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而且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努力，谱写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延安篇章”。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引领与知识生产双重实践，在承继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基础，也对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中国消除农村贫困的实现途径可归结为包容性增长、益贫性再分配以及开发式扶贫。但这种分析思路将诸多重要因素视为给定外因，解释力不足。将体现中国特色的重大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回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框架，有利于更充分解释中国消除农村贫困何以成功。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基本框架中，中国消除农村贫困的机理可进一步概括为创造型市场和积极政府。市场化改革创造出全国性大市场，农村扶贫开发创造出益贫市场，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积极政府主动承担市场创造以及反贫困责任，加快推进减贫。需要型资源配置机制打破了稀缺性配置资源的西方理论迷思，实现对减贫“最后一公里”的成功跨越。

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基于对低生育率多重解释逻辑的整合，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框架阐释了在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的双重特征下，低生育率成因的一般性与独特性，即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破坏了生育的支撑结构；这两者分别与新的宏观条件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决策联合逻辑的内在冲突；结构的动摇与技术的赋能使个体酝酿出推动生育规范变革的能动性。这也预示着，下一步提振生育意愿的措施需以重新建立人与人口的互嵌结构、协调生育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基础。这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人口的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统一的体现。

本文设定三类与碳排放紧密关联的政策环境，构建包含机器人的扩展的STIRPAT模型，模拟差异化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对地域碳达峰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政策环境下，多数省域难以实现碳达峰；稳健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可推动部分省域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严格政策环境下，大部分省域虽能提前实现碳达峰，但须经历一定经济损失后，才能更快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比之稳健政策环境，机器人的作用相对较小；各地适宜的政策环境和机器人的作用因减排增效能力而异；机器人优势的发挥与其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劳动力结构升级有关。各地应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并充分优化机器人配置，在实现碳达峰的同时保证经济与环境“双赢”。

粮食安全是国家重大战略，但旨在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引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举措，在执行中却呈现拉抬农地流转价格并诱发“非粮化”倾向的问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激励诱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与农地流转竞争，造成农地流转价格上涨，从而加剧了农地“非粮化”。此外，流转价格与农地闲置存在U型关系，表明流转价格过高可能导致农业再次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进一步证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竞争降低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加剧了“非粮化”趋势；相较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进行“非粮化”生产的概率更大；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有助于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引发的“非粮化”问题，并遏制流转价格上涨。当前亟须从提升农业政策协同性、激发家庭经营型主体的种粮积极性、完善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着手，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公开个人信息；弱保护；限缩解释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保护，合理使用说、附权利保留的合理使用说、自愿许可说、法定许可说、宏观调控说等理论方案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相应不足之处。为实现人工智能企业的训练需求与著作权保护的合理平衡，应当对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免费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范效果作出制度安排。向公众免费开放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为海量训练作品的著作权人提供非金钱补偿的功能，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免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构成合理使用。由于公共作品数据库具有公益属性，当人工智能企业以训练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为目的请求使用此等数据库中的作品时，数据库制作者应当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条件与其达成许可使用协议。“免费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当在作品获取阶段履行合法获取作品的义务，在模型训练阶段履行训练作品的合理过滤义务，在模型输出阶段履行接收著作权人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优化模型的义务，以此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数字时代的智能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社会形态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权范式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代际人权理论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因其难以有效解释新兴数字人权的跨领域性的演化规律与结构性的整合能力，出现了范式危机，需要发展出新的人权理论来解决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人权问题。领域人权观立足技术应用与人权保护的交叉融合性场域，以人权侵害的领域性风险问题为导向，在内容上侧重增进人与社会的连接关系，在保护方式上发挥领域法的整合性保护作用，能够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对人权的全域性冲击。回应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域性风险和现实数字人权需求，需要在领域人权理论的指引下，明确数字人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的领域人权知识体系的构建。

信息是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关键，信息与国家、社会以及技术的有效互动，演化出特定时期的信息能动性。在传统国家治理中，统治者通过对约定、手实、记世系以及纲纪文章等内容的规定，实现了国家信约体系的建设，维持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现代国家将权力纳入理性构建的领域，专业职能分工体系配合着工业化大生产，国家自主性能力得到提高，理性化的信息特征维持着国家和社会两个系统的绩效水平。科层体系偏好使用集体决策、正式化运行以及程序明确的方式开展治理活动。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各类社会风险的增加，信息呈现方式从单一绩效表达转变为丰富多元的可视化场景，治理信息场景化对视觉综合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信息呈现”成为唯一重要功能时，信息景观将遮蔽社会事实，其意义将由信息场景所赋予。国家治理需要重视技术伦理的建设，规避虚假繁荣的“数字利维坦”。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所谓“庸俗”并非反科学的诋毁之词，而是马克思批判特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时运用的分析性概念。然而，以现象主义为核心的解读和主流的“双重含义”说均无法完整呈现“庸俗”概念的批判性内涵。实际上，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涵盖三项递进式的理论规定：在理论内容上，指流于现象描述并反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本质分析；在理论实质上，指基于资产阶级日常观念而建构的学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辩护论与调和论两种类型；在理论旨归上，指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的内在倾向。其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在于，后项规定以前项规定为基础，并构成对前项规定的深层剖析和阐释。在庸俗经济学依然大行其道的当代世界，重解马克思的“庸俗”概念，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研究、抵御庸俗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的侵蚀与渗透、展现马克思指向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逻辑以正名为起点。正名初为复礼的理政实践，最终发展出名辩学。名辩学通过以类喻理而明理，包含丰富的论辩技巧，其核心概念是类，它是普遍概念的一种推广；其推理模式有两种，它们都包含归类、类化、类比与类推等环节且遵守类同原则。名辩学未明确区分这两种模式，没有区别演绎与非演绎，这使得它的求真功能有限而较适用于寓理于事的劝说教育。这源于其正名的初衷，它没有恰当的概念框架系统作为基础，所处理的类复杂多样。这些使得“三物”说难以展开为推理规则，并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高度。这与以探求本原为起点、有完备的概念体系作基础的西方逻辑理论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依托谓述结构探求谓述关系的一般规律，适合求真的科学领域。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庙宇书写，以具象化的方式讲述着当代中国农村变革史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政治。通过乡村庙宇中的仪式展演，生成具有反衬作用的农民生存镜像，论证国家现代性进入乡村的必然性。乡村庙宇空间的改造及功能的扩散与变轨，表征不同类型的新乡村共同体的演变，暗示国家在场的治理逻辑。乡村庙宇或隐喻为传统文化需批判的负面元素、或指称为文化的“民族性”标识、或为开发的文化遗产，文化内涵隐喻的动态变化显示“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国家化特征，也表明国家对乡村地方文化认知、对传统资源的借用等方面有曲折与回旋。关注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庙宇书写，一方面能具象化地感知农村变革历史进程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也能理解作家在实施叙事策略、营造叙事空间、选择叙事意象时，如何妥帖、深度地联结书写对象。

以往关于宋代《诗经》学存在一些程式化的学术史叙事，如宋初经学“固守汉唐”、北宋庆历间“疑经变古”、南宋“义理解《诗》”等。这些叙事塑造了宋代《诗经》学史的观照角度和书写范式，却也影响了人们对宋代《诗经》学完整面貌与演进脉络的体认。自中唐而起的疑经之风、宋初由政府主导的经学复兴活动提示了“疑经思潮”并非庆历时才产生，也不能特别地作为“变古”的指征。《诗经》宋学派的著作中大量存在重视训诂考据的内容，甚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阐释中透露出实证思维。“废《序》疑经”的标签时刻要面对“尊经守正”的反例。而跳出一定的叙事程式，从最一般、最本质的性质出发，则将揭示出宋代《诗经》学是一种回向学术与本义的新变，是不计较古今新旧的自由与辨证。王官之学、经师家法让位于个人的学术品格，脱去美刺讽谏的政治功用，义理阐发也不排斥训诂考据，《诗经》学既可以是知识性的古典之学，也可以是成圣成贤的义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