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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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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特邀主持人孔祥智
    2020, 34(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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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具体的经济目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均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该目标做了修正。其中党的十八大将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修改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即学术界所说的“收入倍增计划”。这就使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考虑到农民收入的倍增,必须兼顾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可喜的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艰苦努力,到2020年底,能够如期实现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目标。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使“十四五”期间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不断提升。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经验,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我们组织了三篇文章,分别从经济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唐忠、钟晓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与主要挑战》一文中认为,到2020年底,人均GDP能够完成预定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基本完成。尽管我国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份额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差距在缩小,但低收入群体所占份额有持续下降趋势,因此应对收入分配差距可能的拉大予以警惕;城乡之间、城市与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大,因此要促进农村最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挑战,需找到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我国的收入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然很大,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突出短板。孔祥智在《全面小康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文中认为,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还表现在公共服务等方面,因此,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文章总结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进展,分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并从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即:要强化“融合”理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全面供给;从投入、人才、改革等方面补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板”;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放在公共服务的突出位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改变,扶贫工作重心将从攻坚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统一安排。高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形势任务与战略转型》一文中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针对新时代变化了的贫困状况和乡村发展条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文章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贫困治理全面转型,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挥制度优势,从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出发,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减贫政策框架,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上述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也是今后中国农村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 学术前沿
    唐忠, 钟晓萍
    2020, 34(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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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尽管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主要经济指标到2020年底都能完成预定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会胜利完成,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差距,地区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奋斗。
  • 学术前沿
    孔祥智
    2020, 34(6):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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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各个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全面建立并实现了城乡并轨,主要差距表现为城乡居民的个人缴费额度和政府补助力度不同。在交通、饮水、供电、能源、通讯和人居环境六个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城乡差距仍较突出。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要强化“融合”理念,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全面供给,从投入、人才、改革等方面补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板”,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放在公共服务的突出位置。
  • 学术前沿
    高强
    2020, 34(6):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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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状况和发展条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为2020年之后接续推动长效减贫提供重要支撑。中国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其丰厚的理论基础,彰显了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呈现出多元化、综合性、实践论等理论特性。中国不仅把贫困治理作为政治任务,还把乡村振兴作为政府责任,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纳入国家治理的长期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和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贫困治理全面转型,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挥制度优势,从多维扶贫、城乡扶贫、制度扶贫、社会扶贫四个战略重点出发,对现有扶贫政策进行微观调适,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的减贫政策框架,形成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 专题研究
  • 专题研究
    刘琛
    2020, 34(6):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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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就业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和国际形象,完成好这一任务,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根本。数字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经济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激发社会活力和提升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国际上,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创新政策理念、形成激励性地方政策和加强平台建设。在顶层设计层面,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职业教育应优先关注填补基础研究关键空白、从国际发展视角制定全国性职业教育指南、完善和创新网络化职业教育、改进带头人选拔模式、推动跨学科团队建设。
  • 专题研究
    意娜
    2020, 34(6):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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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总体研究一直受制于全球各国相关产业政策和统计标准不统一及参考数据不足的现实,始终难以真正展开全球性比较研究。2017—2019年,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体上延续了后金融危机时期逆市上扬、高速发展的态势,其4大类9子类都受到数字经济深度影响。发达经济体开始调整政策,积极应对,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特征各异,但都对就业率提升和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充满期待。未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改变是推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主要一环。
  • 哲学
  • 哲学
    曹峰
    2020, 34(6): 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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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齐物论》研究,过多地把重点停留在“物论”这个中间层面,而没有下贯、落实到万物的层面,给人感觉庄子最终也不过是一个沉迷于言辩、陷身于吊诡的名辩之徒,或者受《逍遥游》等篇的影响,似乎庄子更强调的是无待于、无累于万物,把万物看做是消极的负面的对象。实际上,关于“物论”的辨析只是前提、过程、媒介,《齐物论》真正的落脚点在于万物,在于回到万物本身,在于实现万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认识只有放在道物关系、心物关系的发展脉络中,置于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的框架中才能认识清楚。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关尹、老聃等道家人物以及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人物在上述三种关系的思考上,为庄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齐物论》的完成建立在对于前人齐物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之上。
  • 哲学
    李记芬, 向世陵
    2020, 34(6):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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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谓性”是告子的代表性观点,并由此引发了孟、告之间关于“羽雪玉”之白如何导向“犬牛人”之性及人物之性同异等多方面的讨论。其间,含摄了性与形色、人性与物性、天命与气禀、形而下与形而上等多方面的内容,并涉及知觉运动与作用是性的问题,体现了儒学从传统经学到宋明理学发展中对性论问题的关注及其理论建构。
  • 哲学
    卫霞
    2020, 34(6):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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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本身属于一定具体的价值体系。传统观点仅看到商誉可以成为促进优质产品(以顾客为主体)、获得超额收益(以经营者为主体)等的手段价值。但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角度而言,对商誉的追求和维护,更具有人和社会发展的一定文化意义和价值目标的性质。商誉所反映和崇尚的诚信、公平等精神理念,对于形成和巩固现代社会文明秩序、培育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构建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可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因素。在理解商誉的价值时,需要以工具与目的相统一的价值维度进行考量。在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对商誉权的立法和司法设置,如明确侵害商誉权的主体界定、分析商誉侵权的构成、落实侵权责任及赔偿方式等,为全方位形成以人为本、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环境开拓新的局面。
  • 经济学
  • 经济学
    张可云, 何大梽
    2020, 34(6): 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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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生产要素空间流动的视角,在提出城市收入分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果的假说的基础上,关于2006—2013年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收入分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城市收入分化、城市间收入分化和城市内收入分化分别会提高、降低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城市收入分化对于国内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导致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而且对于小城市的影响较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收入分化能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于东部地区,城市收入分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全面准确地理解城市收入分化现象,可以为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适时调整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持,有助于制定精准有效的区域政策和规划。
  • 经济学
    李黎力, 李家瑞
    2020, 34(6): 1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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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JEL分类体系,考察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地位和角色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理论的有机要素和经济学学科的核心部分,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经济思想史开始走向衰落,逐渐转变为经济学中无关紧要的部分;21世纪初经济思想史被贴上“异端经济学”的标签,进一步被主流经济学所边缘化。经济思想史的由盛转衰导致自身深陷“身份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学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 法学
  • 法学
    朱大旗, 曹阳
    2020, 34(6): 1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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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纳税人信息权及其法律保护日益引发各界关注,有很多围绕其展开的问题亟待厘清。纳税人信息权法律保护,不但得到大数据背景下税收治理信息化实践需要的有力支持,而且也与纳税人权利保护思潮、个人信息权/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立法潮流叠相促进。考察我国对纳税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历程及现状,不难发现,我国在对纳税人信息权实施法律保护过程中,仍存在相关立法位阶不高、抵牾冲突规定较多、责任追究薄弱、救济途径和衔接机制不畅、涉税信息处理与分层保护规定存在空白瑕疵等问题。对此,有必要从立法、税务执法及司法、纳税人等维度对我国纳税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加以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纳税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顺利实现。
  • 法学
    田广兰
    2020, 34(6): 13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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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技术将世界万物迅速地数据化,人类个体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数据主体。大数据技术为数据主体创造了更多的福祉、自由和价值,也带来了个体权利的风险。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主张数据主体拥有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权)、反对权、限制处理权和数据可携带权等数据权利。数据权利的法律化致力于尊重和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自主、尊严和利益,但是该条例仍然无法妥善解决数据权利与信息自由的内在冲突、永久性删除与技术性隔离的两难、原生数据的保护和衍生数据的无为以及算法歧视的阴影与公正权利的诉求等问题。对欧盟GDPR所主张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的分析期待能为中国数据治理模式的探究提供学理基础。
  • 文学
  • 文学
    汪民安
    2020, 34(6): 14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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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对各种各样的现代权力技术进行研究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转向了古代哲学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自我技术”展开的。所谓“自我技术”,就是自己意图让自己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模式而有意训练自己,或者借助他人的帮助来训练自己。显然,这种自我技术是将焦点集中在生活行为实践方面而不是理论教义方面。福柯讨论了不同领域的自我训练和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集中讲述了犬儒主义哲学。犬儒主义是他看重的生活实践的最重要的哲学代表。正是在犬儒主义这里,一种特殊的说真话的自我技术发生了。
  • 文学
    肖翠云, 刘锋杰
    2020, 34(6): 1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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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文与道合”观有三个维度:倡导“文必宗经”,但强调经史并重,匡时救世,主张文学表现现实;持“诗从性情出”,以情贯道,赋予文道论以情感活力;以“盈天地皆气”“盈天地皆心”为理论基础,通过“气—心”的间性论述,揭示诗文生命特性。黄宗羲的论述具有转型意义,主要推动了文道论向重情与重事两方面的发展。
  • 文化
  • 文化
    刘琉, 孙小迪
    2020, 34(6): 1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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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作为唐宋儒学转型之后的新儒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特殊样态和重要阶段。宋代理学对于天理、道统和心性之论的探讨,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理学家在四书经学体系构建中,《礼记·乐记》《孟子》和《中庸》经传注释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学术契机。《乐记》篇章被当作先秦儒家心性哲学经典被重新诠释,引导南宋经学注疏中对于礼乐关系的解读发生了新的学术转向。朱熹和杨简作为南宋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对于《礼记·乐记》的理学化阐释丰富了古代乐论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探讨。虽然同是基于理学心性论之上讨论《乐记》,却以不同的学术路向和哲学诠释法对《乐记》中礼乐关系重新阐释。把两者对《乐记》的阐释纳入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注疏体例、治学方法和哲学诠释路向的异同,辨彰不同学术特质阐释下的礼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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