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人刘后滨
2017, 31(1): 1-1.
在实证史学中，史料决定着历史学的视界，研究者只能借由史料了解已成逝川的历史。因此，实证史学的发展也正是不断扩充史料范围、打开视界的过程。仅就中国史学而言，由传统史籍、金石之学扩展到甲骨卜辞、简牍文书，进而将歌谣传说、族谱乡约、考古遗存、民族志与子集两部文献等其他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纳入视野，并将相关的社会科学方法一并接纳。这些作为“他山之石”的研究方法涌入史学各领域后，对今日的史学家而言，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用史学自身的方法与话语方式描述过往事实？
事实上，任何史料都有其叙事特征，娜塔莉·戴维斯通过其极富创造力的著作如《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等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不同史料所各自具有的叙事倾向与应用场合，也形成了史料的视界。史学家若未突破史料的视界，就永远无法窥见被其描述的历史本身。而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认识历史，并建立一种历史叙事。回到史料视界的原点、考察其叙事特征、分解其叙事结构，从而重建历史叙事，应是史学自身方法的核心。
历史编纂学是这一核心方法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所占分量尤为重要。但长时间以来，实证研究与历史编纂学研究似乎渐行渐远，实证研究者在重视古代史著中的史料信息时，对史著的纂集与编写过程、编排体例与叙事逻辑——即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叙事特征——却关注不够。碑志材料与民族志也处于同样的境地，它们被视为“证史”之材料，其编纂特点与叙事特征亦多被忽视。事实上，其书写情境和文体特征本身就参与了历史的构建，在这种构建的背后，历史的真相如何呈现？这是近来历史学和人类学一个共同的追问。
综括言之，作为构建历史记忆的不同文本和载体，史籍、碑志和民族志的文体特征、书写宗旨和叙事视角都各不相同，所呈现的历史面貌也各有侧重。面对这些不同性质的史料，在追索其史源或书写情境的同时，如何去探索或者观测历史的真相？我们将从不同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史料叙事研究的方法论。
张耐冬、刘后滨在《〈资治通鉴〉叙事中的史事考订与历史重述——基于唐太宗即位之初“诸将争功”事件书写的个案分析》一文中，以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研究对象，结合叙事实例，分析其不同于此前各类编纂史料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文章认为，编纂史料具有明显的史事重构色彩，但也仍然保留了丰富的史实或相关信息，对于《资治通鉴》的叙事研究，不能仅在文本层面做语言学或修辞学方面的考察，也不能仅停留在史源学层面对其叙事加以议论，还应充分重视其叙事背后存在的基于考订史事所做的重述历史的技术与方法。
马利清撰写的《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与〈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针对纪功刻石这一特殊的历史叙事载体，探讨了东汉纪功碑《任尚碑》的刻立作为历史事件的意义、纪功刻石文本传统由此发生的转型，以及这一转型背后隐含的特殊历史事实和深层历史脉络。文章还探索了碑志类史料的研究方法论，提出将史学视角与文献学研究在碑志材料所承载的文本信息中结合起来，并在文献中做田野研究。
伍婷婷在《文本编纂与叙事解读——基于凉山奴隶社会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分析》一文中，针对作为“新史料”的调查报告，对此类型文本的编纂过程和叙事特征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调查报告的编纂过程受写作者政治倾向、价值观念、知识背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产生调查报告的社会情境也会对其文本的叙事意义进行塑造。这是对民族志建构的历史叙事所做的还原式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