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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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朱万曙
    2016, 30(6): 1-1.
    [主持人语]文学史既然是“史”,自然要按照时间的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截至目前的绝大部分文学史也是依照此模式叙述的。这种叙述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强调“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虽然也包含在叙述之中,例如某位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学活动在何地展开,甚至会注意到其作品和特定物理空间的关联性等,但是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文学史所呈现的面貌只是各种历史事实的时间缀合,文学史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呈现。
    注重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史,或许可以弥补“时间维度”描述的不足。这里所谓的“空间”,不是指文学作品中的虚构空间,而是文学史上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文学史上的任何事实,都不仅仅在特定的时间发生,而且也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的。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之中,他们的创作,哪怕是简单的一首绝句,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之中完成的。文学史上还有诸多的文学活动、文学流派和集群活动等,它们同样也是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展开的。空间有大有小,大到一个行政区域,中到一处山水景观,小到一方斗室。有的空间催生了文学名篇,有的空间发生过影响或大或小的文学活动。伴随着文学家生活道路的变化、家国政治格局的转换,文学的空间还经常发生位移。“空间维度”甚至再次提醒我们,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汉民族的文学,还应该包括生活于不同地域空间的各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文学”。凡此种种都说明,注重从“空间维度”开展研究,能够回归到更为丰富和立体化的文学史现场,重现更为具体的文学史原貌,甚至能够促使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心灵史、生活史、情感史更好地衔接,生发出诸多富有文化意味和生命趣味的学术命题,从而使文学史研究更加富有学术张力和学术生气。
    毫无疑问,21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的研究在不断向前迈进,新的成果不断问世。但是,“时间维度”的惯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支配着诸多的研究,因而强调“空间维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文学遗产》编辑部于2015年11月主办了“空间维度的中华文学史研究”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学者就“空间维度”与“中华文学”的视野和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这里选取三篇与会学者的论文,与学界同仁分享。
    王兆鹏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文学史的量化分析,其《唐宋诗歌版图的空间分布与位移》通过对唐宋诗人籍贯的统计,分析了唐、宋两代诗歌版图在空间上由北向南位移的轨迹,于中见出诸多有趣的文学现象,文章提出的空间位移现象背后隐藏的几个有待揭示的“历史真相”问题,更富有启发意义。
    罗时进教授的《湖畔水滨: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围绕江南“水环境”的自然地理特征,回归到清代江南文人的群体活动以及文学创作的现场,挖掘了以湖畔水滨为空间的自然、文化、审美的种种内涵和趣味。文中的“湖畔水滨”,既是文学空间,也是审美意象,甚至可以成为江南文化的符号。
    朱万曙教授的《小玲珑山馆: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空间》集中分析了清代“扬州二马”的园林小玲珑山馆作为文学空间的“意味”之所在,揭示了其作为公共文学活动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不同特点和功能,以及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其中的“意味”可以延展到清代前、中期的社会、文化、经济诸多方面。
    三篇论文所讨论的对象各有不同,但因为都是立足于“空间维度”,力求回归文学史“现场”,从而揭示出了一定时期文学史的立体化样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文学史所应有的丰富性和生命趣味。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王兆鹏
    2016, 30(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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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的占籍情况能反映诗歌版图的分布与位移。统计数据显示,唐宋诗人地域分布的整体格局是:唐代诗坛的重心在北方,宋代诗坛的重心移到了南方。从流域分布看,唐代诗人主要生长在黄河流域和环太湖流域,宋代诗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环太湖流域。从发展变化看,唐宋时期诗坛重心的南移,始于晚唐五代,完成于北宋,而不是如前人所认为的始于安史之乱、成于靖康之乱。诗歌版图的分布与位移,掩藏着许多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 学术前沿
    罗时进
    2016, 30(6):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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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文事活动中 “活的元素”(文人)、“静止的元素”(文本)都被注意或重视,而介于“文人”与“文本”之间的“物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考察清代江南地区的“水环境”,探讨与“水”相关的“场景”与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江南文人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了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长期被感知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共存的耦合关系。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大量写于湖畔水滨的作品及其背后群体活动的故事,成为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认知地图,是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 学术前沿
    朱万曙
    2016, 30(6):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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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是一个典型的文学空间,其空间包括了看山楼、丛书楼等在内的私家园林。作为公共的文学空间,这里经常举行雅集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集群性、高雅性、平民性等特点。作为私人空间,主人马曰琯的“独坐”其间,将其生命体验转换为文学书写。这个空间的文学集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交流,体现出生命的体温。通过对这一文学空间的挖掘,可以发现蕴含其中的各种文学史的“意味”。
  • 哲学
  • 哲学
    郭湛,桑明旭
    2016, 30(6):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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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主义发展观是以积累和创造社会公共性为目标,以符合公共性的标准为尺度的社会发展观念,强调发展的主体、动力、过程、目的、方式的公共性。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迫切需要公共主义发展观。公共主义发展观是在超越现代主义发展观和后现代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意味着发展范式由主体性向公共性的转换。在当代,公共主义发展的现实基础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公共性水平的提升。其实现途径在于立足市场经济发挥资本能动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市场和国家之间平衡的张力。中国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公共主义发展观的时代表达,既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 哲学
    林育川
    2016, 30(6):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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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批判正义主要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近代正义观的解构,此种解构不同于对正义的拒斥,而是为近代正义概念界定其基础与功能。当然,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也有明确拒斥正义观念的表述,不过其背后的理据则是并不坚实的事实性预判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遗憾的是,学界过度关注于马克思对正义的拒斥并且错误地将其作为马克思对待正义的真正态度。反之,如果将马克思批判正义的理据正确地锚定在其解构逻辑之上,则可以更为清晰地厘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规范正义原则之间的兼容性,并据以尝试性地提出一种契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建构思路。
  • 哲学
    陈继红
    2016, 30(6):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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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史事件,匡章事件表征了儒家孝道中的一个性别难题:孝母抑或从父的两难。将《孟子》与《演义》进行深度比照,可以发现这个难题中存在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从父与孝母这两种义务的价值排序、“责善”的正当性追问、“几谏”在特殊情境下的价值判断。在关于匡章事件的历史评述中,上述三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应答,同时亦存在着分歧与疑问。基于儒家规训中的两条路线重新理解匡章事件及其内在问题,种种分歧与疑问则得以消释。导致此种性别难题的根本原因不但在于儒家规训中秩序路线的主导作用,亦与父子之间的单向度义务设定不无关联,而这正是儒家孝道的缺陷所在。
  • 哲学
    田洁
    2016, 30(6): 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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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意向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研究热点涵盖了行动哲学、心灵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多方面的研究。哲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路径对集体意向的可能性和本质进行了丰富而又深入的讨论。当代关于集体意向的理论有两大基本路径,即集体主义路径和个体主义路径。
    哲学家约翰·塞尔对于集体意向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价值,他所提出的非还原个体主义路径成功地解决了传统路径中的张力,在其中添加交互性条件就可以有效地推进对于集体意向的讨论。
  • 经济学
  • 经济学
    方福前1,马学俊2
    2016, 30(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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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用经典的索罗余值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TFP)时通常假定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是常数,这既脱离经济实际,也导致估计结果偏差。运用广义的索罗余值法,把α看做是可变的,重新测算中国的TFP,并利用变系数模型分析中国GDP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自2010年开始减速,主要原因是2008年以后TFP增长率在波动中持续下降,由2007年的11673 5%大幅下降到2009年的6061 4%和2011年的3836 1%。因此,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技术性减速”,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减速”或“劳动力增长减速”;技术引进速度和自主创新速度分别自2008年和2009年开始在波动中双双下降,导致了我国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和TFP增长率下降,而自主创新速度增长不足以填补技术引进速度降低是导致我国TFP增长减速的主因;我国自主创新速度不快的主要原因是R&D支出增长和设备投资增长双双减慢,而其背后是复杂的体制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方式、实现经济新常态必须从改革入手,大力促进自主创新。
  • 经济学
    谷成,斯旺都·西雷特,曲红宝
    2016, 30(6):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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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腐败是指税务管理人员在征税或提供税收服务的过程中,滥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对纳税人和税务管理人员行为特征的理论分析表明,纳税人行贿的目的在于取得对自身有利的税收待遇和在不遵从行为中获得税务管理人员的帮助,税务管理人员的腐败动因包括对其动机产生影响的激励要素和制约其实施能力的机会窗口。相应地,完善税务部门激励补偿机制、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提高查处概率、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和税收伦理观念,有助于弱化税务管理人员的腐败动机;简化税制、完善税收征管程序和监管机制、削减税务管理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人员调整政治化,会减少税务管理人员的腐败机会。
  • 经济学
    孟庆斌,杨俊华
    2016, 30(6):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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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财政风险的出现往往对国民经济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赤字风险是衡量财政风险程度的一个较好的尺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国赤字风险都较为平稳地处于中、低度风险状态。但在1999年到2003年的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以及2008年之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及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赤字风险程度都上升到了较高的水平。运用门限自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构建赤字风险预警系统,从而能够前瞻性地对赤字风险做出预警,采取相应对策化解或尽可能地降低财政风险。
  • 社会学
  • 社会学
    吴忠民
    2016, 30(6): 9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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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协是应对社会矛盾的一种常见方式。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妥协方式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选项,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人们所使用的概率也越来越大;作为解决缓解社会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妥协越来越成为一种制度化安排,并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得以保障。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妥协方式之所以能够逐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制度化安排,是由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决定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妥协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相互依赖度的日益加强,使得妥协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理性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妥协具有广泛的认知基础;现代制度体系的出现,为妥协提供了必要工具和有效保障。妥协尤其是制度化妥协,对于现代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维系和推动作用:妥协有助于减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加剧的可能性,从而有效规避一些社会风险;妥协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妥协有助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不断创新发展;妥协有助于推动社会的顺利转型。我们应充分用好妥协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
  • 社会学
    宋健,周宇香
    2016, 30(6):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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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政策执行,但生育成本及其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分担成为政策执行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家鼓励公民按政策生育两个孩子,并将延长产假作为主要的激励措施;家庭的理性生育决策,会受到女性工作—家庭平衡困境的影响;而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因其女性职工比例差异,会承担不同的潜在生育压力。鉴于此,应通过加强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利益的制度设计来完善生育保障政策,以疏解生育压力,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
  • 科技与社会
  • 科技与社会
    刘永谋
    2016, 30(6): 1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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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治理是当代全球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趋势,亦招致了众多批评。技术治理的证成逻辑由逻辑前提、科学管理的逻辑和专家政治的逻辑组成,借此可以对技术治理进行分类。对技术治理的否证,包括切断式否证和价值论否证两类,反技治主义者的意见亦值得商榷。通过选择新的科学方法论,吸取有益的反对意见,结合更切合实际的专家治国模式,可以建构更为合理的技术治理模式。
  • 科技与社会
    邬焜
    2016, 30(6): 12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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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领域的划分方式”是哲学的最高范式,只有在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发生的变革才能构成哲学的革命。“存在=物质+精神”是传统哲学的最高范式,也是传统哲学的立论之基。迄今为止,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从未在哲学的最高范式层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代信息哲学对存在领域进行了新的划分:存在=物质+信息(精神是信息的高级形态)。由于信息哲学首先是在哲学的最高范式的层面引发的变革,所以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一次根本性转向。由于这一转向是根本性的,它导致的便是哲学的革命。这一革命将在哲学的所有问题和领域(包括基本的问题和非基本的问题、基本的领域和非基本的领域)都实现某种全新的变革。
  • 史学
  • 史学
    温乐平
    2016, 30(6): 13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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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前期诸侯的政治地位逐步下降,其经济地位亦随之降低,至武帝时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结果诸侯唯食租税而已,不再享有治民权和官吏任免权。宣帝时,海昏侯刘贺只是众多诸侯中一例,食封四千户,一年租税收入是以前家居故昌邑王国时收入的数倍,亦是较同时期其他王子侯食邑户数为多,租税收入较高。从经济收入方面来讲可谓宣帝“于贺甚厚”,丰厚的经济收入为海昏侯刘贺的生前奢侈享乐和死后厚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刘磊
    2016, 30(6): 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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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国内学界就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争论的演变历程,以及争论各阶段的主要分歧,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争论集中于同一时期不同主体间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共时性关系;随着“劳动时间中包含的劳动量”这一论证思路的建立,争论逐渐转向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中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历时性关系。早期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逻辑先在性;“劳动时间中包含的劳动量”的论证思路引出了有关劳动量的衡量尺度的分歧。在争论发生转向之后,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成正比和成反比的关系是什么;其二,如何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识社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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