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特邀主持人张瀚墨
2021, 35(6): 24-24.
［主持人语］秦汉早期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不但在思想、艺术、宗教以及制度层面继承了东周以来的传统与变革，是数百年政治社会实践探索和激荡的产物，而且为之后大一统中国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模式和经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其开疆拓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的地理想象，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各个层面都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身份认同。不仅如此，秦汉时期开放的世界眼光、积极的边疆政策以及主动的外交贸易，也让当时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加强了与其北方、西方、东北、西北和西南近邻以及更远地区不同政权与民族的联系和互动，使得秦汉早期帝国不但在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某种程度上说，流传至今关于秦汉政治、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书写，不但是早期帝国缔造过程的见证，同时也是我们赖以认识早期国家经营与运行的重要材料。近几十年通过考古和其他方式新发现的秦汉文字材料，既起到了补史之缺的作用，增加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知识，更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和解释早期帝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提供了条件，为我们选择新视角、运用新方法提供了契机。利用传世的和新发现的材料、从国家管理和制度文化方面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就是这组文章的主旨和目标。具体来说，本期刊登的三篇文章是围绕有汉一代对西域的经营与书写、秦汉乡里族姓规划管理以及早期帝国度量衡制度三个议题展开的。
张瀚墨的《延长中心，羁縻边疆：早期政治地理模式影响下汉帝国对西域的经营与书写》一文，集中考察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这两篇研究汉代与西域和匈奴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从二者对西域描述的最大不同入手，发现对汉武帝拓边政策的批评和对东汉政府边疆羁縻政策的赞扬所反映的，是东周以来发展起来的理想王朝地理政治空间构想对汉代边疆经营政策的影响。这一构想以传统王朝地理九州五服的政治地理观念为核心，是一个以内为主导、内外互动的双向交通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边疆关系，即是中央的羁縻怀柔与边疆政权的主动归附相结合。《汉书·西域传》赞论部分对汉武帝的批评，是因为汉武帝的边疆政策导致了这一模式中心与边缘地位的失序，而东汉的羁縻怀柔政策则让这种失序重归平衡。这一模式是理解有汉一代边疆政策的重要工具。
凌文超的《秦汉王朝对乡里族姓的规划与管理》一文，从学界关于秦汉时期“乡里”族居一般形态的争论入手，结合传世官方史书中的相关记载，通过对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凤凰山汉简、走马楼吴简等新发现的材料的研究，发现秦汉时期乡里平民长时期内普遍存在“多姓均势杂居”的形态。乡和里的制度性反复拆并，在离散自然聚落的血缘、地缘等关系以及摧折乡里大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造成“多姓均势杂居”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割裂拆并乡里居民的做法并不利于基层的稳定，因此里可能只是作为形式上或者虚拟的分割单元存在于文书层面，事实上族姓仍可聚居于丘落邑聚。这一发现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早期帝国基层行政管理的复杂性。
孙闻博的《度量衡制颁行与秦汉国家权力》一文，深入文献与出土材料的细节，从度量衡制度与礼乐制度及政治合法性、皇帝权威及诏书制作、国家治理及行政运作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一一阐述秦汉早期帝国国家权力在度量衡制度层面的建立和展示。度量衡制度不仅仅是一套涉及器物测量的技术指标，它还是国家意志和统治者权威的体现和延伸，其制作与施行更能反映国家运作和管理的有效实施，而随着早期帝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接触和交流，在世界文明的框架内也起着昭示早期帝国国家权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