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当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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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专稿
  • 本期专稿
    李忠夏
    2024, 38(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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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方法曾被视为是法学科学性的体现,是通往法学问题唯一正解的途径。在“唯一正解”的幻象破灭之后,法学方法一度祛魅,甚至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沦为政治立场的包装。这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之处,法学方法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但也绝非任意。宪法学方法同样如此。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必须直面“中国宪法”的双重特殊性:即中国的特殊性和宪法的特殊性。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在于,宪法必须为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价值奠基。中国宪法方法的特殊性则在于,必须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宪法整体变迁的情势,把握现行宪法的变与不变,将中国宪法变迁的内在逻辑作为理解“八二宪法”的前提或者说前结构,即以宪法变迁为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中国宪法的方法体系进行理论、知识和解释的三重建构。只有在整体宪法变迁的视野中,才可以对原旨主义方法有正确的运用,从而在具体宪法解释当中平衡原旨和变迁两个方面。

  • 中国之理
  • 中国之理
    刘守英, 黄彪
    2024, 38(4):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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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经济社会的重大进步都以生产力革命为推动力。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发展生产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逐渐形成了以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以传统生产力支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实践中,新质生产力已经展现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促进传统生产力转型升级,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注重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 中国之理
    周文, 李吉良
    2024, 38(4):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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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杠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成就离不开党对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坚持与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动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新质生产力以其文明逻辑对发展理念、增长理念、发展范式等实现了超越,从而不断开辟生产力跃迁新境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要求,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引领作用,保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增长动能;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秩序;厚植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

  • 社科研究
  • 社科研究
    王化成1, 张洁1, 张超敏1, 孙昌玲2
    2024, 38(4):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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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是企业谋求长期发展与成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品牌竞争力的度量指标,并实证检验品牌竞争力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品牌竞争力通过“声誉约束”机制和“信息获取”机制这两条路径,改善了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难题;当市场竞争更激烈、管理层认知水平更高、拥有品牌竞争力的时间更长时,上述影响更加显著;品牌竞争力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构建品牌竞争力、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 社科研究
    祝丽敏, 于文蕾
    2024, 38(4): 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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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背景下,对口支援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机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显著促进支援地企业向结对城市投资,有助于突破资本流动的“卢卡斯之谜”;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受援地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结对城市产业结构差异性较大时更显著;对口支援政策通过传递制度压力、降低企业在受援地的投资成本、提升企业对受援地的信息和资源获取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对口支援下企业异地投资能够提升受援地和支援企业发展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对口支援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提供证据,也为深化新时代对口支援政策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启示。

  • 社科研究
    柳志娣, 张骁
    2024, 38(4): 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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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数字农业建设的动态演进过程和其中的微观机制尚未被深入剖析。基于云南省双柏县数字农业建设实践,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农业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动态演进过程:(1)基础夯实阶段,乡村以强化要素保障和夯实农业基础为目标,通过聚合机制和连接机制聚能农业数字化发展;(2)统筹布局阶段,乡村以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和效率提升为目标,通过激活机制和整合机制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提升;(3)辐射带动阶段,乡村以协同联动和产业兴旺为目标,通过协同机制和融合机制使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本文构建了数字农业建设过程演进的理论模型,以期为其他地区推进数字农业建设提供启示和参考。

  • 社科研究
    陈景辉
    2024, 38(4): 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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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解释作为法学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通常被认为其争议性来自“解释”部分。如果忽视法律解释中的“法律”部分,就无法整体理解法律解释的争议性。由于法律解释通常是成文法解释的另一种称呼,因此法律解释的主要对象就是制定法,并且制定法的意义是由语言及其文义来决定的。通常认为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来自语言上的问题,然而这会摧毁制定法的意义,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法律解释的必要性,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对官员和民众提供了不同的指引,另一个是法律的连续性和权威性之间如何保持一致。由于所有类型的法律都会面对这两个问题,因此法律解释同时也会涉及判例法和习惯法。

  • 社科研究
    许勤华1, 柳震2
    2024, 38(4): 10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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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构建是各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需求逻辑和学术逻辑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社会自主性和知识自主性是英美俄三国早期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与条件。英美俄分别在殖民利益和保守主义政治传统、外交转向与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国家建设和重大政治变革的影响下,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规范,其研究旨趣、研究导向、学科体制与此后形成的区域国别学一脉相承。借鉴并超越英美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中自主性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学科建设三大目标中寻找自主性发展方向与独特路径。

  • 人文研究
  • 人文研究
    徐正英
    2024, 38(4): 12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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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简《孔子诗论》面世20余年来,文本整理、简文释读等基础研究已趋成熟,但最重要的“诗学”研究却尚处于“零散诗学”阶段。未来研究分组解评《诗经》作品层级,应单篇、组内、组外“三重对研”发掘孔子解评语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其“情”“礼”“德”三层批评理念。归纳概括“四诗”内容性质和风格特征层级,应系统探讨孔子诗学的批判性思维、“观俗说”“敛材说”“抒怨说”“苦难说”“衰败说”“少德说”“怨王说”“忧患说”及“缘情说”源头等有机联系。揭示文艺本质层级,应系统探讨“诗亡隐志说”的“历时性”贡献、“乐亡隐情说”“文亡隐意说”的首创价值、“三大内容层级”“三大学说”与孔子文艺思想体系建构的重大诗学史意义。

  • 辛晓娟
    2024, 38(4): 13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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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并非“无意属对”,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发展改造了汉魏以来的对仗艺术。他对对仗艺术的开创与经营既见于律体、也见于古体诗的创作。他在使用对仗时有意模糊了古体与近体的界限,以求达到整饬美与流动美的统一。一方面,李白以古行律,打破诗句工整性,以意脉的跳脱流动,转移了读者对偶对的关注,为律体增加了摇曳流动之态。另一方面,李白又充分吸纳了六朝至初唐的对仗手法,将之大量用于古体创作,发展了古体诗歌艺术,从而调和古、近体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抒情言志的自由。李白在诗歌对仗艺术方面的开拓,是他熔铸古今的诗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文研究
  • 人文研究
    黄敏
    2024, 38(4): 14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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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体关系的精神分析理论将艺术视为主客体之间“移情”与“反移情”的交流过程,在当代情感研究中彰显潜力。克莱因的“破坏”与“修复”心理模型、温尼科特的“游戏”与“潜在空间”概念、艾伦茨威格的“创造力三阶段”图式共同提供了一条探索艺术的形式特征、具身的审美经验和外在的文化现实之间深层互动的技术路径。情感之为客体关系,意味着人与外部现实的原发关系根本上被感觉为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性化的意义上释放了艺术作品的能动性,也为当代各种角度的艺术阐释提供了一种人格理论上的连接。

  • 人文研究
    李尉博, 刘永谋
    2024, 38(4): 16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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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文反思的视角看,量化知识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工具。由于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流行,量化知识随之蓬勃发展。量化知识与社会之间呈现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尤其体现在量化知识的生产受到权力影响,同时量化知识的运用支撑权力运作。在经济量化、行政量化、教育量化、医学量化、科学量化和大数据时代的量化等具体领域中,量化知识与权力均关系密切。在中国语境下审度量化知识,应当转向科技谦逊主义的基本立场,辩证看待量化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警惕量化治理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化知识观,以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宗旨。

  • 殷杰
    2024, 38(4): 17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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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道德因素出发探究人类合作问题的理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侧重解释道德在合作进化中出现的必然性,但其“道德”无法推广至群体层面;第二类侧重解释道德规范对人类合作的意义,但其“道德”没有构成人类合作的必要条件,从道德进化视角解释人类合作还存在较大问题。从选择行为出发界定非人类和人类的合作,为研究合作与道德提供一种连续性范畴,通过分析合作与道德所需的认知能力来论证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运用伙伴选择模型描述合作进化与道德起源的市场化驱动机制。由此得到人类合作中出现道德、道德维持和促进人类合作的必然性解释逻辑,进一步论证道德对于人类合作的必要性,解决了原有两类理论在解释逻辑上存在的分歧。

  • 经师· 人师
  • 经师· 人师
    袁宝华
    2024, 38(4): 18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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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师· 人师
    李彪
    2024, 38(4): 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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