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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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西哲学比较

特邀主持人罗安宪

2019, 33(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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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哲学之为哲学，有其共通性和普遍性。但哲学又不是孤立的，哲学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时代与文化环境中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哲学，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视野来审视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和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选编了四篇论文。

张立文教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50多年，建树卓著。20世纪80年代末，他提出并构建“和合学”，认为“和合”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观念，提出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以及不同文明间所生发的危机。近年来，张立文先生又在深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其论文《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和合学”的角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倡导和合，推崇和合。和合之 “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合之“合”是结合、合作、和解。和谐、和睦、和平是以结合、合作、和解为基础的。没有合作，就没有和谐；没有和解，就不可能有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需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伙伴观、仁爱观、和合观、发展观。

罗安宪教授的《多元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根本》一文，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最根本的内核、最核心的精神。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共生、共在的，因此也是并且应当是和处、和谐的。共生、共在是事物的本然，和处、和谐是事物的应然。共生、共在的基础是多元和合。多元并立、多元共在，而非一元独立、二元对立，才是世界的根本、事物的根本。西方哲学强调对立、对抗、斗争、雄强，中国哲学强调共生、共在、和处、合作。在西方哲学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对立的，如人与自然、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党派与党派都是对立、对抗的；对立的结果是冲突、斗争、战争。而在中国哲学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多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共在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对抗的关系；世界的本质是多元共在，是和谐、和平、合作。多元共在、多元和合、和处和谐、合作和平，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也最根本的思想与观念，体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主要差异，也是我们应当持续坚守的文化信念和文化立场。

詹海云教授的《东西方哲学、宗教与文化对“爱”的诠释》一文，从字源、哲学、宗教与文化方面对“爱”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东西方哲学、宗教与文化都讲爱，但是对于爱有很不相同的诠释。孔子讲仁爱，孟子讲义爱，荀子讲七情之爱，道家讲自然之爱、自由之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悲，韩愈、孙中山讲博爱，王阳明讲万物一体。西方人讲博爱，本义是指在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博爱的提出是对自由与平等的负面效应的修正。西方文化由神性之爱，落实到人文之爱、人权之爱、人性情感之爱。东西方文化论“爱”的学说，既有安顿人的心灵归属需要，也有图谋政治安定、建构合理人间秩序的需求。

孙兴徹教授的《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观比较——关于“善”的根据与实践方法》一文指出，孔子和柏拉图都认为，个体行为必须根据最高的善，这个最高的善，孔子称为“天”，柏拉图称为“理念”。“天”与“理念”内容虽有不同，但作为与道德最高善相适应的宇宙存在，在具有完整独立的地位、自己成为主宰者、提供真理和知性的实在等方面是相同的。对于孔子而言，人如果知“天”的普遍性，那么从此只剩下实践的问题。而对于柏拉图而言，人的灵魂“分有”了善理念，所以为了了解善的理念，不得不进行不懈的努力。孔子的伦理观注重内在修养，柏拉图则更重视知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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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立文

2019, 33(3):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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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学的生命就在于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当代追求真善美精神家园的良方，有助于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它要指明人类向何处去，以化解迷失。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信息智能革命和全球化的需要，是构建中国话语权的诉求，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势所趋。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观、伙伴观、仁爱观、和合观、发展观交感联通、智能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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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多元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根本

罗安宪

2019, 33(3):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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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态度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共生、共在的，因此也是并且应当是和处、和谐的。共生、共在的基础是多元和合。多元并立、多元共在，而非一元独立、二元对立，才是世界的根本，才是事物的根本。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哲学强调对立、对抗、斗争、雄强，中国哲学强调共生、共在、和处、合作。多元共在、多元和合、和处和谐、合作和平，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根本性的思想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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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东西方哲学、宗教与文化对“爱”的诠释

詹海云

2019, 33(3):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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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上天赐予人类最宝贵的礼物。爱有正面意义的爱，也有负面意义的爱，还有中性意义的爱。讨论“爱”的历史与现实发展状况与意义，包括：中国文字文化中的“爱”，中国思想史上“爱”的观念，印度佛教、道教中“爱”的观念，西方文化中宗教与政治的“爱”的观念，“爱”的观念的检讨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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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孔子与柏拉图的伦理观比较——关于“善”的根据与实践方法

孙兴徹

2019, 33(3):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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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柏拉图批判了相对的、可变的道德善的判断标准，试图从理论上确立永恒不变的、绝对的道德善的标准。孔子认为最高的善是“仁”，而柏拉图认为最高的善是“理念（Idea)”。在“善”的实践方法上，孔子主张以彻底的个人修养为基础，从家庭伦理向社会方向展开。在孔子看来，“孝”所追求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朝向大同社会的高层次的道德精神。柏拉图则将个人伦理与国家伦理视为等同。柏拉图的伦理观所追求的不是整体主义，而是成熟的市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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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

共产主义与正义——对罗尔斯和布坎南理论的批判与扩展

汪行福

2019, 33(3):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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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主流观点，前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由财产结构和社会力量决定的，就此而言，正义来得太早，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资源极其丰沛，无需正义原则调节，正义又来得太晚，因而共产主义与正义无关。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依照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的环境”，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但是，罗尔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正义的完全消失既不可行，也不可欲。布坎南也认为，共产主义超越了分配正义的环境限制，但没有超越与非分配正义相关的资源稀缺和价值冲突。为解决共产主义与正义关系的疑难，有必要区分狭义的正义环境与广义的正义环境：前者指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环境，即适度稀缺的客观环境和适度利己的主观状态；后者指那些消除了狭义的正义环境的限制，但没有消除其他的非物质需要意义上的稀缺和非个人利益偏好上的冲突。共产主义超越了狭义的正义环境，但没有超越广义的正义环境，在此意义上，正义之于共产主义具有构成意义。广义的正义环境概念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引入可以解决困扰人们的共产主义与正义关系的疑难，对理解当下现实生活中那些与非个人利益无关的矛盾和冲突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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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三重向度*

张晓萌

2019, 33(3):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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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哲学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正义理论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其合理性始终是争论不休的学术焦点。无论是伍德从法权意义上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正义主张，还是柯亨从自我所有权角度捍卫马克思的正义立场，都从侧面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消除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将二者对立的理论张力，致力于寻求对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历史规律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而非在历史生成之外构建绝对真理和规范性原则。把握其价值取向和内在理论向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包含三重向度，即历史发展运动中的正义向度、社会生产领域中的正义向度以及社会结构和制度变革的正义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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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

女性主义抵抗政治：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阐释

肖巍

2019, 33(3):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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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女性主义抗议活动使女性主义再度成为一个热词，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由此也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课题。美国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一直关注女性主义抵抗政治，不仅将其贯穿于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而且使其成为一种鼓舞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践力量。尽管巴特勒的理论观点晦涩难懂，但从她《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的亲缘关系》一书中可以分析出其女性主义抵抗政治理论的四个要素：肯定抵抗政治的意义；关注抵抗行为中的易受伤害者；从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父权制文化和政治的排除性本质；确立为承认而斗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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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创新偏离度、利益相关者评价与企业绩效——新兴产业与成熟产业的比较研究

郭海,李永慧

2019, 33(3):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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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既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又需要与制度规范保持一致以应对合法性挑战。如何管理差异化与一致性之间的张力以实现“最优区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研究“最优区分”问题更有意义。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大量企业通过创新不断颠覆传统商业逻辑，但同时也引致了合法性挑战；另一方面，大量传统企业通过长期努力积累了经营合法性，但需要投入创新以应对未来挑战。基于此背景，用“创新偏离度”刻画企业平衡差异化与一致性的行为，考察不同产业情境下创新偏离度、利益相关者评价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投资人评价与政府评价对企业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但在不同产业情境下，企业创新偏离度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评价的影响不同。在成熟产业中，创新偏离度与投资人评价存在倒U型关系，但正向影响政府评价；在新兴产业中，创新偏离度与政府评价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支持并发展了“最优区分”的战略平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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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儿童时期多维贫困的长期影响——基于CHARLS生命历程数据的实证分析

宋扬1,刘建宏2

2019, 33(3):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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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CHARLS生命历程数据（2014)构建度量每个个体儿童时期多维贫困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量化分析儿童期多维贫困对后续人力资本积累、健康水平和劳动收入状况等方面的长期影响，结果显示，儿童期多维贫困对成年后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就业收入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其对成年后的负面影响不断加深。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期贫困对出生时为农业户口的人群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须基于生命周期视角思考反贫困政策问题，减贫政策应该更加注重儿童时期的脱贫，这对个体在全生命周期下的减贫会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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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贾文山1,王丽君2.赵立敏3

2019, 33(3):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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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安全思想体系，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出发，放眼亚洲共同安全，力图共建全球普遍安全。这一普遍安全观是人类历史上安全思想的一大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保障与价值基础。它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文化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晶。习近平的普遍安全观是对零和安全观的否定和超越，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人类开拓未来的和平与繁荣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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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中国和拉美关系转型的特征、动因与挑战

崔守军

2019, 33(3):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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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拉论坛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和拉美关系迈入双边与整体合作并行互促的新时代。中拉关系实现了“自发反应型发展”到“自主构建型发展”的战略转型。“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合作理念”“发展动能”的有机衔接是中拉关系转型的鲜明特征。经贸合作、政治互信、首脑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层层递进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内源性动力，而全球政治的时代变迁是推动中拉关系转型的外源性动力。拉美地区形势的变化、中拉经贸结构的不均衡以及中国对拉美认知的不足制约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对拉美事务的介入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也对中拉关系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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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消费社会的个性发展悖论：理论透视与合理解决

王洪新,于冰

2019, 33(3): 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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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历史性出场构成人们个性发展的时代语境。消费社会的个性化消费一方面凸显了消费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为人的个性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个性发展的单一化和片面化，此即个性发展悖论，即个性发展独特性和一致性的矛盾。个性发展在消费社会中的深刻悖论之所以存在，这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要想摆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个性观的扭曲，就需要深入分析消费社会对个性的隐匿规训，揭露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最终为建构积极健康的个性观提供理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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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论“诚信”的层次性及建设路径

熊达

2019, 33(3): 1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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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道德和法律共同构成对诚信具有层次性的规制体系，根据各种诚信规制方式的层次性差异，或者依据不诚信行为对个人、国家以及全社会造成的损失大小不同，可以将诚信区分为底线诚信、基本诚信、道德诚信和高尚诚信。这四个层次的诚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应以系统科学方法区分诚信的层次性，全面推进各层次诚信协同发展，同时注意不同层次诚信建设的着力点，推动底线诚信先行，夯实诚信建设基础，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应注重结合历史和当下实际，对诚信建设做出整体筹划，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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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公立医院管理系统创新

刘颖,曹琦

2019, 33(3): 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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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公立医院系统管理创新，可以从医疗服务供给模式、公立医院协同治理设计以及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体系等方面，探索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的、现代化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公立医院应在整合医疗中起引领作用，推动公立和私立医院向“功能型整合”的方向跨越；构建以“多利益相关方”为特点的协同治理平台；创新医院内部的高绩效管理系统，打造三个中心：临床治理、医疗服务保障、患者管理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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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论“五四”前后关于文学阐释方式的几种尝试

李春青

2019, 33(3):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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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但 “中与西”“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还是当下社会人文领域最基本的言说语境。当今中国文学理论界普遍思考的问题是：在所谓“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它应该向何处去？在各种答案之中，走向阐释、建构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文学阐释学是关于文学意义的理解方式、审视视角的理论反思，具体关涉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演变历史、功能等具体维度。对于文学阐释学的这些具体维度，“五四”前后的一代学人曾经有过诸多思考，对我们今天建构当代文学阐释学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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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论普鲁斯特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的融合

刘海清

2019, 33(3): 14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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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以不计其数的视觉意象和造型形式来塑造人物形象、建构小说场景和表达生命感知，绘画、建筑、摄影、服饰等艺术符号都具有重要的隐喻功能和启示意义，其中对图像艺术的参照成为叙述者追寻逝去时光、探寻人生历程和展现心灵世界的重要途径。该巨著中的人物和事物被迁移到视觉艺术的永恒审美视野中，时间和记忆被设想成一系列空间画面形式，从而缔造了一部融合丰富情感体验、美学感悟和哲学寓意的“艺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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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与灾害共处——在灾害学习中推进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夏明方,宋儒

2019, 33(3): 15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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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是建设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的必要途径。只有对中国灾害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评判，才能明晰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源流、成就和特征，进而规划出中国灾害学继续前进的道路。是故有必要继续动员和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系统搜集与整理海内外中国灾害研究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灾害学各领域的进展和特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提炼理论精华，正视差距不足，在深入的灾害学习中继续推进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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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

祁美琴,陈骏

2019, 33(3): 16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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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亚”及其“内亚性”“内亚传统”“内亚视角”等衍生概念成为中国历史学界讨论的“热词”，但学界对有关概念的考订、辨析、认识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尤其是“新清史”与“内亚视角”的交织和相互影响，使得“内亚”及其衍生概念的清理和反思日趋重要。中国学者在“内亚”概念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涉及地理、区域、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但需要注意“内亚”概念在解释和使用中存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内亚性”“内亚传统”等具有方法论价值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也需要更加明确的界定。在认识“内亚视角”的学术价值及其局限性的同时，应重视 “中国性”概念的范式价值，并进而能在“内亚”与“中国”之间找到新的话语方式和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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