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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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内涵与建构路径

杜鹏, 马琦峰

2026, 40(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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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既可明确老年学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传承养老文化及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也对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升国际影响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西方主流老年学知识体系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老年学研究，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植根老龄社会阶段、强调本土问题意识、立足全域议题视野、实现学科深度融合、秉持积极价值取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体系建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面临政策积极推动等机遇，也需应对理论创新瓶颈等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两个前提、建设三大体系、关切三类问题、遵循四项原则，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老年学自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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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国民经济学：从标识性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林晨, 李睿齐, 陈佳莹

2026, 40(2):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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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国民经济”这一标识性概念出发，在思想史和经济史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国民经济学从标识性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新时代的国民经济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构筑“国”与“民”辩证统一的价值导向。国民经济学在强调政府与个体“双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分析框架。国民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一套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体系，包括以宏观经济治理为内核的政策工具，三次分配理念下的分配政策，以及全面实施SNA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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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新型研发机构实现四链协同的机制——基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案例分析

柳卸林, 孔祥茹, 朱丽

2026, 40(2): 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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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机构经常面临政治、市场与科学三重制度逻辑体系性冲突，导致成果转化陷入“死亡之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难以深度融合。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弥合该断层的制度性组织，通过制度创新融合三重逻辑，并驱动人才链、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构建“制度逻辑融合—四链协同”分析框架，并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案例，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问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该机构通过“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双轨治理、拨投结合、项目经理制与联合创新中心等制度设计，形成“结构性分离—过程性耦合”复合治理体系，有效实现一个机构内三重逻辑动态平衡，进而驱动区域创新系统中四链协同，即柔性引才强化人才链、创新财政工具激活资金链、技术溢出与企业孵化提升产业链、需求导向研发衔接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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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战略主导逻辑、商业模式与科技成果转化——基于学术创业企业的纵向案例分析

赵晶, 滕煜, 付珂语

2026, 40(2): 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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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是我国当前阶段的重要目标，学术创业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却时常面临“死亡之谷”的生存挑战。本文对清能互联开展纵向单案例研究，探究学术创业企业战略主导逻辑与商业模式动态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1）学术创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历经三个阶段的演进，战略主导逻辑相应呈现从适应性到过渡性、最后到塑造性的跃迁，商业模式与之同步适配演化；（2）战略主导逻辑作为认知框架引导商业模式的结构设计与资源配置，商业模式则通过实践反馈修正认知逻辑，这种“认知—架构”双向协同系统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实现跃迁；（3）协同的深层机理在于动态调和“科学家”与“企业家”身份合法性张力，从而实现价值创造逻辑从技术向商业生态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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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成长的过程机制——基于学习协奏视角的案例研究

徐宁, 彭新敏, 李梦超

2026, 40(2):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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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企业为打破“专业化悖论”带来的成长锁定，需通过“T型”成长模式协同推进技术专一化和应用场景多元化，由此面临由单产品开发向多产品并行开发的挑战。本文基于激智科技的案例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可通过定调、节奏结构化与时间对位三种学习协奏机制，有效应对多产品开发中的学习复杂性与资源冲突。具体而言，定调通过学习方向定位和主辅结构确立，明确贯穿产品开发全过程的学习主线；节奏结构化通过对多种学习方式的排序与强度调控，形成单一产品开发内部的学习顺序与节拍；时间对位则通过学习活动的错时安排与协同，缓解跨产品并行开发中的资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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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技术变革视域下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重构与实践启示

陈伟凯、朱锟

2026, 40(2):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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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设一支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厘清复杂劳动的还原机制及其实现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复杂劳动可还原为多倍的简单劳动，不同的还原机制适用于不同情形：部门间基于技能形成的还原适用于长期均衡状态，部门内基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还原则适用于技术变革的过渡状态。还原的实现还依赖于教育—技能—技术的协同耦合，即教育培训有效形成技能，技能分布与技术体制相匹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剧了教育、技能与技术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对培养劳动者通用技能、适应技术快速迭代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应主动调整和超前布局，强化教育的支撑作用，加快复杂劳动还原条件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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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金融监管的数据基础：原则提炼与法治因应

尚博文, 郭雳

2026, 40(2): 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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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面临着金融稳定数据匮乏、消费者保护非公平和市场数据共享受限等突出困境。本文提出“金融监管的数据基础”这一核心命题，旨在解释数据将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金融监管的效率加持和效能提升。研究构建了以“数据—信息—知识—行为”为组成要素的DIKA概念体系，聚焦金融数据流动所引发的失衡权力关系来解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基于对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及监管改革经验的分析，金融监管的数据基础论应当遵循协同流通、公平获取和融合复用三项基本原则，并在金融法治的理念革新方面调适金融法与数据法之间的外部关系，深化持续监管的理念内涵并平衡原则与规则监管。在制度创新方面构建金融稳定数据协同流通的双层体系，以数据集中供给模式保障数据公平获取，完善金融数据融合复用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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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双重性质：理论界分与实践应用

刘海林

2026, 40(2): 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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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国家重大事项或特定事项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决议，对我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但也存在制定依据不明确、事项范围界限不清晰、制定程序不规范等实践问题，其根源都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性质定位不清，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与法律的关系及其法律性质不明晰。对此，宪法起草者和立法实务者曾做过诸多尝试和努力，但均未能有效克服和化解。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法律性质须根据其实质内容和创制行为作出判断。根据法律的规范创制性要求，结合立法机关的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的职能区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可以划分为规范创制性决定和规范适用性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性质界分，为有效回应人大决定适用范围、效力界定、制定程序等实践问题，加强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制定和运行的制度机制，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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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我国社会保险法中收入保障水平定位的法理阐释

陈靖远

2026, 40(2): 12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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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基本”原则作为我国《社会保险法》中指导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定位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并不清晰。在收入保障待遇方面，“保基本”在文义解释上似乎是指保证最低生活保障，但这与我国当前社会保险待遇给付的整体水平并不匹配。从制度功能与基本法理上看，社会保险法与社会救助法的待遇水平之间应当维持合理的差异梯度。为坚守作为强制性社会保险正当性前提的“保险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保险法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制度价值，有必要将社会保险法中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法中的“基本生存保障”进行概念区分。社会保险法中的基本生活保障应以“收入关联水平”来理解，并根据职工社会保险与居民社会保险的制度逻辑再作进一步区分。前者应当通过设置合理的工资替代率来实现，后者则应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待遇参考基数，至少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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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马克思论非理性的历史因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片段”新编新诠

孟庆宇

2026, 40(2): 13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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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西方哲学的首要问题，可以说是反思黑格尔的理性哲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黑格尔的一些片段，一方面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改造成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还触及到许多非理性的历史因素，需要通过编排文本加以诠释。在这些片段中，马克思以“有理性的自我意识”隐喻“劳动的人”，进而指出人的非理性的两个方面：一是受动的痛苦，二是情欲。现代社会的非理性因素是复杂的，既有私有财产不够发达所导致的痛苦与发展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情欲，又有发展私有财产所导致的痛苦与粗陋共产主义反资本的情欲。面对这样两种反方向的情欲，马克思指出了对象的非我性和自我性。对象的非我性，意味着黑格尔的折衷主义终究只是幻想。而对象的自我性，则意味着我们不能轻率舍弃或者破坏经济、政治、文化对象，相反应采取黑格尔的扬弃态度。开掘乱简残篇中的这些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反思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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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掌握了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农民”——论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农业哲学

刘明峰

2026, 40(2): 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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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间接证据还是直接证据，都指示海德格尔哲学与农业有着根本联系。这不仅体现在其触及了农业本质，即形成一种农业哲学；还由于其在技术批判及词源阐释上采用现象学还原，勾勒出一种现象学农业哲学的雏形。该雏形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现代技术，也还原了伦理学。就前者而言，使农业哲学回到农民的直接耕种经验，为引入梅洛庞蒂肉身感知现象学奠定了基础；就后者而言，海德格尔对源始“居住”概念的使用及“四方域”的确立，因其悬置伦理学及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建构容纳非人类实体的普遍伦理学。这种还原，也使现象学农业哲学成为生态哲学的资源，造就了其跨学科的地位。从农业视角审视海德格尔哲学，不仅为相关主题提供了根据、为一门可能的农业哲学提供了参考，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海德格尔的农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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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读写关系及文化意义

吴沂澐

2026, 40(2): 16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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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不仅指向了作者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读者意识的崛起。设论文通过构建作者与“预期读者”的对话，发挥了文人回应社会评价并主导文本阐释的功能。注文的阅读辅助功能超越了为读者解读文意的层面，成为注者干预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序文的阅读引导功能则因序者身份的转换而呈现出多重语境。无论是协助理解前人作品的“述者之序”、阐明自身写作意图的“作者之序”，还是指导后学写作的“编者之序”，或是对读者形成了不同的阅读限制，或是让读者产生理解偏差。总体看来，文人以作者、注者、序者等不同身份积极介入文本的生成，造成了读写关系的复杂化，继而指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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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两种“天地之心”与宋明理学诠释的演变

蔡杰

2026, 40(2): 17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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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对“天地之心”有两种记载，《周易》“复其见天地之心”说的是作为“理一”的超越、永恒的“天地之心”，而《礼记》“人者天地之心”则强调“天地之心”在万物发生之后，散布于人与万物身上的“分殊”形态。在宋明理学的话语中，圣人之心常被视为“天地之心”，心学家通过缩小常人与圣人的差距，直接将人心视为“天地之心”。此外，心学家还提出另一种思路，基于父母之心与“天地之心”的关系，通过论证子女爱敬父母的孝心是以父母之心为心，将人的孝心与“天地之心”相勾连，进而化解两种“天地之心”的张力。这两种思路都是借助“理一分殊”的模式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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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 人师

守正创新的哲人典范——萧前先生的学术贡献与人格魅力

马俊峰, 赵淑娟

2026, 40(2): 1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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