阔别11年的清华园。他在清华大学继续讲授初等和高等统计学，同时继续思考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等问题。在做了大量前期研究后，他在清华大学《新路》1948年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了题为《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的文章，呼吁进行“人口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了系统的人口政策。这篇文章分为“人口政策的性质”、“由经济观点论人口数量”、“我国人口与资源”、“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减少人口政策的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和“结语”六个部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思考和研究人口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线。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的主人是人”。我们要“为人类幸福对人类本身予以控制。本文的目的……尤其着重在我国‘既成事实’的人口与其生活程度的关系，进而为我们人民的幸福建议可能运用的控制”［2］（P330）。在第一部分“人口政策的性质”中，戴世光教授重点讨论了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问题，并明确了此文的重点。他写到：“首先，我们必须说明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是以国家为立场，根据需要，去考虑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应该增加，还是应该减少；人口品质的优劣是任其自然繁殖，还是加以控制。由于立场和需要的不同，因此答案也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对于人口品质问题，主要关键在于环境和遗传。一般说来，都能同意‘改良环境，提倡优生’的原则，以求人口品质的改善。对于人口数量问题，则意见出入甚大，所以在本文中将以讨论人口数量问题为主”。［3］(P331)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戴世光主张“三管齐下”，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并且把人口控制列为第一重要的措施。他利用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仅主张工业化和社会改革是不够的，何况工业化本身不受人口过剩的压力，成为恶性循环。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减少人口，我国的经济发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活程度才能真正得到提高”。［4］(P337)在第五部分“减少人口政策的计划及其实施方案”，戴世光教授写到：“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成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5］(P337)。在此，他首次明确提出应将节制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比1982年国家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早了34年。更为难得的是，他不仅给出了人口总数减少的数量界限，而且提出了四点节制生育的具体措施，即：(1）特别着重农村中的节育运动；（2）实施教育、卫生、节育联合推进的制度；（3）国家对节育方案的执行须具有相当的强制性；（4）普遍实施老年抚恤金制度或设立老人院，庶免“养儿防老”的顾虑，并解除老年无依的寂苦。当我们今天回顾总结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时深深地认识到，他在60多年前提出的四条措施是多么准确，而我们现在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也恰恰是在这四个方面政策没有落实好。清华大学文科当时有一个传统，就是自由的学术讨论。这体现为经常是几个人联合一起写文章，或者一人发表文章之后由几位学者评论。《新路》在刊登戴世光教授这篇文章时邀请了陈达、赵守愚、吴泽霖、刘大中、吴景超五位清华著名教授加以评论，他们有的基本同意戴世光的观点，并提出修改建议。有的不很赞成，也直爽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没有任何客套和虚伪。最后，再由戴世光教授针对不同意见和建议作出“总答复”。这种自由辩论的风气对繁荣学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在1999年11月15日“戴世光先生人口理论学术座谈会”上，我们又仿照清华当年的传统，邀请了5位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或学生重新讨论这篇文章，他们是王传纶、邬沧萍、林富德、查瑞传、袁方。王传纶教授等回顾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五位教授的情况，并谈了他们的观点。查瑞传先生认为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提出“节制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这个建议。三、
实事求是，清除苏联极左教条思想对统计学科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各个学科都处于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时期，统计学界也在准备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一番贡献。但是，1954年，苏联统计科学会议对统计科学作出了一个极左的决议，即将统计学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一门是社会经济统计，属于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另一门是数理统计学，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由于当时我国对苏联采取一边倒的学习、盲从的态度，大学里的统计教育就按照苏联的模式分成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学科。一门是属于经济学门类下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名为“统计学”；一门是属于数学门类下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名为“数理统计学”。当时，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代表性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戴世光教授等），数理统计学的代表学校是北京大学数学系（许宝騄教授等）。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当时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帮助建设中国的统计教育体系，自然就按照苏联统计科学会议决议的精神，建设属于社会科学的统计学。早年曾留学美国的戴世光、陈余年教授等所讲授的数理统计被当做数学形式主义受到批判，因而就改教苏联式的统计指标及其解释的社会经济统计。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统计回避数理统计方法以避免成为数学形式主义，数理统计则只用于农业或工程等领域，回避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应用以避免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其结果是“两门”统计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戴世光教授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他以自己几十年教学与研究的深厚基础和大无畏的精神，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积极发展科学的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学术论文。文章认为，国际科学界只存在一门统计学（即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是现代各国广泛应用的一门统计科学，它也是我国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科学方法、技术”［6］(P426)。由于苏联极左的统计思想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并且经过各种极左理论的修饰，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统计理论在当时确实是很难动摇的。因而，当戴世光的文章发表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统计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紧接着，他又在《统计研究》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统计学基本问题的姐妹篇论文《实践是检验统计科学的唯一标准》。这两篇文章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高度，分析了苏联所谓统计理论的要害，为真正的统计科学正了名。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是一门统计学还是两门统计学的问题，由此开展了对统计学性质、对象、内容的长达十余年的大讨论。应该指出，对统计学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认识本来就是一个学术问题，人们可以持有不同的观点，应该鼓励通过讨论甚至争论来解决问题。统计学创立300多年来，在统计学的性质等基本问题上从来没有统一过。不正常的情况是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或者给不同的观点扣上政治帽子。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统计学界出现了一股短暂的逆流，这一逆流就是针对戴世光教授的。在1983年反击精神污染时，正值中国统计学会在昆明开会并进行换届选举。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时任中国统计学会的主要领导借反击精神污染之名，将矛头指向了戴世光教授，认为戴世光是统计学界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他的一门统计学理论就是统计学领域中的精神污染。戴世光教授据理力争，愤然离开会场。会后，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以推进与国际接轨的统计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实际行动来拨乱反正，为中国统计教育与科研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苏联模式的社会经济统计学专业，完全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课程，不仅数学学得少，而且大学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专业统计上了。按照计划经济的产业部门分类，一个部门甚至一个行业就开一门统计课程，如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建筑业统计、交通运输统计、商业统计、投资统计、物价统计等等，每门课程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一些指标的解释，细之又细。由于学生没有接触过实际，学了后边忘了前边，实在是苦不堪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类各院校统计专业都在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方面加强数学和数理统计的课程和相关训练，另一方面凝练和精简经济统计的内容。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争论一门还是两门统计学的话，90年代以后则进入一门统计的改革和实施阶段。下面仅举出几件大事来回顾这一进程：第一件大事，在1992年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科技和科研成果统计的学科分类目录中，首次将统计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经济学、数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在这一分类上升为一级学科后，统计学在科研项目的申请、经费的获得、科研成果转化和科研评奖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观。第二件大事，中国“大统计”学科的建设及中国统计科学联合会的成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统计学分成了两门，中国的统计学会也有多个，学会之间是分离的，较少往来。自199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首次“大统计”学科讨论会后，社会经济统计、数理统计和生物卫生统计界学者渐渐形成一门“大统计”的基本共识，即以数理统计方法作为基础，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管理、教育、自然科学、工程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统计学科。1994年中国统计学会、中国概率统计学会和中国现场统计学会共同成立了中国统计科学联合会，并共同组织举办了1994年10月在日本冈山理科大学召开的中日统计会议，1995年８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十届国际统计大会，1996年10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召开的三个学会的共同年会等。第三件大事，1997年国家教委（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经济类的“统计学”专业与数学类的“数理统计”合并成“统计学”归入理学门类（既可以授理学学士学位，也可以授经济学学士学位），上升成为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第四件大事，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司启动了新一轮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工作，经过院校建议，学科工作小组、专家小组、学科评议组投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终审议通过等程序，原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统计学”二级学科与原理学门类“数学”一级学科下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级学科合并成为“统计学”一级学科，设在理学门类下，既可以授理学学位，也可以授经济学学位。这几件大事是中国统计教育和科研不断发展壮大、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里程碑。戴世光教授30年前为统计教育拨乱反正，对统计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他关于一门统计学的观点有利于统计学科的发展，使统计学专业越来越受欢迎；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使得统计专业毕业生有着扎实的数量分析基础和广泛的就业领域；有利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得各项事业越来越离不开统计、越来越依赖于定量分析。统计学学科不仅在本科生层次上升为一级学科，而且在研究生层次也成为一级学科；不仅在我国科研科技统计专业目录上成为一级学科，而且在我国教育专业目录上成为一级学科，从而完成了与国际一致的统计学科分类，实现了戴世光教授的遗愿。当然，要完成统计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任务，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四、对国民收入方法论的研究与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国民收入方法论的争论是当时统计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应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核算国民收入，而世界其他多数国家应用“国民核算体系(SNA)”核算国民收入。运用不同方法核算国民收入本来是经济学说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存有分歧。但由于上述两种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产生于冷战时期，因此就使得国民收入核算方法的分歧与争论蒙上了意识形态对立的阴影。戴世光教授在198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收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编：《经济计划、生产布局和统计论文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的力作，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具有历史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摆事实、讲道理，旁征博引，对国民收入统计方法的学术渊源、国际研究现状、与中国实际结合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戴世光教授首先引用世界主要国家的大量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系统地比较说明了使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国民核算体系”所获得的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在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80年能够将这个问题解释得如此清楚，是无人可以相比的。这一比较所具有的另一个重大学术意义是，一名经济研究工作者首先要能够运用统计数据来解释经济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通过对数据产生的过程准确把握，了解数据背后的真正经济意义。时至今日，这一点对经济研究工作者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戴世光教授结合经济学说史的发展，详细地说明了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围绕着综合性生产和限制性生产的概念所产生的不同理论学说，特别重点说明了萨伊的“服务理论”与国民收入的关系、马克思的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问题。他指出：“综合性生产和限制性生产的争论，远在十七、十八世纪时就早已产生了。现代苏联国民收入统计将按综合性生产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说成是以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服务理论’为根据，而把苏联自己由国民收入统计史中所选择的限制性生产的概念，硬说成是根据马克思关于产品（物质产品）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不仅不符合国民收入统计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违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7］(P629)这些论述在1980年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清除当时的极左学术风气，澄清一些人的模糊认识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戴世光教授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统计应该改为按综合性生产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额），并且提供连续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统计数字资料。如此，不仅可以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国际对比，分析我国国民经济逐步进入世界前列的进程，研究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发展变化。”［8］(P630) 时间过去了30年，这篇文章的历史前瞻性不断被后来的发展所证明，苏联的解体和“经互会”的消失，使得“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世界各国在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上正在走向趋同。1993年几个国际经济组织所发表的新版“国民核算体系”（SNA)是这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也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发展和完善。在中国自己的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建立的今天，我们应该对戴世光教授30年前所写的这篇文章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科学的历史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五、努力建立中国辩证
唯物主义统计学派 戴世光教授对中国现代统计科学的贡献之一是他对统计学中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戴世光教授一方面提出了一门统计学的问题，以纠正极左思想对中国统计学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计科学应用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说，统计学是一门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的科学。 1984年6月，戴世光教授完成了64万字的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计科学应用的理论基础》，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戴世光写道：笔者长期从事统计学教学研究实践，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才逐步认识到：在上列两方面（统计数字与统计学——笔者注）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统计学应用问题，即：科学研究工作分析客观大量现象的数量方面，何以需要一套以概率论为基础的应用数学方法？而客观的大量现象又与概率论的数学原理之间具有何种科学的应用关系？作者认为：这是统计科学在其应用方面，必须解决的哲学理论问题。从统计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统计学在各个科学领域中的广泛应用，经过长期实践，取得了大量的重要而显著的成就。近代以来，大量事实充分证明：现代统计科学的确是科学研究、科学试验、科学管理的一种必要的有效工具。但是，统计理论本身和统计方法应用的大量成果，都不能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对前面提出的统计学应用的根本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应该说，在现代统计科学的发展中是缺乏哲学理论作为统计学应用于分析客观存在的大量现象数量方面的指导思想的。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计科学应用的理论基础》专著，是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现代统计科学应用的根本问题的一项统计理论研究。［9］(P474)
关于理论统计学与应用统计学的关系问题，戴世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理论而言，乃是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应用来说，则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数学科学也是如此，从其理论说乃是数学原理；就其应用言，则为数学方法。所以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一点，现代统计科学才在分科方面首先分为理论统计学（或统计理论）和应用统计学（或统计方法）；进而在应用统计学方面又按其应用的科学领域，分为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教育统计学、生物统计学、医疗统计学等等。于是，应用统计学的统计研究工作，很自然地按照统计方法应用于不同的实质性科学，如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科学领域来区分。但是，在上述统计科学研究实践的条件下，就产生了一个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数学领域的统计科学研究工作者就埋头专门研究统计理论方面的数学理论问题，抽象地创造并发展理论统计学；相反地，在应用统计方法于经济、生物等科学领域的统计研究工作者，却面对经济、生物等研究对象，只管‘用方法’，‘把数字代入统计公式’取得数据，并对之直接作出经济学或生物学的解释。这样，从一门独立的统计科学的发展而论，实际上就存在着未从哲学理论高度来解决理论统计学与应用统计学二者相互之间的理论关系问题。”［10］(P479) 在充分地讨论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后，戴世光教授用一个统计测量的实例分析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在统计学中的具体表现。他认为：“数理统计学家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抽象数量规律，却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绝对地分割开来；应用统计学家专门在某一科学领域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来探索客观规律性，却不理解概率分布等原理与客观集体大量现象数量差异之间的关系。”［11］(P520521)在分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它们是相互依存的”之后，戴世光教授指出：“所以，统计理论研究的是偶然性数量规律性，而统计方法的应用，则是为了探索、发现、测定、估计必然性的数量规律性。”［12］(P528) 为什么统计方法能够通过对数据的大量观察和处理而研究和探索出其内在的数量规律性呢？这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特点和统计方法的特点共同决定的。从客观事物方面来说，根据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同样，任何一个数据，也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二者作用的对立统一。必然性反映了事物本身的特征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比较稳定的，因而决定了事物的内在本质是有规律可循的。偶然性反映了该事物每个表现形式的差异。如果客观事物只有必然性一个方面的特征，事物的表现形式就会比较简单，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它的规律性。正是由于偶然性的存在，造成了事物的表现形式与必然性和规律性发生偏移，从而形成了表面形式的千姿百态，造成了数据表现形式的千差万别。这样，必然性的数量规律性就被掩盖在表面的差异之中了。例如，最简单的投掷一枚均匀硬币，出现正面和反面的结果看起来是随机的、充满偶然性的。但如果我们进行大量观察的话，即投掷成百上千次甚至更多次的话，就会发现其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接近05。统计学提供了一系列方法，专门用来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显示数据、分析数据并探索出事物背后（即总体）的数量规律性。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弄明白了统计方法的本质，起到了学习统计学纲举目张的作用。戴世光教授的这本著作和他1994年出版的最后一本教材《应用经济统计学——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数量特征》是他的统计哲学思想的两部代表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释了统计理论及其应用的原理，为统计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