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
2022, 36(1): 11-11.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10年获赠了500多件文书（以下简称“人大文书”），其中汉文文书300多件、于阗文文书160多件、粟特文文书13件、古藏文文书16件以及梵文残片50多件。虽然相关的科学检测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根据相关文书所提及的时间和地名信息，可大致推测这批资料来自唐代杰谢镇（今和田丹丹乌里克和老达玛沟一带）。我们认为，这批新资料有助于扩大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从而在相关学术领域作出新的贡献。
在这批文书中，于阗语文书对于了解这片绿洲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段晴的《中国人民大学藏于阗语文书的学术价值》一文，利用人大文书的相关材料和研究，积极展示了这批文书的学术性。比如，这批文书之中有一件《一万颂般若》的梵文残片，证明此经来自梵文世界，而此前一直有人怀疑该经的梵文来源，甚至认为此经出自西藏僧人之手。于阗语《僧伽吒经》残片的识读同样意义重大。此前，学界通常认为佛教经典经过西域（包括于阗）传到中原，但这件文书残片表明，此经的翻译首先有中原的汉译本，然后才有于阗语译本。这就提示我们，西域与中原的佛教关系应该比此前的理解更加复杂。又比如，通过新发现的于阗文“瑟尼洛之牒”具体展现了于阗在于阗官府与镇守军的双重管辖下的情形，这为研究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提供了重要证据。
孟宪实的《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以镇守军相关文书为中心》一文指出，人大藏的这类汉文文书不仅是所有藏家中件数最多的，而且还包括有纪年标志的汉文文书就有二十件，其中最早的纪年是武则天时代，早于此前最早的玄宗开元时代。安史乱后，史籍关于西域的记载十分缺乏。由于人大文书主要是武则天之后和安史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这批文书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对于于阗镇守军与于阗王府的互动关系、镇守军如何在中央联系断绝的条件下守卫边疆等问题，这些文书都提供了具体证据，是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情况的重要材料。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国际商人，对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多方面影响。虽然学界之前已意识到唐代于阗应该有粟特人光临，但直到人大文书的出现，学界才认识到于阗在粟特人商业世界的地位。毕波的《粟特人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一文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文中所讨论的粟特人书信，清晰地表明粟特人所拥有跨地区商业网络——该网络涵盖了从中亚到中国的广阔区域，西起粟特本土、七河流域，东至唐都长安，南入吐蕃控制的青藏高原，北及回鹘腹地的蒙古高原，而于阗就是粟特商业网络的重镇之一。对于粟特商人经营的具体商品及其经济实力，这些文书也有所反映。尽管信息有限，却强有力地印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状态。
于阗的唐朝守军，大部分来自中原。段真子的《汉籍抄本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为中心》一文就讨论了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即中原的传统典籍在唐代和田地区扮演着何种角色。在人大文书中，既有《孝经》等传统儒家经典，又有《兰亭集序》《尚想黄绮帖》等法书法帖。这说明，虽然昆仑山下的唐朝军队已与长安失去联系多年，前途未卜，但唐朝军人还有可能在背诵《孝经》、教孩子临写王羲之。通过这些残纸断篇，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强大生命力。
总之，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希望这批材料能揭示更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加深我们对当时该地区商业、军事、语言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唐代的西域管理和丝绸之路的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相关检测还在进行中，所以针对这批材料所展开的研究的有效性，仍取决于未来的科学检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