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夏明方
2013, 27(3): 1-1.
近数十年来，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中心问题的生态史或环境史日渐成熟与繁荣，并在历史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和反思：其一是固守人与自然之间僵硬的界限，两者尽管可以相互作用，但通常被视为独立、封闭的物自体，几乎看不见两者的渗透、交融与转换；其二是研究对象被限定在人与自然互动的界面上，所谓纯粹的自然界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被排除在生态史视野之外，环境史也因之更多地被当成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非对整个历史的重新解释；其三是对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存有过度的戒心，对人与自然多样化的复杂互动关系认识不够，尤其是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冲击之下，自然的独立作用往往被文化的建构所取代，环境史变成了跛脚巨人。本专栏的四篇论文，从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入手，分别从史学、身体、城市和土地等方面展开讨论，试图为生态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夏明方教授的《生态史观发凡——从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看史学的生态化》一文，针对近代科学史观与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真相问题截然相反的认识，以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建构的事实”为基础，将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视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认知生态系统，视为人类生态系统信息代谢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继而结合沟口的研究理念及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内在紧张，将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总结的生态学法则与历史认知活动联系起来，并从过程哲学入手对其进行修正，明确提出“史学生态化”的主张。
南茜·兰斯顿教授的《变迁世界中的环境史学：进化、环境健康与气候变化》一文，以现代人体内分泌扰乱物和有毒化合物的产生与变化为例，阐明了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持续的对话与相互塑造的过程。她指出，人体与环境并非相互分离的封闭性物质，无从假定人类可以污染土壤、水源或者空气，而丝毫不会影响自身；人类身体与人类社会一样，都是由物质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变动着的生态系统。因此，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即将人视为完全孤立的个体，始终是一种假象。她还从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的复杂互动入手，对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两个极端提出批评。
侯深博士的《没有边界的城市：从美国城市史到城市环境史》一文，勾勒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城市史研究兴盛、衰落及其于八九十年代走向城市环境史的历程。文章着力强调了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一书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的开疆拓土之功，同时也提出了后克罗农时代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不足：多数学者忽视了克罗农研究模式的核心趋向——即打破城市的边界，将城市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与其赖以生存的周边广阔腹地、乡村和荒野结合起来，以书写更具多样性的城市历史。
王建革教授的《小农、士绅与小生境——9—17世纪嘉湖地区的桑基景观与社会分野》一文凝练了作者近年来对公元9至17世纪江南农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变的深度思考。与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江南小农经济的刻板印象不同，该文不仅描绘了江南水乡从六朝士大夫的田园别墅到明代小农的桑基鱼塘这一小生境的转换过程，更将生活于其间的各色人等的审美意识和对自然环境的着意经营融于其中，展示了复杂多变的物质流、能量流、景观流和审美流，将生态史研究和文学史、艺术史结合起来，给生态学以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