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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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稿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向度

田鹏颖

2024, 38(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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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新时代文化发展规律、文化创新机制、文化建设使命、文化工作要求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升华，以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中华文明历史深处，阐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所折射的独特优势；以发展的理论眼光透视中华文明，创新性阐发“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实现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方法论自觉谛听中华文明的时代脉动，明确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逻辑展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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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吴玉章学术与思想

弘扬吴玉章教育思想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张东刚, 林尚立

2024, 38(2):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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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吴玉章学术与思想

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建国”：吴玉章教育思想研究

陈露茜1, 吴秋翔2

2024, 38(2):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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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经历了从“教育救国”的工读主义到“教育建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历史性转折，明确了“为国办学”“为民兴校”的根本主张，强调教育的社会性、生产性与阶级性，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与培养新时期新青年的战略设计。吴玉章教育思想生动诠释了教育与国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价值导向；坚持教育“人民性”的教育目的论；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实践与改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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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吴玉章学术与思想

吴玉章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生成、核心要义和现实启示

李海涛

2024, 38(2):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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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一生心系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吴玉章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于长期的教育实践，发展出三重定位，吴玉章在这三重定位下的思考和体会构成其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来源。在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吴玉章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论、价值论、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为谁办社会主义教育、怎样办社会主义教育等关键问题。吴玉章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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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吴玉章学术与思想

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耿化敏, 刘高元

2024, 38(2):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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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吴玉章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作出先行性的探索：阐发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因子和理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参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搭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吴玉章的相关著述和学术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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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

陈伟光

2024, 38(2):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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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离不开治理，治理也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特征决定了其治理主要体现为大国治理、文明治理、公平治理、环境治理、发展治理。世界现代化总体趋势决定了其治理是顺应和维护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绿色化、法制化、全球化的合作共治。治理视角下的国家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中国在治理主体、领域、制度和利益上应保持与世界良性互动，统筹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自身发展和共同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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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理

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基于对《孙子兵法》的解读

刘刚1, 唐寅1, 梁晗2

2024, 38(2):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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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中的战略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力求建构一个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企业提升战略管理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指引，也为世界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一中国式战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于兵家思想独具特色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既逻辑严密又有助于与西方现代战略管理理论有效对接的“战略管理价值—战略管理主体—战略管理过程”框架体系以及包含人本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博弈思维在内的独树一帜的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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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公务员身份与亲社会偏好——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代志新1, 张博文1, 祁凡骅2, 高宏宇1

2024, 38(2):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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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是为公民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关键力量，其工作性质要求公务员具备较强的亲社会偏好。本文通过独裁者博弈实验、囚徒困境博弈实验、诚信测试等一系列经济学实验考察公务员是否具备更强的亲社会偏好，并探究公务员个体特征对亲社会偏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比大学生被试具有更强的亲社会偏好；女性公务员与男性公务员的亲社会偏好存在异质性，女性公务员和女性党员的年龄越大、任现职年限越长，亲社会偏好越强，而在男性公务员群体中则没有类似发现；公务员诚信水平越高，亲社会偏好越强。本文作为国内首个对公务员亲社会偏好进行探讨的实验研究，为提高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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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基于企业用工转型和数字生态赋能的视角

禹心郭1, 黄送钦2, 吕鹏3

2024, 38(2):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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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和区域层面数据，从企业内部用工转型和外部数字生态赋能的新视角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了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深度的增加，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且有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通过中介分析检验企业用工转型的升级路径，发现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可以通过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等机制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同时，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的工资增长。本文为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和收入普惠增长提供了参考依据，并对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着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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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企业合规从宽处理的实践样态与建构路径

陈卫东, 李国权

2024, 38(2): 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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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3批15个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企业合规从宽改革试点呈现出启动主体、启动事由与处置结果多元化的特点，监管适用前提不明、责任划分标准不清和刑罚激励根据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企业合规从宽处理的制度属性不明。企业合规不宜作为刑事政策或酌定量刑情节，而应当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融入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在实体修正上，可以在《刑法》第31条基础上增加两款，将企业合规在刑事实体法上明确为单位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事前有效开展合规建设的，作为“应当”型法定量刑情节；对于事后及时有效开展合规建设的，作为“可以”型法定量刑情节。在程序设计上，应合理划定适用范围、实质审查适用条件、刑罚激励的人企分离与确保涉案企业同意的自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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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

企业合规刑事程序立法质疑

刘计划, 王汀

2024, 38(2): 1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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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充分,推进企业合规的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审慎。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企业合规能够预防犯罪以及起诉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后果，功利主义的利益衡量不能有力论证企业刑事合规实践的正当性，也难以回答道义论的质疑。企业刑事合规与我国刑事程序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逻辑相冲突，仓促推进程序立法可能导致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涉及公司治理的其他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即便立法，也应严格限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定严格的审查批准程序。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针对企业的缓起诉制度，但从保障企业权益、服务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明确行政监管在预防企业违法犯罪中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现有制度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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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迁都争议”与“迁都话题”——试论东汉“迁都”赋的文本模拟与性质变化

孙少华

2024, 38(2): 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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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自杜笃《论都赋》以下，又有王景《金人论》、傅毅《反都赋》《洛都赋》、崔骃《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京都赋作。杜笃《论都赋》与是否定都洛阳有关，有“迁都”长安主题，可称作“迁都争议”赋；王景《金人论》以下至张衡《二京赋》，其实并非为“迁都”争议而作，可称作“迁都话题”赋。在已经作为一个“话题”出现的京都赋中，其结构、内容、形式、语言上都有一定的模拟沿袭现象，呈现出明显的“文本模拟”痕迹。班固《两都赋》，被范晔《后汉书》与萧统《文选》分别收录，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从“史”到“文”的变化。《两都赋》“文学”经典化的真正开始，即肇始于萧统编纂《文选》并以《两都赋》为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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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从“新剧”到“国剧”：华美协进社与中国现代戏剧转型

陈倩

2024, 38(2): 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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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协进社虽非专业戏剧社团，却与中国现代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其诞生前后，即1924年“国剧运动”在纽约发起至1930年梅兰芳访美，它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以杜威为核心的实用主义美学和以马修斯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演剧模式的引入；它倡导戏剧发展方向从“为人生”转向“为艺术”，积极探索戏剧的各种形式要素；它打破20世纪初中国对国外话剧的单向接受，努力建设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融合的“国剧”。本文对该社诞生前后中国戏剧发展轨迹的变化进行探讨，尝试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中国现代戏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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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艺术的“中西并陈”路径——汪亚尘艺术理念转向的逻辑分析

武洪滨

2024, 38(2): 15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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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语境中，艺术的“改良论”与“融合论”是两大主流思潮，而隐含于其中的“中西并陈论”却并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当时的艺术家与理论家汪亚尘是一个独特案例，他在先后倡导“改良”与“融合”后，最终选择“中西并陈”的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地以艺术创作实践对应，让我们看到一条不同于前述两条道路的第三条路径。而这条路径恰恰是我们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发展状况时未能深入的。今天学界多将汪亚尘视为“中西融合”思潮中的一员，对其“中西并陈”理念的理解并不充分甚至存在误解。本文旨在通过对汪亚尘的艺术经历及观念转变的逻辑分析，探究与还原“中西并陈”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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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法权义务在何种意义上是伦理义务？——对康德义务体系的讨论#br#

刘作

2024, 38(2): 16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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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哲学中，法权义务存在着外在性与无条件的规范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在康德强调的“法权义务是间接的伦理义务”的观点中得到澄清。将定言命令运用于人的特殊本性，就得到了伦理义务。考虑到人的特殊本性，伦理义务可以被区分出法权义务。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点，伦理义务必须被区分出法权义务。由于法权义务的基本原则可以从定言命令推导而来，因而法权义务属于伦理学。从法权义务可以被外在强制来看，法权义务是间接的伦理义务。我们不能把“法权义务是间接的伦理义务”理解为法权义务只是道德的手段，而应该理解为它是可以被外在强制的伦理义务。由此，从法权义务与伦理义务的关系来看，它具有无条件的规范性，从法权义务可以被外在强制来看，它又具有外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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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实践类型学中的“首要性”定位问题探究——兼论实践与劳动的理论关系

张兵

2024, 38(2): 17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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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类型学的分析框架观之，马克思所确立的实践“首要性”在其自身之中已本质性地蕴含了“何种形式的实践是首要的”这一问题，并在后来演进为“劳动首要性”与其他“非—劳动”实践形式首要性之间的理论争论。通过对两者论证策略的对勘，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劳动首要性的论证既不是康德—阿伦特式的等级序阶化策略，也不是黑格尔—哈贝马斯式的等级进化策略，而是采用了特定社会劳动的历史生成这一阐释路径，因而显示出更强的理论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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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 人师

当忆颠沛有灵珠——缪朗山先生学思述略

赵倞

2024, 38(2): 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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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 人师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何洛先生学术成就及影响评述

李昕揆

2024, 38(2): 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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