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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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改革

曾湘泉

2014, 28(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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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问题在于改革推进的速度较慢。应该看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相当复杂，解决的难度较大。“制度内”收入分配差距较小，而“制度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直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特点。就国家制定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等级表而言，差距并不显著。问题是，从地区来看，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严重依赖各级各地财政状况，财政“分灶吃饭”导致补贴水平差距很大；从行业来看，由于垄断原因，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的员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员工的薪酬水平。解决这些问题涉及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另外，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也开始发挥作用。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穷即穷的原因，富即富的原因”，即出现所谓因果循环累积原理的现象，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如何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收入分配差距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避免我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陷阱？如何从更为深远的角度，理解今天的收入分配政策与未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联系？如何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新秩序，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如何加强收入分配差距研究，将政策制定建立在更加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这些都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蔡昉和王美艳撰写的《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一文，基于国际经验，探讨了经济发展停滞与收入分配恶化之间互为因果和互相强化的关系。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高速经济增长一旦减速甚或停滞，收入增长也相应地减慢或者陷入徘徊。其二，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如果达到了某种限度且没有有效政策手段予以制止，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降低，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以及进一步减速乃至停滞的原因。实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只有通过改革的手段才能够达到。张林秀、罗斯高等撰写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根源：中国案例》认为，当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如果工资不断增加，成本竞争力不断下降，那么，既无法与发达国家在高技能创新方面进行竞争，也无法与低工资国家在廉价产品生产方面进行竞争，由此导致增长放缓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停滞时，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文章基于对跨越或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提出在面对工资率上升和不断增大的收入不平等面前，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对未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保持未来增长和发展显得十分重要。在中国，目前紧要的是重视农村地区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营养和健康的投资政策等。徐凤辉和赵忠撰写的《户籍制度和企业特征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一文，利用“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我国员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因素，重点考察了户籍制度和企业特征的影响。以往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住户调查而少有工作场所的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启动了“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项目”，弥补了我国当前工作场所调查的空白，这大大增强了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来源的解释力度。易定红、张维闵和葛二标撰写的《中国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原因与对策》一文，探讨了我国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文章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应该具备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收入形成合理、收入结构合理、收入增长机制合理和收支透明五个方面的特点。文章在考察上述五方面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秩序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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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中国面对的收入差距现实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蔡昉, 王美艳

2014, 28(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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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停滞与收入分配恶化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和互相强化的关系，可能导致一些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遭遇经济增长减速，应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综合官方发布以及研究者调查得出的数据来考察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可以发现，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而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再分配环节进行调整。深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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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根源：中国案例

张林秀1, 易红梅1, 罗仁福1, 刘承芳1, 史耀疆2, 斯科特·罗斯高3

2014, 28(3):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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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一样，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的情况下，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表明，一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对未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除了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阻止学生在学校获得将来所需的必要能力外，严重的营养和健康问题也限制了学生人力资本的提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将会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本匮乏，并使得不平等问题在未来数十年内难以解决。因此，中国应着手解决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健康、视力低下和营养等问题，以避免在未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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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户籍制度和企业特征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徐凤辉, 赵忠

2014, 28(3):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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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其中个人特征、户籍制度与企业特征对工资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个人特征中，教育的影响最为重要，性别的影响也较大。户籍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总体较弱，非农户口的影响不大，拥有外地户口反而比本地户口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在企业特征中，地区因素、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对工资收入差距都有较大影响，而行业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则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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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中国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原因与对策

易定红1, 张维闵2, 葛二标1

2014, 28(3):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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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秩序是指收入分配主体进行社会成果分配所表现出的行为和结果。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应该具备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收入形成合理、收入结构合理、收入增长机制合理和收支透明等特点。目前我国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规范政府、企业、市场的分配行为，从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形成、收入结构、收入增长和收支透明化五个方面入手，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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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

平等如何能够加以证明？

姚大志

2014, 28(3):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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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觉上接受平等主义，这很容易；在理论上证明平等主义，这很困难。当代的平等主义者为平等提供了四种主要的论证：基于尊严的论证依赖于一种人性的形而上学，从人的尊严推论出人的平等；基于程序的论证主张，不平等需要理由，平等则不需要理由；基于于公平的论证认为，保证平等的东西是公平，而保证公平的东西是某种理论假设（原初状态或公正动机）；与上述三种论证相比，基于契约主义的论证更有道理，它用所有人的同意来证明平等。但是，这四种论证各自都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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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

论国家福利政策的根据

杨伟民

2014, 28(3):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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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个人从国家得到必要的福利给付已经被视为公民的权利。那么，公民的这种权利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对此问题做出最有影响、最为系统阐述的是马歇尔和罗尔斯，但是，他们的理论作为国家福利政策的根据还是存在各自的问题，相比之下，主张每个人对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则可以为国家福利政策提供更为充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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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

理解作为一种辩护方法的政治建构主义

陈肖生

2014, 28(3):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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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辩护承诺以及合理多元性事实的存在，使得运用建构主义制定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罗尔斯通过阐发和改造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发展出一种适合用来建构自立的政治性正义原则的政治建构主义；它从一些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共识的实践理性的观念出发，运用体现所有实践理性相关要求的代表性设施即原初状态，公开地展示对诸种政治价值的一种有序排列并以一个（组）正义原则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求获得全体自由平等公民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政治建构主义承担起了公共辩护的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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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哲学

论整体论与还原论之争

刘劲杨

2014, 28(3): 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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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论与还原论之争的核心不是个别术语、零散观点的争论，而是研究纲领的全面较量。深入剖析这些论争的逻辑内核，可建构出一个涉及存在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论争框架，核心问题包括：对象之争，研究对象究竟是整体还是部分？路径之争，究竟该采用从整体到部分还是由部分到整体的研究方法？理论根本之争，究竟是整体论还是还原论才是最为根本的理论？在这些论争中，强整体论与强还原论是严格对立的，而弱整体论与弱还原论相互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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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哲学

从信息世界看哲学的发展及其根本转向

邬焜

2014, 28(3):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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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孕育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全新方式：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科学与哲学具有某种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它们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动态循环的反馈环路，从而导致它们的发展总是相互规定和促进、相互融合和转化，并相伴而行。我们同时面对着两种独断论：一种是自然主义的独断论，一种是意识哲学的独断论。这两种独断论的形成源于传统哲学对存在领域的二元对立的分割方式：存在＝物质＋精神。当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的发展在物质和精神两大世界之间揭示了自在信息世界的存在，并在信息活动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阐释了精神世界的本质，这就可以把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活动描述为一个有中介的过程，从而合理地消解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的割裂，并由此实现人类哲学的根本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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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与管理

开放政府论

张成福

2014, 28(3): 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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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是人类文明的活力源泉。开放政府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新典范。开放政府的观念是建立在现代新的世界观、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开放政府具有公民性、公平性、开放性、分享性、合作性、整合性和创新性等特质，通过信息公开、咨询协商、公民参与、协作治理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得以体现。开放政府实现的社会基础在于公民精神的发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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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与管理

权威式整合 ——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实践为例

康晓光1, 许文文2

2014, 28(3):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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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化挑战，杭州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机制——权威式整合，即政府依托其绝对主导地位，对社会中的多元主体、机制和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区域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权威式整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模式和西方主流的公共管理模式，是适用于整个中国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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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诗歌的文体强势地位

张国风

2014, 28(3):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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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一种强势的文体。诗歌从《诗经》、《楚辞》开始即形成了单纯的抒情风格。汉代以后，《诗经》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诗歌的文体强势，建立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之上。各种文体之中，独有诗歌将汉字形、义、音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诗歌以其语言美的优势侵入到散文，酝酿出赋和骈文两种半诗半文的文体，其实质是文学对语言美的追求。唐代的传奇是史传和诗歌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唐宋以后，诗歌已穷极变化。宋元的理学、明清的八股，小说和戏曲自身文体意识的觉醒，削弱了诗歌的强势地位。古代美学的精华主要来自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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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理想的共同体与幻想的个体自由 ——《堂吉诃德》游侠骑士形象的寓意重释

陈奇佳1, 宋晖2

2014, 28(3): 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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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式寓意写作风格对《堂吉诃德》文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塞万提斯选择游侠骑士作为堂吉诃德自由冒险的角色扮演对象，寄托了个人价值探寻的寓意。按照现代的说法，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首先关乎基督教信仰消退情况下重构人类共同体理想的渴望。而选择游侠骑士作为此种共同体理想的实践者，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塞万提斯对人类组织结构中暴力法则的关切。堂吉诃德尽管志向远大，但他的理想实践实际上不过是个体幻想机制充分取代现实逻辑的后果，这显示了塞万提斯对于个人自由实践之虚无本质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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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维度

李龙

2014, 28(3): 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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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美学通过对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传统美学的超越，提出了自己的“总问题”。它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式的解释，对人的解放以及如何解放做出了全新解答。在当代语境中，应当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以“生产”为核心概念，通过和不同美学观念的对话，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性和历史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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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论中国价值传统的转化与价值体系的重建

高德步

2014, 28(3): 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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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价值传统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价值传统到近代已经衰落，从而不能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近代以来，中国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现代价值经中国化而逐渐成为主导价值，指引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进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价值既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严重地侵蚀了中国的传统价值并使之日益减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用现代发展观点，重估中国的价值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加以改造，同时吸收西方现代价值的合理成分，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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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化视域下宗族社会功能的反思

吴祖鲲1, 王慧姝2

2014, 28(3): 1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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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其通过自卫生产、祭祖拜先、光宗耀祖、族规族训、赡济贫弱对传统基层社会民众的生存、凝聚、教化、自治、互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亲缘情感和乡土情结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宗族认同演绎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并以爱家的伦理诉求和爱国的政治信念为基点升华为浓烈的家国情怀。在当代宗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客观认识宗族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现代文明秩序中纠正其偏离、凝练其经验和价值，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千秋家国梦的重要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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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地方志文献汇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趋向

何建明

2014, 28(3): 14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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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献资料库，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宝贵的中国历代地方社会的佛教和道教历史信息，展示了较佛教《大藏经》和《道藏》及各种“正史”文献更加真实、生动和具体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的推出，必将促使国内外的中国佛教和道教史研究从以人物和思想为中心的线性史研究走向以道场（寺观）为中心的立体史研究，从以往的单线条静态史研究走向多维时空的动态史研究，并将改变过去在三教关系、政教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中心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解释模式而趋向以民众现实需要及其生活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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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陈垣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

刘贤

2014, 28(3): 14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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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被誉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其开拓意义不仅在于领域的拓荒，更在于研究态度和方法的现代性转变。陈垣宗教研究的现代性体现在对客观性的重视以及对信仰外宗教的平等与尊重。结合中西宗教学术史背景，可以发现陈垣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三方面的现代转变：其一，视角上，从教内信徒宣教式的宗教研究转向兼具教外视野的、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研究；其二，方法上，从护教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其三，态度上，从区分优劣差等的不平等的宗教研究转向平等的宗教研究。从宏观时代背景看，宗教学术研究的出现是传统中国学术从“通人之学”转向“分科治学”的产物，时代变局和中西学术竞争都影响了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当时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界的宗教研究蔚为大观，陈垣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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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企业成长需要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评《企业家精神与领导艺术》

张玉梅

2014, 28(3):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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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虹主编的《企业家精神与领导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立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及需要，系统阐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其与企业家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企业家的领导力及领导艺术，探索了教育和培养企业家精神的途径、方法，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说起企业家精神，人们谈得最多的便是创新。不同的研究者给企业家精神下了不同的定义，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内容，但都毫无疑问地把创新放在重要的地位。在《企业家精神与领导艺术》一书中，作者给企业家精神下了一个定义：企业家精神是指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或所属组织机构，基于一定创新意识和进取态度之上，敢于承担风险和挑战不确定性，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投资机会，发挥个人特性或团队合作精神，为个人或组织机构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效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有至少两个要素是企业家精神所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创新进取，一个是敢于冒险。创新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要么创新，要么灭亡。这是流行于美国商界的圣经。”（该书第87页）对企业家来说，创新不仅是新技术的研究、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寻找，更是制度上、管理上的创新和思想的创新。该书引用了不少实例解说不同企业的成长历程都与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波司登，从一个只有8台缝纫机的小小缝纫组，成长为连续16年蝉联中国市场冠军的羽绒服品牌，正是坚持了不怕困难、敢于创新的精神。他们依托面料、设计、款式等创新，多次引领行业的重大变革。乔布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奇迹，其产品风靡世界，靠的就是它的“新”，这种由“简”和“美”构筑而成的新产品，离不开乔布斯追求完美、永不服输的人格精神和公司内部“独一无二”的管理模式。苹果公司的核心文化便是自信、创新、关注细节。“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乔布斯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属于他的企业家精神。作者认为，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商场如战场，机遇往往翩然而至而又瞬时即逝。随着机遇降临的，有丰厚的收益，同时也有高风险。能不能抓住机遇，敢不敢接受挑战，是考验一个人勇气、智慧、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一个人能否成为企业家的分水岭。在企业家的创新之路上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就意味着那是一个新的领域，还不够了解或不能完全掌控，随时会有难以预料的状况发生。挑战不确定性，尝试新的领域，敢于做没做过的事，真的是一种冒险。冒险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也许成功，也许失败。真正的企业家不会因为惧怕失败就放弃冒险。这里体现了企业家的两种素质：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善于冒险。企业家的冒险不是盲目的、冲动的。之所以敢于冒险，除了敢于挑战的勇气外，更多的是基于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深刻认识、足够的调研、对风险的评估分析、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基于此而作出的理性判断等等。善于冒险则进入到了实践的领域，包括科学决策、风险控制及科学管理等。冒险中的企业家，既有决策时高屋建瓴、指点江山的大将风范，又能在实施中做到脚踏实地、细致入微、随机应变。除了创新和冒险精神，该书还系统阐述了企业家精神的其他内容，比如敬业精神、合作精神、诚信、执著、学习等。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各有其特色，但这些内容共有的。它们构成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涵。（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独特内涵相比于具有浓厚个人主义色彩和务实精神的美国企业家精神，具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的欧洲企业家精神，崇尚大和精神和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企业家精神，以及颇具民族特色、注重诚信、讲求实际的犹太企业家精神，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企业家精神与领导艺术》一书在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家精神进行了系统解说。该书对儒商精神进行了纵向的归纳探索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儒商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精神的独特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自古浸润其中的华夏子孙，思想行为无不打上深深的烙印。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儒商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的核心思想如仁爱、诚信、中庸等成为儒商待人处事的准则，是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对于儒商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而在如下几个方面尤其明显：（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商人，谋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分。然而深受儒家义利观念影响的儒商却有自己的判断取舍，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与不为，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虽然未必“舍生取义”，但见利忘义则历来为人所不齿。（2）和气生财。儒家倡导“和为贵”，凡事恪守本分，则诸事和顺。虽然同行之间是竞争关系，但也是合作关系，互惠互利、协作共赢才是正道。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商是深谙其中道理的。（3）注重自身修养。儒家注重经世致用，但更重视道德的完善，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儒商讲诚信，重道义，注重以德服人。晋商讲究修身正己，以传统文化修养身心，防暴躁之气，去奢靡之气，戒狂妄之气；徽商信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讲究“以诚待人，人自怀服”。许多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道德上也堪称楷模。（4）社会责任感。儒家讲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自然不是每个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里。这在儒商表现为扶贫助弱、经世济民的慈善精神，这是企业家的情怀，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在人们的印象里，在商场如战场的弥漫硝烟中，主导企业经营者行为的是冷冰冰的经济法则，然而，融入了仁爱道义理念的儒商精神，则散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它们是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三）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和培养《企业家精神与领导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为广大中小企业在培养企业家精神方面提供帮助和指导，所以书中除了对古今中外企业家精神进行论述分析外，更多关注的还是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和培养。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涌现出一大批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更有数不胜数的中小企业顽强生存着。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往往是一体的，企业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也取决于老板的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企业老板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则与其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企业、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其命运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企业家关注产品、追求利润，但更关注超越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企业的品位与追求。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企业老板所不能理解的。这之间的差别就是企业家精神。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老板或许眼下能获取更多的利润，但也只能做一个巨富，而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如此看来，企业家虽然与财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二者绝不是同一的，企业家创造财富，但不会为财富所羁绊。中小企业要发展、要成长，离不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我国，有关现状却不容乐观，大多数企业老板只是关注利润的获取。老板及高管们的境界、视野、胸怀和知识结构，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那种捞一把就走、患得患失的短视思想和行为是不可能成就大事和成就品牌的。所以，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和培养，在中国是必需的、刻不容缓的。书中介绍了世界上企业家精神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培育的内容和方法，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然而中国的国情不同，培养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方式。从形式上说，企业家精神教育有专业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分。企业家的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情。关于专业教育，在国外国内已有诸多案例。相比而言，非学历教育似乎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企业活动是企业家成长的摇篮，更是企业家精神产生发展的土壤。企业家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企业家精神在实践中培育和完善，可以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家的成长、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是同一个过程，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后，该书把中国企业家的命运放到全球化的洪流中去讨论，把企业家精神与全球化、发展联系起来。迎接挑战，提升自我，当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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