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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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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韩东晖
    2018, 32(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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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既寻常又神秘,在生活中既无处不在却又不易把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中关于物的实体性知识、关于事的实证性知识、关于共相的思辨性知识相比,以规范性为中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旨趣上、目标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哲学思考重心和基点的转向:从关于奥秘和原理的探究转向关于遵守规则的思考,从理性知识的建构转向理由空间的辩护,从以形而上学为己任的思辨主体转向以判断和行动为中心的责任主体,从第一人称的“我思”主体转向公共的语言共同体,从第三人称的可描述性转向第二人称的观点、理由和能力,等等。这些转向明确地肇始于康德哲学,但一直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潜流。对规范性的深入研究,则是当代哲学的关切,尤其体现在元伦理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具体而言,对于规范性的本质、规范性事实与一般价值的研究,对于语言、意义、认知、信念和因果关系的规范性的思考,对于道德、法律、市场等制度事实和抽象规则的规范性探讨,成为当代规范性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此,本专题邀请三位关注规范性哲学的学者,分别从规范性哲学总论、因果知识的规范性和规范事实等方面出发展开探讨,以期促进学术界对规范性哲学的深入研究。
    韩东晖的《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口号,即“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以呼应“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等传统定义,而又推陈出新,另辟蹊径。之所以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主要是因为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而归根结底是因为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则并遵守规则,做出判断并做出承诺,展开推理并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因为人是遵守规则的动物,“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史记·礼书》)。这篇文章不仅对这一口号式命题做出详细分疏,也概括了自康德哲学开始,经过维特根斯坦哲学,进而在当代哲学多个领域蓬勃发展的规范性转向,同时拟定了规范性研究的六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认为以规范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
    徐竹的《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塞拉斯论先天综合》聚焦于规范性理论转向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哲学家塞拉斯,从自然主义与规范性的关系起论。如何解释规范性现象的形成与效力,是当代哲学自然主义的核心问题。自然主义的主要策略是以因果的关系、机制解释规范性,因为因果性与规范性判断都具有模态含义,而区别于描述性判断。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可能是还原性的,且反过来说,也可以用规范性来解释因果性。塞拉斯论证因果知识是先天综合知识的观点,就实现了这种反向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因果知识本身就是在陈述如何由原因项推论到结果项的“实质规则”,它所呈现的语义内容乃是“以语用为中介的语义”。
    刘松青的《存在“规范事实”吗?》梳理分析了规范性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理解规范性事实,规范性的事实是否成立、是否必要。规范实在论者认为,规范性事实是存在的,它们拥有特殊的规范属性,并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反规范实在论者认为,不存在规范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类特殊事实,因而也没有规范主义者所宣称的那些属性。规范实在论者和反规范实在论者在“规范事实与属性”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篇文章主张从语言、世界、事实和真理的四维结构来勘查和理解规范事实,一方面揭示自然主义者的事实概念的狭隘性,另一方面着重阐述规范事实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我们会看到,世界不仅仅具有描述特征,还是由价值、精神、语言、宗教、制度、习俗、理由等构成的世界。我们所说的世界,不只是将它视为自然科学化的世界,还是与我们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世界,是打上了规范性的深深烙印的世界。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韩东晖
    2018, 3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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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因为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则并遵守规则,做出判断并做出承诺,展开推理并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规范性转向自康德哲学开始,在当代哲学中规范性研究在多个领域蓬勃发展,以规范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
  • 学术前沿
    徐竹
    2018, 32(5):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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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释规范性现象的形成与效力,是当代哲学自然主义的核心问题。自然主义的主要策略是以因果的关系、机制解释规范性,因为因果性与规范性判断都具有模态含义,而区别于描述性判断。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可能是还原性的,且反过来说,也可以用规范性来解释因果性。塞拉斯论证因果知识是先天综合知识的观点,就实现了这种反向的解释可能性,提出了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因果知识本身就是在陈述如何由原因项推论到结果项的“实质规则”,它所呈现的语义内容乃是“以语用为中介的语义”。
  • 学术前沿
    刘松青
    2018, 32(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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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实在论者和反规范实在论者在“规范事实与属性”是否存在问题上有根本分歧。规范实在论者认为,规范性事实是存在的,它们拥有特殊的规范属性,并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反规范实在论者认为,不存在规范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类特殊事实,因而也没有规范主义者所宣称的那些属性。
    反规范实在论者狭隘地理解了世界概念和事实概念。我们应该对世界概念和事实概念有一种更宽泛的理解。世界不仅仅是物质的世界,不仅仅具有描述特征,世界还是一个由价值、精神、语言、宗教、制度、习俗、理由等构成的世界,一个心灵与世界共同构建的世界,一个具有规范特性的世界。规范事实的存在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回溯到与之相关的世界、语言、事实和真理的多个维度进行探究,才能揭示规范事实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 改革开放四十年
  • 改革开放四十年
    刘伟1,王灿2,赵晓军2,张辉2
    2018, 32(5): 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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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从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三个维度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制度约束的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状况不匹配的区域发展战略、不合理的税收结构和税制设计以及贸易自由化都是推高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未来需要注重维持经济增长和收入结构调整的平衡,在短期内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实现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并谨慎使用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加剧收入不平等;在长期内应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和供给侧改革,优化规模性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此外,还应通过征收财产税和推行教育均等化的方式避免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 改革开放四十年
    杨瑞龙
    2018, 32(5): 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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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国开启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把具有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先后经历了遵循放权让利逻辑、两权分离逻辑、产权多元化逻辑、“抓大放小”逻辑、优化所有权约束机制逻辑等改革阶段,使得国有企业逐渐从行政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从僵化的经营体制向法人财产权独立化转变,从纯而又纯的所有权结构向产权多元化转变,从行政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转变,从管企业、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企业转变,从广泛分布到布局更加合理转变。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国有制的框架内难以解决政企不分、所有权不可转让等难题,国有企业的传统弊端仍难以得到根除。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走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二律背反理论困境。应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民共进”的微观结构,即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不同及所提供产品(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差异实施不同的改革模式,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是相互冲突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改革逻辑。
  • 哲学
  • 哲学
    谭清华
    2018, 32(5):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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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现成的,而是证成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够成立,它首先应该是政治哲学,从而应该具有政治哲学所共有的属性。其次,它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从而应该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所以,要证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仅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清楚什么是政治哲学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且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讲清楚如此理解的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只有两个方面都得到合理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才得以证成。
  • 哲学
    余开亮
    2018, 32(5):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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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山水审美经验经历了由情感化山水观向玄化山水观的转折过程。郭象哲学正是促使新旧两种山水审美经验进行转换的深层理论依据。郭象的自生独化说阐明了一种性、理自足的物性理论,从而在自然观上昭示了山水独立价值的生成;郭象的物我玄冥观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物我关系,从而架构了一种人与山水“冥于当下”的观照经验。郭象哲学在东晋玄言诗人那里被具体落实为一种“寓目直观、山水生动之理、审美之境”玄同一体的结构性山水审美经验,而这种山水审美经验则为谢灵运山水诗的正式登场做好了美学准备。
  • 政治学
  • 政治学
    王彩玲
    2018, 32(5):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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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是政治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在我国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执政党与参政党能否形成相互依存、和谐共进的互动关系,对我国整体的政治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党关系状况是政治生态状况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政党关系和谐与政治生态优化相辅相成。中国政治生态的修复,需要以法治思维处理政党关系,促进政党关系和谐;以民主思维提高民主监督实效,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以系统思维推动党际民主,实现党际民主对社会民主的示范和引领,从而为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坚强柱石。
  • 政治学
    张友国1,董天美2
    2018, 32(5):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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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在伊斯兰教国家兴起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要求穆斯林生活的社区恪守根源于《古兰经》的“沙里亚法”,以伊斯兰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为守则。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认同政治”,它经过历史和现实的内外交互作用,逐渐演化为工具逻辑,进而将宗教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泛伊斯兰主义在多元文化的历史场境中,逻辑与现实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对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构成挑战。
  • 社会学
  • 社会学
    李迎生,郭燕
    2018, 32(5): 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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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依然任重道远。针对我国当前贫困“存量”与“增量”的严峻形势及行政动员式反贫困存在的各种先天性不足,社会工作等专业力量、社会力量介入反贫困实践变得必要与迫切。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的专业和职业,具有独特的助人理念、视角、方法、技术,并按科学的程序和标准开展工作,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实践,与政府协同配合,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社会工作过程模式与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内在一致性,针对当前我国反贫困形势的严峻性及存在的不足,社会工作可以精准介入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整个过程中。为此,政府需要在完善顶层设计、建立机构平台、推进多元合作、健全资金保障等方面加强配套
  • 社会学
    解本远
    2018, 32(5): 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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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论者基于目的论和以美德为中心这两个承诺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强调企业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繁荣,而不是谋取利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当坚持以美德为中心,而不是以功利主义或者义务论的规则为中心。美德论者对企业实践的复杂性、美德的稳定性以及内驱力的考虑使得其企业社会责任观点具有合理性,但是,美德论者对美德的独立性以及多元性的坚持又使得其无法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充分辩护。
  • 科技与社会
  • 科技与社会
    张云飞
    2018, 32(5): 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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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同样给予专门关注,留下了大量“科学笔记”,开展了自然辩证法思想实验。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过自然辩证法研究计划。马克思考察了最新科学发现,廓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进而,他在“生态学笔记”中提出了生态自然观的设想,在《数学手稿》中提出了科学数学化的设想,在“工艺学笔记”中提出了技术社会学的设想。马克思同样是自然辩证法的构思者和创始人。
  • 科技与社会
    肖峰
    2018, 32(5): 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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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中,对其可能取代人的工作从而使人沦为“无用阶级”是目前最令人担忧的后果。从技术进步必然带来新的分工之历史视野看,“软工作”将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工作新方式,是消除了工作与休闲二元分割且更具人性意义的新型工作形态,也使得工作的含义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并催生一种从高于具体科学视野对其审度和探析的“工作哲学”,它将有助于我们自觉主动地设计和开发各种软工作形式,促进人工智能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 文学
  • 文学
    徐建委
    2018, 32(5): 13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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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做法,我们可以称之为 “惯例方法”,这些习惯做法渗透在很多论著之中,而不为研究者所自觉,对其适用性和有效性更是缺少清醒的反思。尤其是在战国秦汉文学研究领域,这些“惯例方法”极易造成许多整体性问题,甚至让整个研究领域陷入底层垮塌的泥潭。这些“惯例方法”主要有:清晰年代的预设、进化和线性思维、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设、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载体和作者全知的假定。这些方法最终使得许多战国秦汉文学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虚幻的镜像学术。
  • 文学
    饶静
    2018, 32(5): 13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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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朗西埃的理论叙事中,书写、文学和民主构成了一条不断替换的类比之链,他将书写视为扰乱次序的民主化身,书写成了美学政治之平等语法的体现。作为书写的特定历史范畴,文学则更为激进地演绎了书写内含的民主潜质以及疾病。为诊治民主之疾,则要更为根本地实践民主的平等诉求,即作为方法而非结果的平等。
  • 文学
    纳海
    2018, 32(5): 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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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科学》和《科学与文化》是19世纪末期关于教育的两篇重要文章,作者阿诺德与赫胥黎代表了两种相对的教育理念。阿诺德力主坚守古典文学教育,而赫胥黎认为科学知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这两篇文章虽然表述了他二人对于教育的不同观点,但分歧并非仅关乎学科,而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二人对待“知识”和“真理”的不同理解。通过梳理阿诺德对文学三层意涵的论述可以看出,阿诺德所理解的文学乃是可以调动读者一切想象力的作品,而想象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获得真知。文学的这种通达真理的功用,是阿诺德所承袭的浪漫主义观念。然而,《文学与科学》一文的论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阿诺德自己对文学的定义。
  • 文化
  • 文化
    党月瑶1,熊湘2
    2018, 32(5): 1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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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六朝关于“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的表述,具有道德与世用两个阐释维度。唐人未对曹丕、刘勰、颜之推等人遗留的话题大加发挥。与 “文人类不护细行”相较,“文人相轻”吸引了宋人更多的注意力,其运用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从“文人类不护细行”到“文人无行”,文人德行话题经历了判断愈发绝对化、传播愈发广泛的过程。明人将“文人无行”的阐释提升至儒家理道的高度,为话题注入新内涵,也激起了不少人的反驳,形成不可忽视的批评思潮。相对于事件和话语形式,古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身份结构才是文人德行话题盛行的内在动力。
  • 文化
    齐柏平
    2018, 32(5): 16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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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和转折点。学堂乐歌吸纳了西方的音乐文化,加速了中国音乐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学堂乐歌不仅在音乐上起到了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对教育领域的知识之承递、思想之发展都有极大推动作用,从人格培养和社会风气的改造方面也显示出其强大活力。对学堂乐歌的研究,不仅有助于音乐本身的解读,而且有助于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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