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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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刘后滨

2011, 25(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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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取向。这里着重指出两点:一是越来越关注日常秩序中的政治运作与社会变迁。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超越以往官制史的窠臼,从关注官职与职掌转而关注制度的实际运作及运行机制的变迁,关注重大事件与制度规定背后帝国统治的常态运行。在这一点上,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在靠近。二是日渐突破朝代的断限,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态为中心来构建观察的时段,通过专题的研究来揭示中国历史不同于朝代更迭的长时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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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民居形式的多样性

孙家洲

2011, 25(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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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庄遗址发现了汉代房屋,其特点是每个庭院都是独立的,互不相连,这与传世文献所定型的汉代农村印象有相当的不同。解释这种不同,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认定传世文献对汉代农村居住形式的记载不完备,而把三杨庄遗址所见的庭院现象视为文献漏载的汉代民居的典型形式,以此可以要求重新改写关于汉代"里居"的既有含义;二是把三杨庄遗址所见的庭院现象视为特例,不把它视为汉代的"典型农居"。贾让《治河三策》在开篇处谈及:汉代一部分农夫,在原来黄河堤内的滩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如果我们以贾让所说的"新起庐舍"来观察和分析三杨庄遗址的"房舍—农田"的总体布局,似乎疑问可以豁然开释:这里不是汉代的寻常农村,而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而传世文献所描述的"闾里"民居,对应的是贾让所谈及的"城郭"旧居。如此认识三杨庄遗址的性质,并没有降低其历史文化价值,而是更加拓展了它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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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间三省在政务运行中角色与地位的演变

刘后滨

2011, 25(1):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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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间中枢政治体制的变革,可概括为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着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唐代中后期的中枢体制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从政务文书的成立过程和签署程式看,尽管尚未突破三省制的框架,但从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产生来看,应是处于在旧体制内成长起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发展阶段。在北宋时期完善的中书门下体制下,三省机构的设置并未弃而不置,而是融入中书门下体制内的出令系统,三省在政务运行中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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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汉唐户主资格的变迁

韩树峰

2011, 25(1):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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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在男性尊长存在的情况下,女性、卑幼均可充当户主。孙吴基本上承袭汉制,但女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魏晋时期,户主资格趋于严格,责任能力较强的男性尊长成为户主的首要人选。到唐代,户主一律由男性尊长充任,只有户内没有男性时,女性方可充当户主。汉唐户主人选的变迁取决于户主对政府所负经济义务的强弱,是汉唐赋税制度变化的结果,与儒家强调的伦理道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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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从走马楼吴简户籍书式看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张燕蕊

2011, 25(1):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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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吴时期户籍书式的研究可以从侧面展现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对比孙吴与秦汉时期户籍类简的书式可以发现:一方面,孙吴与秦汉户籍书式具有相似性,孙吴继承了秦汉的户籍制度;另一方面,二者在书写格式和记录内容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反映了孙吴对秦汉户籍制度所做的发展和变革,体现了孙吴户籍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及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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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之工业化与中国经验

董筱丹, 杨帅, 薛翠, 温铁军

2011, 25(1):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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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发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消费者的消费节余形成国民储蓄S,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投资I(即S=I)",按照"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原则,这一假设前提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得到证明,因为任何工业化都不可能逾越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之核心在于:中国在面临工业化启动期资本稀缺的制约而遭遇发展陷阱之际,为化解外部投资稀缺程度为负值的危困局面,能以国家有效动员的高度组织化来打造以大规模集中劳动弥补资本稀缺的制度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的原始积累方式内生性地决定不同的制度类型,并且导致其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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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企业内层级收入差距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一个整体演进分析的框架

刘长庚, 韩雷

2011, 25(1):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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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个体经济分析,企业内层级收入差距是通过三种收益和三种成本来影响企业绩效的,最优的企业内层级收入差距就是实现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基于整体和演进的分析,企业是一个可以演进的组织整体,是一个制度生产者,企业内收入差距是企业治理的一个控制变量,合理的企业内收入差距会促进企业向更高阶段演进。企业的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内收入差距的变化范围,对企业治理效率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内合作要求更高,企业内收入差距应缩小,产权在企业内部要变得更加分散,从而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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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关系网络与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陆益龙

2011, 25(1):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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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是农村和农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乡—城人口迁移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因素在宏观层面影响着非农转移的规模与速率,农户的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及劳动力个人人力资本情况构成非农转移的微观机制。经验数据分析表明,农户非农化转移遵循着"闯市场"的机制,即农户与市场的共同演化机制,关系网络主要在个人与市场进行互动时发挥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影响,而并非通过提供明确的职位信息或为取得职位提供人情帮助,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水平对非农转移机会和转移效果都具有积极意义。经验研究的现实启示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稳定地转移,既需要有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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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

陈旭峰, 田志锋, 钱民辉

2011, 25(1):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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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打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很多组织对农民工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不容乐观。当然,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一定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差异,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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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的辩难与共识

任剑涛

2011, 25(1):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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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活跃着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就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新左理论的公共的政治哲学。在三者之间,存在着连贯性的相互批评: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公共理论的自由观、自我观和程序观,新左理论批评自由主义的中立观,而自由主义则辩护性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观、个人论和国家观。三者之间的思想表象是对立的。深入分析可见,它们之间是具有底线共识的:关于公共具有论述主题的一致性,关于公共维护具有共同的制度基准,关于公共主张的辩难具有共同的"敌手"。因此,三种"公共"的政治哲学都是维护现代性政治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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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自然权利的力量

王利

2011, 25(1): 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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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自然权利具有能动性的建构力量。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自然权利的实现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由不同的理论主体担纲。第一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暴力问题,通过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努力,将自然权利论证为抽象普遍性的法权。第二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经济与社会问题,通过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工作,自然权利转变为被启蒙的个体利益。第三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平等和自由、同质与异质的矛盾,通过卢梭与康德的论证,自然权利转变为主体有尊严的自我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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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与现代民主理论

霍伟岸

2011, 25(1):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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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是否明确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在西方学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代民主理论的五要素出发,依次考察洛克的人民主权观念、同意学说、代表观念、多数统治学说和反抗权理论。没有足够的文本证据支持认为洛克明确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的观点,但洛克对现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则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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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基雅维利的重释:基于《曼陀罗》的文本分析

陈华文

2011, 25(1):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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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形象在无数学者的诠释下颇为分裂对立,而致力于做出统一解释的努力总显得理据不足。这都与解释者局限于马氏的政治著作文本有关。《曼陀罗》作为一个形式上直接处理现实生活的戏剧文本,倾向于表达普遍性的问题,这就提供了一个避开文本分歧的可能性。借助于戏剧行动,马基雅维利充分阐发了一个人应该如何审慎行事的见解。在政治与戏剧这种并行结构中,人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并不是共和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普遍性教诲。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古代伦理和现代道德的进路都有所不同。我们需要从这里出发,重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及其与现代政治、现代伦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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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杨建顺

2011, 25(1):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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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完善和发展的"主发动机"。"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而行政法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在于凭借法规范确立秩序并达至公共福祉。因此,行政法视野中的管理创新亦须遵循既有的秩序约束。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要确保其始终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就必须立足于过程论,建构相应的系统机制予以支撑,用法规范和制度来引导、促进和保障社会管理及社会管理创新,以参与型乃至自治型社会管理的理念为指导,解决好权、责、利的统一问题,以形成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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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权利与权力“天平”的又一“砝码”—行政伦理视角中的《行政强制法》草案

王文娟, 李京文, 宁小花

2011, 25(1): 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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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产生的基础,国家权力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重要条件,而权利和权力的平衡则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和谐供给,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如果把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看做是一个"天平"的两端的话,则法律上的"平衡论"精神、道德上的价值理性精神便是促使"天平"平衡的重要路径选择。我国《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出台,正是沿着这一法律和道德的路径,在公民权利这一端又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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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距离“同一个欧洲”还有多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里斯本条约案判决的法律分析

高仰光

2011, 25(1): 1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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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里斯本条约的合(宪)法性所做的判决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权究竟应当由成员国掌握还是由欧盟掌握。判决的支持者认为,该判决有力地保障了成员国本应享有的主导权,联邦宪法法院的审查权仍将一如既往地防止德国在与欧盟的关系中陷于被动地位;判决的反对者则认为,里斯本条约的意义在于使欧盟获得主导权,但是该判决为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违背了这一精神,因此必将阻碍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孰是孰非?后里斯本时代的欧盟究竟距离"同一个欧洲"的梦想还有多远?我们可以通过梳理里斯本条约案中的法律逻辑来解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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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个人选择与政府选择的制度平衡

赵国权, 黄启贵

2011, 25(1):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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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个人选择权的增加和政府控制的减少有很大关系,而目前两者之间相互调整的不到位是一些深层次社会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立足中国的现实环境,探讨中国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安排,尤其是个人选择与政府选择之间的制度平衡,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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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规模省际差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1—2008年面板数据

孙涛, 李瑛

2011, 25(1): 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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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的适度规模及其变动趋势成为社会关注的议题。基于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2000—2007年进行的地方政府精简机构的改革,通过对省级公务员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发现人口规模、转移支付比以及就业结构三个指标构成了公务员规模省际差异的基本解释变量。目的是为有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基于学术分析的素材,有助于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府规模尤其是公务员规模问题,推动机构编制管理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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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审美命题研究新探

詹杭伦

2011, 25(1): 14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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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审美命题是中国文学理论思维的结晶,体现中国文学家的理论素养和中国文艺的精神特质。为了探索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路,应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大范围中,运用系统思维的方法,选择中国特有的文学理论命题进行研究,以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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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的自觉:走向反思

邢建昌

2011, 25(1):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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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既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在中国问题中的落实,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跨学科间的互动,以及学科内部发展的需要,等等,是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反思的主要动因。反思,强化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自觉,增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富于学理和建设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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