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教育部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快速成长期，从学术角度来看，它已成为一门显学。全国至少有200所以上的大学设置了相关系科或专业。“十三五”规划对文化产业高度重视，力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引擎。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当下现实发展中，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市场快速发展，从供给侧和消费侧两个方向对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提质增效的更高要求，对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强烈需求。本专题论文围绕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等问题进行探索。
创意经济是当前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创新创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与文化实践推进的核心动力。金元浦教授的《我国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形态、新趋势与新问题》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走向创意产业的新阶段，产生了一系列新思路与新方式：从提出互联网思维的理论创新到实践运行“互联网+”，从鼓励创意为王局部推动到“双创”时代创客空间的建设，打开了创意创新创造的新局面，也给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注入了动力。蓬勃发展的创客运动成为中国走向原创大国的重大战略，其核心是塑造国家原创力，实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与“互联网+”和创客空间相应的是“文化+”。文化的、伦理的缺失是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而文化哲学、美学与艺术精神品格的缺失，将影响产业全面、协调、长远的发展。美学、艺术与伦理学应当成为当下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基础。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创意研究的热点，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二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李凤亮教授等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演进机理与历史语境》一文从历史渊源上探讨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演进机理，提出二者关系具有“融合—分裂—融合”的历史形态。文化与科技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在原始蒙昧时代，原始文化与简单技术呈现出混沌般的交融共生形态，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而在古代文明时期，文化与科技则相对分离，并沿着自身的系统独立发展；进入近代社会后，文化与科技相互隔离的状态被打破，并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积极融合与消极冲突并存的局面；在信息时代，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文化发展引领文化与科技融合步入新阶段，文化与科技开始以主动姿态向对方渗透，呈现出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这无疑是一个颇具学理性的探索，为我们理解文化与科技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纵深发展，近年来金融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焦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在广度、深度和规模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它助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向更高速度、更大规模、更新模式发展。但中国的文化金融与国际投融资界的方式有所不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魏鹏举教授的《新常态下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学理探讨》一文发现：中国独特的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塑造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特定的文化产业金融支持格局，即政府主导市场形成的多元多层次文化产业资本体系。要以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为依据，通过政府的扶持引导，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建构起一个中介发达、风险可控、富于创新的多元多层次的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
创意经济是当前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创新创意已经成为推进全球经济与文化实践的核心动力。从文化产业走向文化创意产业，是调整经济结构、通过创意改变和提升低端制造业水平的需要。从互联网思维到“互联网+”，从理论思辨到实践运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打开了创意、创新、创造的新局面。创客运动的核心是塑造原创力，实现我国文化创意原创力的跨越式发展。与“互联网+”和创客空间相对应的是“文化+”，文化、美学与伦理的缺失是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厘清二者融合的演进机理有助于把握科技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文化与科技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在原始蒙昧时代，原始文化与简单技术呈现出混沌般的交融共生形态，具有同根同源的特性；而在漫长的古代文明时期，文化与科技则相对分离，并沿着自身的系统独立发展；进入近代社会后，文化与科技相互隔离的状态被打破，并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积极融合与消极冲突并存的局面；在信息时代，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文化发展正在引领文化与科技融合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文化与科技开始以主动姿态向对方渗透，呈现出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
在新常态下，中国文化产业具有逆势上扬的增长潜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政策红利的释放以及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日益活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中国独特的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塑造了特定的文化产业金融支持格局，即政府主导市场形成的多元多层次文化产业资本体系。要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为宗旨，通过政府的扶持引导，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建构中介发达、风险可控、富于创新的多元多层次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德性统一论”，这个论题就成为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共识，但是，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表达和理解方式。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至少有三种关于德性统一论的不同表述，而亚里士多德继承、修正和发展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这个论题，在他自己的德性理论中提出了关于德性统一的四重论证：伦理德性可以在普遍正义“之中”或“通过”普遍正义得到统一，也可以在豪迈“之中”得到统一，还可以“通过”明智这种理智德性得到统一，而最终所有的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都在拥有智慧的哲学家“之中”达到了最终的统一。
黑格尔断言，自由主义意义上的选择自由——任性，由于不是主体具体理性自我决定的结果，因而不是自由的体现。问题在于，具体理性不是主体的先天自然属性，而是一种需要发展实现的后天社会属性，其在黑格尔所设定的任性阶段尚不存在，这使得从理论上讲，黑格尔无法运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作出判定。要想运用自我决定判准，任性阶段必须既要能将（1）“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同时并列呈现，亦要能确定（2）只有“具体理性”才是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唯一因素。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证明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时运用了双重视角理论——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那么就有理由认为，黑格尔在任性阶段通过对尚不存在的具体理性的提前“预支”，满足了运用自我决定判准所需要的两个条件，从而成功克服了任性阶段下自我决定判准不能成立的理论难题。
所谓普雷维什—辛格新假说，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的贸易条件之所以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是其参与“新国际分工”的方式，即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全球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并受其支配的结果。按照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呈现出长期恶化趋势），“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在“新国际分工”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战略已不再成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只有建立本国独立自主的高端价值链，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并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
在古典政治学中审慎作为一种重要德性，但现代政治学界忽视传统意义上的审慎德性，忽视政治学曾经作为一种智慧的能力。作为一种在实践中知道伦理上该如何行动的理智德性，审慎所包含的实践性、价值关怀和慎思能力要求政治学在以实践为其品格的同时还需要以哲学为导向：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要求政治行动者对其行动具有反思和判断的能力，政治理论应避免割裂理论之普遍性与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境，不能将政治实践简化为一门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审慎除了要考虑具体的事情外，还需要关于普遍的知识，也即政治生活中的判断或谋划应当受到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的引导。
时代的进步，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显现了既有政治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促使我们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其动力在于：在人类新的政治秩序中宣示和交流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在契合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运行；改变现有政治传播覆盖面缺漏和势能弱化的情势。“传播主体”从单一的政党主体到政党主体主导与社会主体补充；“传播内容”从高远的抽象政治议题到具体的民生政治话题；“传播机制”从强化的政治动员到常态的沟通反馈；“传播途径”从单一的组织、人际到组织、人际与新兴媒介的结合；“传播话语”从单纯的官方形态到官方形态与民间形态融合；“传播方法”从理性灌输到感性感染；“传播对象”从普通大众到特殊分众；“传播效果”从关注宏观获知到关注微观认同。
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一是直接和间接形成的距离；二是政府与公众彼此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形成的距离；三是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和解释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三个维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政府与公众距离的远近。政府及媒体组织、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解释水平的高低也会对距离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不同的主体选择合理的解释水平来协调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距离。
公共行政实际上是公共价值与道德不断凝结和实现的过程，公共道德在公共行政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元叙事意义。公共行政道德之于公共行政，不仅赋予其合法性，还能够促进其行动上的合理性。现代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同公共行政道德的失序有直接的关系。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需要在扬弃现代主义的同时，为公共行政重新注入公民性、他在性、平等性、责任性以及理性的道德内核，并沿着“德化的制度—道德法典化—德性教育—授权参与”的路径加以推行和实施。
建构当代行政伦理忠诚体系，需要从传统忠德中吸取智慧。传统忠德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忠寓于孝，忠孝统一；忠诚相通，重内轻外；君国一体，重人轻事。在现代行政伦理的视域中，传统忠德转化涉及三个层面：价值观念层面需要拓展忠诚的内涵，实现从“私忠”向“公忠”的转化；行政伦理实践层面需要转移忠诚重心，实现忠诚对象从“以人为中心”向“以事为中心”和“以法律规则为中心”的转化；保障机制层面需要强化忠诚契约，实现由重内轻外的单向的品德忠诚向内外结合的双向的契约忠诚的转化。其中，培养具有独立判断和创新精神的现代人格，实现由基于“服从人格”的依附关系向依赖于“独立人格”的契约关系的转化最为关键。
环境知识是公众环境关心与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对于考察环境教育成效也具有重要意义。结合2003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CEKS）测量质量的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各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且稳定，并具有建构效度和预测效度，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一个基础性工具。
生活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养成保护环境的行为便非常重要。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板块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境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大众媒介通过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两种机制作用于居民的环境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居民接触媒介越频繁，所获得的环境知识越多，越有可能采取环境行为，即大众媒介通过传播知识对居民的环保行为发挥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公共领域人们参与环保事务的数据分析显示，大众媒介的动员机制是决定性的。
提出“全球村”、“媒介即信息”等理论的麦克卢汉在学界主要是被定位为媒介学者，但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范式和真髓实则是文学研究或者美学研究，他曾坦陈其媒介研究就是“应用乔伊斯（applied Joyce）”。沟通媒介和文学这两个领域是麦克卢汉对感性整体的寻求，由此他可以被归类为媒介研究领域的审美现代派。在中国媒介研究日益走向实证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其文学性和批判性；而对于自我封闭已久的文学研究来说，则需要关注其外在媒介技术的影响或影响方式，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是感知比率的变化。
现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打上了深刻的唯科学主义烙印，它的科学至上的理论姿态突出表现在对工具理性的极力追求中。基于还原主义的“悬置”与“抽取”是形式主义文论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表征，从理论实质看，形式主义文论带有鲜明的反人文主义倾向。我们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形式主义文论的洞见与盲视，对其唯科学主义的理论倾向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处于激烈反帝制革命之后和艰苦反复辟斗争之中的“民国初年”，是被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忽视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史之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时期，“民国初年”并非仅仅是无意义的“萧条”和“颓废”，实际上也孕育着现代文史之学确立需要的积极因素：学术研究的观念与范式、学术研究的风气与人才，正在发生“由旧入新”的蜕变；现代、独立、专业的文史学科或辅助学科，开始“无中生有”的建立，并取得一些引人关注的成绩；传统的各种观念逐渐趋于边缘化，从全球视野中观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维度”在学人群体中生成。这些“由旧入新”和“无中生有”的积极因素，为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史之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高峰、追逐热点与推崇新颖，是中国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惯常作业方式。在继承这一优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尝试将目光向低潮、边缘和日常投射。只有如此，我们写出的学术史才会全面可信，才能更有助于当下的学术界寻找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