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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人民大学
ISSN 1000-5420  CN 11-1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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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主持人语
    吕冰洋
    2014, 28(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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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财政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明确指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是对财政目标定位的一个重大调整,也是我国财政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传统的学科定位中,财政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它主要解决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在财政学界广为接受的马斯格雷夫关于财政职能的论断中,财政职能有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显然,按此判断,财政只能是也必须是服从经济目标。实际上,财政同时包括“财”与“政”两个部分,是经济与政治的结合体,是庶政之母和邦国之本,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我国财政目标的定位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强调的是“建设财政”;9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的是“公共财政”。建设财政是顺应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确定的财政目标,强调财政要为经济增长服务;公共财政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而确定的财政目标,强调财政为市场经济提供好公共产品,即所谓“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两个提法均强调财政的经济功能,而忽视了财政的政治功能。现代财政制度将财政视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手段,其突破之处在于将政治功能放回到财政中来,因此才可以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么,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要从哪里着手呢?本期的一组文章从四个角度给出答案。
    刘晓路撰写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强国性与集中性——基于荷兰和英国财政史的分析》认为,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资源汲取能力、政治渗透能力和危机解决能力,所有这些能力的提升都要依靠财政收入加以支撑。因此,较强的财政汲取能力是推动现代化的保障,税收与国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两种重要工具,其中税收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在进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当下,不宜过度强调减税,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具有较高的集中性。
    吕冰洋撰写的《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构建》认为,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应兼顾强化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两个目标,合理的建设思路为:政府间事权关系的调整方向是实现哑铃形分权结构,事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省级政府仅负监督责任,由此达到虚省废市、强化中央权威的效果;政府间税权的调整方向是分税为主、分成为辅,县级政府和省级政府主体税种分别是零售税和个人所得税,由此达到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效果。
    岳希明、蔡萌撰写的《现代财政制度中的转移支付改革方向》认为,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目标是辖区居民效用最大化,并且上级政府能够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有效监督。考虑到我国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民生的支出偏好和政府间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不宜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而用途指定较宽泛并按因素法分配资金的分类拨款则更有利于提高政府间资源配置的效率。
    马蔡琛撰写的《现代预算制度的演化特征与路径选择》认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载体。改革目前核心预算机构缺失、预算碎片化的状况,构建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组建国家预算管理局,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引入参与式预算管理,试行分部门预算审议与分部门票决;准确地认识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稳步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整合预算监督资源,加强财政问责,实现公共受托责任。
    总之,在中国逐步迈向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高是必经阶段。通过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最终实现《决定》中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 学术前沿
  • 学术前沿
    刘晓路
    2014, 28(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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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财政制度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即强国性与集中性,17、18世纪荷兰和英国的财政史为此提供了佐证。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借由财政的改革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再由国家的现代化扶持和推进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这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一般历史经验。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以增强国家能力为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增强国家能力的目标,现代财政制度就必须具有较高的集中性。这种集中性既是指财政收入应当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也是指中央政府应当成为全部财政收支活动的中心,节制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免由于政府内耗削弱国家推进改革的能力。
  • 学术前沿
    吕冰洋
    2014, 28(5):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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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主要的是事权与税权的关系,目前政府间事权分配存在的问题是政府间职责不明确,税权分配存在的问题是共享税设置不合理,由此对政府职能行使、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分配公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我国下一步政府间事权关系的调整方向是实现哑铃形分权结构,即事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省级政府仅负监督责任,升格县级政府和取消地市级政府,达成虚省废市的结果。政府间税权的调整方向是分税为主、分成为辅,县级政府和省级政府主体税种分别是零售税和个人所得税。这种改革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短期成效是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长期成效是有利于强化中央权威,消除未来省级政府经济成长及权限过大造成的隐患。
  • 学术前沿
    岳希明,蔡萌
    2014, 28(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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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是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进程中的重要课题。考虑到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民生的支出偏好和政府间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以及切实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必要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用途指定不宜过细。作为转移支付手段,用途指定较宽泛并按因素法分配资金的分类拨款,更有利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扩大分类拨款的范围不仅与中央政府的治理需要相匹配,并且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应成为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方向。
  • 学术前沿
    马蔡琛
    2014, 28(5):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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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预算制度呈现出从“控制取向”走向“绩效导向”、从合规控制转向公民参与、从年度预算拓展为中期财政规划等演化趋势。中国政府预算改革面临核心预算机构缺失、预算碎片化等现实约束。未来的中国现代预算制度建设,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谋划:组建国家预算管理局,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引入参与式预算管理,试行分部门预算审议与分部门票决;准确认识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稳步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整合预算监督资源,加强财政问责,实现公共受托责任。
  • 哲学
  • 哲学
    林育川
    2014, 28(5):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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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解读中,有两个问题一直争讼不休:(1)剥削的成立是否以工人受到强迫为必要条件?(2)强迫对于剥削之不正义性的判定起着怎样的作用?根据经典的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工人受到强迫不仅是剥削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是确定剥削之不正义性的必要条件。此外,通过区分强迫的不同程度,可以提供一个衡量剥削之不正义程度的框架,并据以重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未来。
  • 哲学
    郗戈
    2014, 28(5):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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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就应当在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视域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博士论文”写作前后就开始萌发的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与西方文明传统断裂脱节的,而是直接萌发于黑格尔之后的虚无主义境遇之中,并由此开始逐步走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新社会的建构。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的思想史阐释表明,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具有本质性的联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起点正是以自我意识哲学超越现代虚无主义的尝试,这使得他仍然处于西方哲学传统之中,并成为“后黑格尔”欧陆思想变迁的一个缩影。然而,诞生于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最终却扬弃了虚无主义问题的纯哲学形式,走向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性剖解与总体性变革,从而越出了西方哲学视界并另辟蹊径,实现了自己的“哲学革命”。
  • 社会学
  • 社会学
    李迎生
    2014, 28(5):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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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关键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为中国构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可行性与操作空间,“整合模式”可以作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中国选择。以“整合模式”构建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社会福利”内容可以设计为全民共享项目,逐步实现全国统一;超越“基本社会福利”内容的一般项目,或者说在短期内尚难实现统一的社会福利项目,可以在城乡、人群、地域、阶层等等之间保持一定的差异。推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整合目标的实现,当务之急是合理界定政府角色,完善福利治理结构。
  • 社会学
    刘少杰
    2014, 28(5): 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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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生活大规模的网络化发展,社会认同也日益超越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边界,在网络交往中成为无边界限制、流动扩展的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根据社会生活和社会认同的实际变迁,对认同的研究也实现了从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转变。由于网络化发展使社会空间呈现出三个层次,以网络化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社会认同也出现层次分化。网络社会认同主要以社会表象的形式存在,这种在网络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表象,超越了个体表象和集体表象的局限,对实现迪尔凯姆所希求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口大国、社会复杂分化、感性文化传统和民主集中制政体等特殊条件,社会认同在中国的发展变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社会学
    陈劲松
    2014, 28(5): 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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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开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网络社会工作是传统社会工作应对网络社会崛起的一种策略,也是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的必由之路。网络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承认个体存在着虚拟性权利、在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建立互为主体性的专业关系、注重虚拟社会的沟通给案主带来的解放意义、坚信案主具有一种内在的觉察能力、关注案主的经验生活的意义等。
  • 政治学
  • 政治学
    曹帅
    2014, 28(5):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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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民主把偏好聚合当做民主政治的核心,而偏好聚合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民主的理论困境。这些困境包括微弱多数的合法性问题、投票循环问题、偏好的强度与性质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从偏好交易的概念出发试图解决这些难题,但并不完全成功。协商民主理论从偏好转变的概念出发,使这些难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协商民主的一系列规范价值和特性为偏好转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通过协商实现偏好转变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
  • 政治学
    熊光清
    2014, 28(5): 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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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领域是话语民主运行的空间依托,提供了话语民主运行的环境,并为话语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网络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这不仅为公共领域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且为话语民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理性、平等的交往主体,开放、广阔的交往场域,互动、自由的交往过程,丰富、多元的交往内容等都为话语民主的展开提供了重要条件。随着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话语民主能够更加趋于成熟和表现得更为活跃,同时有望在不少国家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起点,并成为代议制民主形式的重要补充。
  • 法学
  • 法学
    朱大旗,胡明
    2014, 28(5):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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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征收管理法》是一种通则性的税收程序法。要实现税收征管的公平正义,正当程序理念应是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的基本导向。《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正当程序理念作为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正当性依归,承载着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双重维度。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进一步修订应遵从正当程序的价值向度,重点对本体性和救济性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程序机制进行建构与完善,才能规范税收征管与缴纳行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夯实税收征管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基础。
  • 法学
    范围
    2014, 28(5):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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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与就业相互排斥、就业的代际冲突以及养老金和劳动报酬兼得有违公平乃我国现行退休法律制度的三个预设前提,其合理性值得反思。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积极老龄化理念的确立,使得我国退休法律制度面临变革压力,因此,重构退休法律制度,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乃是我国社会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 法学
    韩树峰
    2014, 28(5): 1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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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杂”是汉律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变“杂”为“清”是“化繁为约”的前提条件。汉人改律,重视后者,忽略前者,导致历年无成。曹魏时期,分类学在学术领域高度发展,受其影响,曹魏修律以“都总事类”为原则,基本解决了“杂而不清”的问题。西晋时期,追求简约成为学术界的普遍风尚,受玄学“得意废言”、“辞约旨达”的影响,西晋修律重在压缩律条字数,基本解决了“繁而不约”的问题。经过数百年的探索和实践,汉晋法律终于完成了从“繁杂”到“清约”的蜕变,中国古代法律的体例最终得以确立。
  • 文学
  • 文学
    高丹,袁济喜
    2014, 28(5): 1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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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正始之音”的各种争议,说明“正始”时期思想文化的魅力以及复杂性,对此进行渊源追溯。“正始之音”的来源与先秦思想、两汉士人的精神历程及正始年代的特定情境密切相关。只有从历史上进行探讨,才能全面评价“正始之音”的本来面貌,确立它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 文学
    马元龙
    2014, 28(5): 13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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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曾从拓扑学、动力学和经济学三种视角解释无意识,但最终未能真正揭示无意识的本质。基于弗洛伊德的贡献和不足,拉康断言“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然而要真正理解拉康这句箴言,必须首先理解为何拉康说“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以及无意识话语具有何种结构。既然无意识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进而我们必然要追问无意识是谁的话语,为此必须理解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发现:主体的异化与分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拉康的另一句箴言:“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然而何为大他者?就“超我就是一个命令”而言,大他者就是超我,而且作为超我的大他者本质上是“淫秽的”。
  • 学术纵横
  • 学术纵横
    刘松来,杨群
    2014, 28(5): 14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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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发生语言学转向,各种语言学批评方法被广泛引入。语言学批评区别于此前的外部研究,转而立足于回归文本自身,从而提供了内部研究的新视角,并催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外之争中,语言学批评同样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和硬伤。正是在此背景下,经过国内学者重新阐释的本土化文化诗学理论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文化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之间的矛盾。文化诗学由此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语言学转向的新视域。
  • 学术动态
  • 学术动态
    李淑英
    2014, 28(5):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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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7月5日—6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推动政治哲学研究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明确政治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是此次研讨会的宗旨。
    一、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关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和矛盾高发期,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更需要清醒明晰的政治理念。
    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是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亟须解决的严重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吉林大学姚大志教授提出了通过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来解决严重不平等的分配正义观。他通过辨析针对平等主义者的致命反驳——拉平反驳的含义、实质,阐明了平等主义者的真正关切并不是平等本身,而是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境遇,应该把改善他们的福利放在优先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样一种优先论的平等主义,不仅能够克服拉平反驳,而且也是一种更合理的平等主义。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由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重共同体,如公民共同体、合作性共同体和团结性共同体等,因此,在分配问题上应坚持一种多元复合平等和多元性的分配正义原则。在复旦大学孙国栋副教授看来,正义应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结合,它不仅要求适用规则做到“类似的情况类似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而且要求对规则适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道德上的追问,追问其是否道德上的“应得”。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认为,平等观的讨论不能脱离现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阐明了私有制、奴役才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只有现实地消除产生不平等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有的学者从文本与现实的互动中挖掘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思想资源,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他们认为,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以共同体利益和社会性为指向的正义理论,在分配问题上秉持的平等主义立场,更有助于理解和化解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在阐发马克思正义理论独特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当代意义。他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既包括社会公正问题,也包括道德重建等问题。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大相殊异,马克思确立的人类社会正义是一个既批判又涵盖市民社会正义的高位概念,它不仅在权利、自由等现代性价值上与市民社会正义相会通,完全可以回应与平等权利的伸张相关联的社会公正问题,而且其将个体与共同体整合起来加以考量的社会性指向,有助于恢复正义的德性维度,建构一种优良政治。中央编译局林近平研究员则试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勾画社会主义中国的正义图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中国的正义图景是由社会主义的制度诉求和中国的实际共同规定的,其中,权利、责任和需要是勾画社会主义中国正义图景的三大元素,它们共同规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正义图景及其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阐释与建构
    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生长点,它不仅拓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提供了契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已经突显出来并亟待澄清,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从文本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正义观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理论,而马克思的正义观念是一种规范性的见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特征使其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正义观念的来源,两者之间并不互相否定,而是各讲各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则认为,鉴于历史必然性和道德规范有效性的双重价值,马克思正义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应当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兼容道德规范性论证的综合探索。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决定论维度,深度解读和挖掘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哲学维度、规范性维度,建构基于现实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当理论解释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时,需要作出改变的应是理论解释,而不是社会现实。应该承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处于必须被重新阐释和建构才能获得合法性的历史境遇。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不局限于既定的解释框架,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性的解释与重构。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在今天面临着挑战。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马克思未曾预料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改变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模式,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社会中间结构。这种社会中间结构建构起了社会自我整合机制,为避免过度的社会分化和激烈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不同于政治整合的社会整合方式,其结果是当代政治生活中阶级意识的退隐和公共理性、公民文化的勃兴。审视当代社会生活中政治功能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在反思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性政治的概念,强调从革命政治向建构性政治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核心与关键,而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看做是建构性政治的实践形态,它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道路。
    三、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与借鉴
    毋庸讳言,在当下我国理论界,有关政治哲学的强势话语显然是来自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其予以批判性的考察与反思,借鉴吸收其合理的理论成果,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来说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在本次会议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就如何在当代中国建构一种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论述做了有益的尝试。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有可能既坚持自身的道德与政治原则,同时又吸纳和改造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发展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爱国论述,即爱国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忠诚”。关于哈耶克与罗尔斯正义观念的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周濂副教授指出,虽然哈耶克和罗尔斯都立足于广义的自由主义传统,但由于他们在社会的本质、运气的权重、福利国家以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等论题上均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只是语义上的,而是存在着实质之争。就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而言,罗尔斯的理论比哈耶克的理论更有可欲性。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副教授对胡适将自由主义建基于容忍、将容忍建基于怀疑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理解削弱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吸引力。
    在本次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些流派和观点提出了批判和质疑。对于卡尔·施密特关于政治就是区分敌我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这是一种缺乏思想史和政治史辨析所导致的褊狭结论: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现代政治思想是一种妥协性的、旨在达成共识的政治思想,并不寻求从辨认敌我出发构想国家的建构与政治的运行;从政治史的角度看,政治也是一种旨在促使利益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妥协的行动,而不是一种辨认敌我、扶友损敌、你死我活的全输全赢行径。这种观点为我们理解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政治的运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杨伟清副教授认为,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利己主义存在着某种关联,或者说,作为公平的正义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利己主义理论,根源在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与利己主义脱不了干系。华东师范大学葛四友教授辨析了当代西方四种有代表性的分配正义理论——诺奇克的自由至上的正义论、罗尔斯的公平至上的正义论、科恩的平等至上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责任至上的正义论,认为它们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正义直觉中的两种核心成分——人道和公平。对于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诺奇克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李石博士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予以了回应。
    公民共和主义(亦称社群主义)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央编译局李义天副研究员认为,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和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以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实现的政治制度为目的,因而它对于政治活动的道德重要性和道德目标有着更自觉、更明确的追求和设定。也正因为如此,公民共和主义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相关价值性难题和可行性局限。
    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分析了普遍主义概念的价值和局限性,同时也指出了例外的普遍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思想家的重要性。浙江大学徐向东教授对密尔的功利主义做了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刘玮博士从五个不同方面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
    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挖掘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但是从来就不缺乏建构优良社会秩序的政治实践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强调,儒家的政治实践智慧是相当现实主义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主”与“民”的关系。“主”与“民”的理论向度能够回应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如儒家与宪政的关系问题、王道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虽然政治制度的改善仍然是根本问题,但“主”的心意有时可能比基于“民”的机制还重要,主政者应该致力于“善良政治”,这一点不应该被忽略。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围绕帝国—王朝体系如何向民族国家转型问题,考察了康有为在构造一个新的国家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如通过建立孔教的方式完成建立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的基础、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依然是一个难题。龚自珍是我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奠基者,是其所处时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家。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阐发了龚自珍经世致用的社会政治之道和反封建专制的政治改革思想。
    总之,本次研讨会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与会学者畅所欲言,或者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文本资源,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性;或者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辨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各流派在自由、平等、权利等问题上的理论得失;或者梳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阐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所有这些,都为提炼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理念、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致思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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