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弥生至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同时亦有日本本土铸造的铜镜。中国铜镜文化对日本古代文明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持续从中国输入舶载铜镜，更有东渡的中国工匠铸造汉式铜镜，推动了铸镜技术的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并间接促成日本镜工创制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倭制铜镜。舶载铜镜、汉制铜镜和倭制铜镜在形制、图像、铭文方面均存在显著分别，展现了日本对铜镜文化从吸纳到改造的演进轨迹。在百济文化的中介作用下，日本出现了首面原创汉字铭文镜，标志着异国对汉字运用与镜铭创作的突破。古代中日之间在技术、文化层面的交汇与碰撞，以及更广阔的东亚文化网络互动，可从镜铭这一独特载体中得到旁证。

知觉现象学和具身认知科学推动美学问题结构从离身重置到具身，使得审美经验隐喻解释论的问题被提出。具身概念突破了语言摹写世界的二分的谓词逻辑，隐喻从诗学和语言学提升到存在论的要素地位，成为解释经验连贯性和结构化的方法工具；也突破了把在世界之中生存获得的整一性活的经验进行空间切分以进行分析的理论，审美经验从时间叠合以及主体绽出的角度得到重新界定：“审美经验成为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连贯性的时刻”。审美经验是一种新隐喻，能够创造新意义、新现实，具有事件性和变革性。美学成为研究人类生产意义和体验意义的学问，具有第一哲学的潜质。

气候正义理论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实现公正转型的核心伦理框架，其发展需要直面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域和群体间的系统性差异。这就要求理论研究回应复杂多样的地方性情境与实践。本文聚焦于气候正义理论研究中日益显著的情境化取向，系统梳理其演进脉络，并批判性地审视其理论价值；通过比较“包容的气候正义”与“批判的气候正义”两种理论路径提出：气候正义理论应在增强实践性、反思性与交叉性的同时，保持规范性的理论基础与情境化视野的多维并存与平衡。为进一步提升该理论对本土气候行动与政策制定的解释力与适应性，有必要引入多元理论及本土知识，推动其规范性内涵向情境化、行动化方向拓展。这一拓展对气候正义的研究方法、目标和范畴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相关理论发展及气候治理的实践策略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启示。

在当前社会本体论研究中，集体意向性是一个热点问题，而现象学对于我们共同体的构成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以现象学的方法论述了从个体主体视角形成我们共同体的典型路径，即共同意向性的构成、被对象化的我们、以及经由我们对象向我们主体的转变，并通过分析论证：自我作为单数个体主体如何参与构成作为复数主体的我们，并且保持其个体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作为我们共同体的一部分，自我能够透过自己的第一人称主体视角侧显作为整体的我们。这为理解我们共同体的构成提供了一条现象学的意向性与第一人称体验分析的路径。

全球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重塑着政党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权力结构。西方政党的发展正从单向信息传播的初步探索，逐步迈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动员，并走向平台化与智能化的治理模式。数字化浪潮改变了政党的竞选策略、选民动员和政策制定模式，使其通过数据驱动和算法支持实现了精准政治沟通与高效政策响应。然而，这一变革在提升治理绩效的同时，也伴随着民粹主义崛起、社会极化加剧与信任危机的困境，对西方政党合法性与治理结构造成了严峻挑战。未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更具合法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是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

当前，以数智化为新表征的现代化进程深刻重构了全球空间生产。数字时代的空间革命体现为“空间实践”“空间交往”“空间转移”的变革，它们在带来生产力规模性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了生产关系的进步，为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数字时代也将传统的地缘空间霸权升级为数缘空间剥夺体系，暴露出新的空间危机，这也成为人类亟须解决的普遍难题。面对危机，西方思想家出台了“悬置”“颠覆”“重认”等应对方案，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数字技术与空间变革内在张力的理论镜鉴。当代中国则进一步深刻把握权力关系、所有制根基、革命性主体三个核心议题，以马克思的“权力批判—主体实践—制度重构”联动方案为基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举中形成了应对危机的又一思路。充分推进当代中国所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新叙事，乃是在思想承继与理论创新中敞开实践可能的必要举措，也是数字时代开辟可能性道路的自我主张。

本文以孔雀表业为案例，基于“环境因素驱动—精神资本激活—品牌自主创新实现—品牌价值重塑”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究其品牌自主创新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发现，由企业家精神、管理者精神和工匠精神构成的精神资本，是激活老字号企业从技术模仿迈向自主创新、最终实现品牌价值重塑的核心内在动力。品牌自主创新历经探索期、成长期与成熟期三阶段：探索期依靠企业家精神破局和管理者精神增效，引领企业迈向原始创新；成长期依赖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协同，驱动集成创新；成熟期则以工匠精神为文化引领，实现全面原始创新。本文构建了“精神资本激活老字号品牌自主创新”的过程模型，为同类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解释与路径指引。

科学估测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合理水平，是制定产能治理政策的基础，有紧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较流行的所谓“国际标准”是以80%左右作为合理水平，该观点实质上源于美国20世纪后半叶“非加速通货膨胀的产能利用率”的研究。本文采用类似方法实证发现，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合理水平约为755%～772%，明显低于“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不适用的原因包括：中美两国产能利用率的统计方法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且美国产能利用率趋势性下移，“国际标准”对当前美国的适用性尚且存疑，更遑论作为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合理水平的判断依据。基于本文的研究，中国多数年份的产能利用率均位于合理区间甚至更高，基于“国际标准”的“中国产能过剩论”缺乏依据。

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有效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需要实现生活性服务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为样本，运用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通过动态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解构影响生活性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交互机制。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均无法构成生活性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的省份在路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可归纳为市场驱动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市场协同型三种差异化路径。本文阐释了生活性服务供需动态平衡的理论内涵与测度逻辑，揭示了其驱动机制与现实路径，为促进生活性服务消费、增强扩大内需动力提供了理论参考。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代表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步入体系化、法典化的新阶段。法律责任编是决定法典贯彻落实及有效实施的核心因素，需要深入剖析该编内容的内在涵义和独有特质，增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融贯性和权威性的理解。法律责任编具有和总则编相类似的统领性、整体性，在整部法典中具有“准总则”的规范定位。《生态环境法典》采取法律责任“完全集中”的编纂体例，而不是将责任规定分散在各编之中，有利于法典的有效实施及执法司法的实际需要。从适用的角度看，法律责任编中的一般条款发挥着同总则编相似的统摄作用，法律责任编和总则编具有相互指引、相互补充的复合关系；同样地，法律责任编与前面四编相互之间也并非单纯的“总—分”关系，而是共同构成对特定行为的全面法律规制。法律责任编在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有着较为丰富的专门规定，其在实行“双法源”的领域也具有相应的规范效力，应通过体系化方式加以适用。

《生态环境法典》采用“择其要旨要则”的编纂思路，从现行生态保护法律规范之中撷取“核心规范”形成法典的生态保护编规范体系，这一编纂思路使得生态保护法领域形成“双法源”格局，进一步导致“核心规范”出现双重解释论上的意义并影响生态保护法规范体系意义脉络的清晰程度，引起额外的教义学解释和体系化任务。就生态保护法“主要规范”的解释路径来说，原则上应当以法典体系作为规范解释的基础，特殊情况下也需要基于单行法体系进行解释。就生态保护法规范的体系化任务来说，应将保护活动规范定位为生态保护法规范体系的通则、将保护对象规范定位为生态保护法规范体系的分则，从而形成“总—分”的教义学体系结构。

《生态环境法典》的篇章结构基于生态环境法治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而展开，体现了适应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法治逻辑。《生态环境法典》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为线索作为篇章布局，回应了这一法治逻辑。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在这三个领域的不同内容和特点，《生态环境法典》作出了差异化安排。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转向，同时遵循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在创新立法技术的基础上，推动生态环境法治的范式转型。在法典规范与单行法规范的适用关系方面，《生态环境法典》在编纂原则上遵循“新一般法优于旧特别法”规则，在实施性规范方面遵循“新特别法优于旧一般法”规则，从而创设了“双法源”模式下的创新性适用规则。

儒家经典对“天地之心”有两种记载，《周易》“复其见天地之心”说的是作为“理一”的超越、永恒的“天地之心”，而《礼记》“人者天地之心”则强调“天地之心”在万物发生之后，散布于人与万物身上的“分殊”形态。在宋明理学的话语中，圣人之心常被视为“天地之心”，心学家通过缩小常人与圣人的差距，直接将人心视为“天地之心”。此外，心学家还提出另一种思路，基于父母之心与“天地之心”的关系，通过论证子女爱敬父母的孝心是以父母之心为心，将人的孝心与“天地之心”相勾连，进而化解两种“天地之心”的张力。这两种思路都是借助“理一分殊”的模式进行解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不仅指向了作者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读者意识的崛起。设论文通过构建作者与“预期读者”的对话，发挥了文人回应社会评价并主导文本阐释的功能。注文的阅读辅助功能超越了为读者解读文意的层面，成为注者干预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序文的阅读引导功能则因序者身份的转换而呈现出多重语境。无论是协助理解前人作品的“述者之序”、阐明自身写作意图的“作者之序”，还是指导后学写作的“编者之序”，或是对读者形成了不同的阅读限制，或是让读者产生理解偏差。总体看来，文人以作者、注者、序者等不同身份积极介入文本的生成，造成了读写关系的复杂化，继而指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现象背后的文化意涵。

无论是间接证据还是直接证据，都指示海德格尔哲学与农业有着根本联系。这不仅体现在其触及了农业本质，即形成一种农业哲学；还由于其在技术批判及词源阐释上采用现象学还原，勾勒出一种现象学农业哲学的雏形。该雏形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现代技术，也还原了伦理学。就前者而言，使农业哲学回到农民的直接耕种经验，为引入梅洛庞蒂肉身感知现象学奠定了基础；就后者而言，海德格尔对源始“居住”概念的使用及“四方域”的确立，因其悬置伦理学及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建构容纳非人类实体的普遍伦理学。这种还原，也使现象学农业哲学成为生态哲学的资源，造就了其跨学科的地位。从农业视角审视海德格尔哲学，不仅为相关主题提供了根据、为一门可能的农业哲学提供了参考，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海德格尔的农民身份。

19世纪初期，西方哲学的首要问题，可以说是反思黑格尔的理性哲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黑格尔的一些片段，一方面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改造成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还触及到许多非理性的历史因素，需要通过编排文本加以诠释。在这些片段中，马克思以“有理性的自我意识”隐喻“劳动的人”，进而指出人的非理性的两个方面：一是受动的痛苦，二是情欲。现代社会的非理性因素是复杂的，既有私有财产不够发达所导致的痛苦与发展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情欲，又有发展私有财产所导致的痛苦与粗陋共产主义反资本的情欲。面对这样两种反方向的情欲，马克思指出了对象的非我性和自我性。对象的非我性，意味着黑格尔的折衷主义终究只是幻想。而对象的自我性，则意味着我们不能轻率舍弃或者破坏经济、政治、文化对象，相反应采取黑格尔的扬弃态度。开掘乱简残篇中的这些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反思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保基本”原则作为我国《社会保险法》中指导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定位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并不清晰。在收入保障待遇方面，“保基本”在文义解释上似乎是指保证最低生活保障，但这与我国当前社会保险待遇给付的整体水平并不匹配。从制度功能与基本法理上看，社会保险法与社会救助法的待遇水平之间应当维持合理的差异梯度。为坚守作为强制性社会保险正当性前提的“保险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保险法在经济安全方面的制度价值，有必要将社会保险法中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法中的“基本生存保障”进行概念区分。社会保险法中的基本生活保障应以“收入关联水平”来理解，并根据职工社会保险与居民社会保险的制度逻辑再作进一步区分。前者应当通过设置合理的工资替代率来实现，后者则应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待遇参考基数，至少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可及性。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国家重大事项或特定事项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决议，对我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但也存在制定依据不明确、事项范围界限不清晰、制定程序不规范等实践问题，其根源都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性质定位不清，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与法律的关系及其法律性质不明晰。对此，宪法起草者和立法实务者曾做过诸多尝试和努力，但均未能有效克服和化解。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法律性质须根据其实质内容和创制行为作出判断。根据法律的规范创制性要求，结合立法机关的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的职能区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可以划分为规范创制性决定和规范适用性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的性质界分，为有效回应人大决定适用范围、效力界定、制定程序等实践问题，加强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制定和运行的制度机制，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面临着金融稳定数据匮乏、消费者保护非公平和市场数据共享受限等突出困境。本文提出“金融监管的数据基础”这一核心命题，旨在解释数据将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金融监管的效率加持和效能提升。研究构建了以“数据—信息—知识—行为”为组成要素的DIKA概念体系，聚焦金融数据流动所引发的失衡权力关系来解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基于对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及监管改革经验的分析，金融监管的数据基础论应当遵循协同流通、公平获取和融合复用三项基本原则，并在金融法治的理念革新方面调适金融法与数据法之间的外部关系，深化持续监管的理念内涵并平衡原则与规则监管。在制度创新方面构建金融稳定数据协同流通的双层体系，以数据集中供给模式保障数据公平获取，完善金融数据融合复用的制度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设一支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厘清复杂劳动的还原机制及其实现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复杂劳动可还原为多倍的简单劳动，不同的还原机制适用于不同情形：部门间基于技能形成的还原适用于长期均衡状态，部门内基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还原则适用于技术变革的过渡状态。还原的实现还依赖于教育—技能—技术的协同耦合，即教育培训有效形成技能，技能分布与技术体制相匹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剧了教育、技能与技术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对培养劳动者通用技能、适应技术快速迭代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应主动调整和超前布局，强化教育的支撑作用，加快复杂劳动还原条件的重建。

专精特新企业为打破“专业化悖论”带来的成长锁定，需通过“T型”成长模式协同推进技术专一化和应用场景多元化，由此面临由单产品开发向多产品并行开发的挑战。本文基于激智科技的案例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可通过定调、节奏结构化与时间对位三种学习协奏机制，有效应对多产品开发中的学习复杂性与资源冲突。具体而言，定调通过学习方向定位和主辅结构确立，明确贯穿产品开发全过程的学习主线；节奏结构化通过对多种学习方式的排序与强度调控，形成单一产品开发内部的学习顺序与节拍；时间对位则通过学习活动的错时安排与协同，缓解跨产品并行开发中的资源冲突。

推动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是我国当前阶段的重要目标，学术创业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却时常面临“死亡之谷”的生存挑战。本文对清能互联开展纵向单案例研究，探究学术创业企业战略主导逻辑与商业模式动态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1）学术创业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历经三个阶段的演进，战略主导逻辑相应呈现从适应性到过渡性、最后到塑造性的跃迁，商业模式与之同步适配演化；（2）战略主导逻辑作为认知框架引导商业模式的结构设计与资源配置，商业模式则通过实践反馈修正认知逻辑，这种“认知—架构”双向协同系统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效实现跃迁；（3）协同的深层机理在于动态调和“科学家”与“企业家”身份合法性张力，从而实现价值创造逻辑从技术向商业生态的根本转变。

成果转化机构经常面临政治、市场与科学三重制度逻辑体系性冲突，导致成果转化陷入“死亡之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难以深度融合。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弥合该断层的制度性组织，通过制度创新融合三重逻辑，并驱动人才链、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构建“制度逻辑融合—四链协同”分析框架，并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案例，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问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该机构通过“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双轨治理、拨投结合、项目经理制与联合创新中心等制度设计，形成“结构性分离—过程性耦合”复合治理体系，有效实现一个机构内三重逻辑动态平衡，进而驱动区域创新系统中四链协同，即柔性引才强化人才链、创新财政工具激活资金链、技术溢出与企业孵化提升产业链、需求导向研发衔接创新链。

本文从“国民经济”这一标识性概念出发，在思想史和经济史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国民经济学从标识性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新时代的国民经济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构筑“国”与“民”辩证统一的价值导向。国民经济学在强调政府与个体“双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分析框架。国民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一套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体系，包括以宏观经济治理为内核的政策工具，三次分配理念下的分配政策，以及全面实施SNA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加快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既可明确老年学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传承养老文化及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独特价值，也对推动理论创新、服务科学决策、提升国际影响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西方主流老年学知识体系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老年学研究，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植根老龄社会阶段、强调本土问题意识、立足全域议题视野、实现学科深度融合、秉持积极价值取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体系建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面临政策积极推动等机遇，也需应对理论创新瓶颈等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两个前提、建设三大体系、关切三类问题、遵循四项原则，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老年学自主道路。

《大同书》对人类文明形态作了精细勾画，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确定《大同书》如何形成、又是何时形成今本样貌是厘清康有为大同思想演变的关键。《大同书》经历了“未有一书有所组织”到“印度始写定之”的成书过程，新见《大同书》草稿本是目前所见《大同书》最早底稿，修订本则是1912—1913年康有为本人校订之稿，确定了《大同书》结构和规模，形成今本的基本面貌。从编次看，修订本首次划分章节和段落，大幅调整全书结构，由八卷拆解为十部；从内容看，大量充实康有为游历世界30余国的实地见闻及具体事例。康有为修订《大同书》的契机恰值中国由君主制走向共和政体的历史性剧变之时，反映了康有为面对时局的思考和因应。从草稿本到修订本，《大同书》的修订调整可窥见康有为“制作”的大同方案在不断嬗变之中，最终将大同思想发展为具有现实关照的大同世界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