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宋代《诗经》学存在一些程式化的学术史叙事，如宋初经学“固守汉唐”、北宋庆历间“疑经变古”、南宋“义理解《诗》”等。这些叙事塑造了宋代《诗经》学史的观照角度和书写范式，却也影响了人们对宋代《诗经》学完整面貌与演进脉络的体认。自中唐而起的疑经之风、宋初由政府主导的经学复兴活动提示了“疑经思潮”并非庆历时才产生，也不能特别地作为“变古”的指征。《诗经》宋学派的著作中大量存在重视训诂考据的内容，甚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阐释中透露出实证思维。“废《序》疑经”的标签时刻要面对“尊经守正”的反例。而跳出一定的叙事程式，从最一般、最本质的性质出发，则将揭示出宋代《诗经》学是一种回向学术与本义的新变，是不计较古今新旧的自由与辨证。王官之学、经师家法让位于个人的学术品格，脱去美刺讽谏的政治功用，义理阐发也不排斥训诂考据，《诗经》学既可以是知识性的古典之学，也可以是成圣成贤的义理之学。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庙宇书写，以具象化的方式讲述着当代中国农村变革史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政治。通过乡村庙宇中的仪式展演，生成具有反衬作用的农民生存镜像，论证国家现代性进入乡村的必然性。乡村庙宇空间的改造及功能的扩散与变轨，表征不同类型的新乡村共同体的演变，暗示国家在场的治理逻辑。乡村庙宇或隐喻为传统文化需批判的负面元素、或指称为文化的“民族性”标识、或为开发的文化遗产，文化内涵隐喻的动态变化显示“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国家化特征，也表明国家对乡村地方文化认知、对传统资源的借用等方面有曲折与回旋。关注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庙宇书写，一方面能具象化地感知农村变革历史进程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也能理解作家在实施叙事策略、营造叙事空间、选择叙事意象时，如何妥帖、深度地联结书写对象。

中国古代逻辑以正名为起点。正名初为复礼的理政实践，最终发展出名辩学。名辩学通过以类喻理而明理，包含丰富的论辩技巧，其核心概念是类，它是普遍概念的一种推广；其推理模式有两种，它们都包含归类、类化、类比与类推等环节且遵守类同原则。名辩学未明确区分这两种模式，没有区别演绎与非演绎，这使得它的求真功能有限而较适用于寓理于事的劝说教育。这源于其正名的初衷，它没有恰当的概念框架系统作为基础，所处理的类复杂多样。这些使得“三物”说难以展开为推理规则，并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高度。这与以探求本原为起点、有完备的概念体系作基础的西方逻辑理论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依托谓述结构探求谓述关系的一般规律，适合求真的科学领域。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所谓“庸俗”并非反科学的诋毁之词，而是马克思批判特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时运用的分析性概念。然而，以现象主义为核心的解读和主流的“双重含义”说均无法完整呈现“庸俗”概念的批判性内涵。实际上，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涵盖三项递进式的理论规定：在理论内容上，指流于现象描述并反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本质分析；在理论实质上，指基于资产阶级日常观念而建构的学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辩护论与调和论两种类型；在理论旨归上，指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的内在倾向。其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在于，后项规定以前项规定为基础，并构成对前项规定的深层剖析和阐释。在庸俗经济学依然大行其道的当代世界，重解马克思的“庸俗”概念，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研究、抵御庸俗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的侵蚀与渗透、展现马克思指向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信息是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关键，信息与国家、社会以及技术的有效互动，演化出特定时期的信息能动性。在传统国家治理中，统治者通过对约定、手实、记世系以及纲纪文章等内容的规定，实现了国家信约体系的建设，维持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现代国家将权力纳入理性构建的领域，专业职能分工体系配合着工业化大生产，国家自主性能力得到提高，理性化的信息特征维持着国家和社会两个系统的绩效水平。科层体系偏好使用集体决策、正式化运行以及程序明确的方式开展治理活动。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各类社会风险的增加，信息呈现方式从单一绩效表达转变为丰富多元的可视化场景，治理信息场景化对视觉综合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信息呈现”成为唯一重要功能时，信息景观将遮蔽社会事实，其意义将由信息场景所赋予。国家治理需要重视技术伦理的建设，规避虚假繁荣的“数字利维坦”。

数字时代的智能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社会形态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权范式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代际人权理论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因其难以有效解释新兴数字人权的跨领域性的演化规律与结构性的整合能力，出现了范式危机，需要发展出新的人权理论来解决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人权问题。领域人权观立足技术应用与人权保护的交叉融合性场域，以人权侵害的领域性风险问题为导向，在内容上侧重增进人与社会的连接关系，在保护方式上发挥领域法的整合性保护作用，能够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对人权的全域性冲击。回应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域性风险和现实数字人权需求，需要在领域人权理论的指引下，明确数字人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的领域人权知识体系的构建。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保护，合理使用说、附权利保留的合理使用说、自愿许可说、法定许可说、宏观调控说等理论方案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相应不足之处。为实现人工智能企业的训练需求与著作权保护的合理平衡，应当对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免费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范效果作出制度安排。向公众免费开放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为海量训练作品的著作权人提供非金钱补偿的功能，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免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构成合理使用。由于公共作品数据库具有公益属性，当人工智能企业以训练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为目的请求使用此等数据库中的作品时，数据库制作者应当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条件与其达成许可使用协议。“免费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当在作品获取阶段履行合法获取作品的义务，在模型训练阶段履行训练作品的合理过滤义务，在模型输出阶段履行接收著作权人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优化模型的义务，以此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公开个人信息；弱保护；限缩解释

粮食安全是国家重大战略，但旨在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引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举措，在执行中却呈现拉抬农地流转价格并诱发“非粮化”倾向的问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激励诱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与农地流转竞争，造成农地流转价格上涨，从而加剧了农地“非粮化”。此外，流转价格与农地闲置存在U型关系，表明流转价格过高可能导致农业再次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进一步证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竞争降低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加剧了“非粮化”趋势；相较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进行“非粮化”生产的概率更大；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有助于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引发的“非粮化”问题，并遏制流转价格上涨。当前亟须从提升农业政策协同性、激发家庭经营型主体的种粮积极性、完善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着手，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本文设定三类与碳排放紧密关联的政策环境，构建包含机器人的扩展的STIRPAT模型，模拟差异化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对地域碳达峰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政策环境下，多数省域难以实现碳达峰；稳健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可推动部分省域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严格政策环境下，大部分省域虽能提前实现碳达峰，但须经历一定经济损失后，才能更快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比之稳健政策环境，机器人的作用相对较小；各地适宜的政策环境和机器人的作用因减排增效能力而异；机器人优势的发挥与其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劳动力结构升级有关。各地应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并充分优化机器人配置，在实现碳达峰的同时保证经济与环境“双赢”。

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基于对低生育率多重解释逻辑的整合，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框架阐释了在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的双重特征下，低生育率成因的一般性与独特性，即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破坏了生育的支撑结构；这两者分别与新的宏观条件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决策联合逻辑的内在冲突；结构的动摇与技术的赋能使个体酝酿出推动生育规范变革的能动性。这也预示着，下一步提振生育意愿的措施需以重新建立人与人口的互嵌结构、协调生育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基础。这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人口的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统一的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中国消除农村贫困的实现途径可归结为包容性增长、益贫性再分配以及开发式扶贫。但这种分析思路将诸多重要因素视为给定外因，解释力不足。将体现中国特色的重大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回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框架，有利于更充分解释中国消除农村贫困何以成功。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基本框架中，中国消除农村贫困的机理可进一步概括为创造型市场和积极政府。市场化改革创造出全国性大市场，农村扶贫开发创造出益贫市场，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积极政府主动承担市场创造以及反贫困责任，加快推进减贫。需要型资源配置机制打破了稀缺性配置资源的西方理论迷思，实现对减贫“最后一公里”的成功跨越。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而且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努力，谱写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延安篇章”。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引领与知识生产双重实践，在承继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基础，也对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随着新历史主义与跨学科叙事的兴起，叙事逐渐成为历史与文学的共有属性。“历史叙事”已经溢出了历史研究范畴，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术语。然而，中西学者往往侧重于从认识论角度论证历史叙事的真实或虚构属性，鲜少探索导致这一叙事“看起来真实”的根本原因。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叙事的表象策略能够产生类似于记忆—图像的“似真性”，从而达到为记忆塑形的目的。其关键机制在于由历史叙事的可读性导致可见性：正是借助叙述融贯性，历史叙事实现了对不在场事物的一种在场表象，从而确证过去的事件“曾经存在过”。当然，历史表象的可见性只能“替代”真实，历史叙事的虚构化策略也有可能反噬其真实性。只有通过表象策略之外的其他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图像的“权威”。

唐宋以来，针对陶渊明《形影神》所体现和表达出来的理解主要属于单向思维方式的阐释。至清代方宗诚，开启了双向思维方式的阐释，即对《形影神》组诗的理解除了以神否定形、影主张的单向递进这个路向之外，还兼顾了对形、影主张所隐含的合理性的阐发。这比单向思维把形、影主张贬抑得一无是处的阐释更为圆融周延，只是过于拘束在儒家思想的范围之内。如果联系王弼以《老子》《周易》为阐发依据的玄学思维的影响来审视，那么《形影神》组诗中“神”主张的委运乘化恰是玄学“举本统末”观的具体表现，神否定形过分纵酒淫乐，但不否定饮酒行乐本身；否定影刻意求名，但不否定行善本身。神的主张只能是与形、影一体的自然状态，而非别有脱离形影具体的神的抽象境界。这是《周易》得意忘象而不否定象的圆融思维的体现，与旧说否定形影、将神抽象化相区别。

“让”是中华文化中渊源甚早的重要德行和观念。从思想学理上进行探究发现，周代礼乐文明有着“圣人贵让”的传统，以让为礼的实质与精神，“让”与礼制政治实践紧密相关。学界以“谦让”而非以《庄子》所言“谦下”概括老子思想的核心精神并不恰当。老子推崇“谦下”“不争”，以此为“道”之运用和体现。孔子主张“礼让”，但更为强调“仁”，以仁统摄礼。二者都深受周代礼让传统的影响。但老子的“道”是基于对天地自然整体的哲学思考，其辩证思维方式突破了依礼而视听言动的礼制思维方式。道的特征是自然无为，而非一循于礼。而孔子提倡仁道仁政，虽然主张“礼让”，但并不将“让”视为最高的善。儒、道两家都在对周文疲敝的反思中超越了周代的“贵让”传统。从孔子以泰伯之“让”为“至德”，以及老子推崇作为“上善”的“不争之德”来看，更为切中中国轴心时期思想突破所呈现的继承与批判并存、连续与突破共在的内在复杂性。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核心命题。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首先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党法关系”命题，分析其与相关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差异关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功能在于维护党的领导权，特别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其次，基于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的历史逻辑与规范意涵，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类型化为管理类与督促类。最后，应重点形成以下完善路径：以党的统一性原则为价值脉络，加快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规范体系；以制度有效性为实践导向，强化思想学习教育制度的落实机制；以规范运行为基本遵循，健全政治监督协同机制建设。

对合宪性审查机关而言，为了从各类系争行为中筛选出合宪性审查对象，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筛选标准。通过考察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可以将筛选合宪性审查对象的标准提炼为规范性标准和事实性标准两大类，其中规范性标准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更适合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建构。我国筛选合宪性审查对象的规范性标准可以具体化为三项内容：首先，审查对象应当是公权力行为，由此可以将私主体行为排除在外；其次，审查对象应当具有可审查性，不属于不受审查的政治问题，由此可以将党章和党中央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外；最后，针对审查对象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应当已经用尽。以司法解释为例可知，运用规范性标准筛选合宪性审查对象，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科学测度全国要素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兼具学术研究价值与政策指导意义。为此，本文学理化阐释要素统一大市场的理论内涵，提出将市场化配置与市场一体化结合的数理模型；构建要素统一大市场的实证测度指数，揭示1990—2022年中国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阶段模式；探索要素统一大市场的驱动因素分解，从市场配置与市场一体、劳动与资本视角分解出我国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驱动因素；模拟要素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收益，发现我国建设要素统一大市场可以提高总产出2429%，并进一步分析得出改革需要遵循协同并进、因地制宜的原则。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技术与资本的扩张要求建立无国界的全球统一流动空间。因社会结构、制度、政策等差异，数字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实际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变体”，从而引发彼此间的冲突与对抗，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则是其中的典型。借用比较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本文考察了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变体的不同特征，以及二者的“冲突—合作”关系与成因，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全球数字经济的未来样态与治理模式的变化，以及其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可能影响。

建设中国特色流通保供体系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对增进民生福祉意义非凡。本文提出中国重要商品保供制度在重视生产保供的同时，要发挥流通保供同等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流通保供体系包括储备调运的物流保供和市场化经营中自发性、常态化的商流保供：以重要民生商品为例，前者是政府主导、多种所有制主体参与储备调运的应急实践；后者是以部分国有企业为典型，将保供内化于市场化商品经营中，体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推进中国特色流通保供体系建设，既需构建储备调控机制和“平急两用”的运输保供系统，更需重视商品经营中的保供机能，以数字化赋能民生需求识别、引导生产保供优化、强化保供企业商品自营能力。

从文明的视域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展开。在本体论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发展的自我意识，也是对中华文明独特存在方式的自我意识，回答了“以何文明”问题。在方法论层面，“第二个结合”融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应有之义和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有效方法，回答了“何以文明”问题。在价值论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丰富民族话语体系中构建包容性文明范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凝聚最广泛民族合力，在超越西方民族理论中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为何文明”问题。

我国各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呈现“共发展、短时间、多模式”特征，突破了西方相关理论解释范围。本研究构建了以县域为空间界限的异地与就地就业的“双路径驱动”分析框架，并利用第四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经验事实的支持。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各民族跨区域就业比例，推动了异地就业结构现代化；民族地区借助东部地区消费升级所释放的第三产业需求外溢效应，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弥补了本地工农业基础薄弱的不足，实现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径。因素分解显示，异地和就地路径对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贡献率分别约为40%和60%。这一“双路径驱动”机制，不仅缩短了各民族产业结构现代化周期，更催生了多元发展模式，有效缩小了民族间经济差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为多民族国家共同富裕提供了中国经验。

受制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要素差异，区域发展非均衡性是疆域广阔、人口大规模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难题。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的典型，党和国家高度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持续给予特别关注与特殊支持。本文基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地理边缘性”与“发展困难性”的特点，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置于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议程中，阐释非均衡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互构逻辑，以“动态增长极—适配性路径—系统协同”为理念，通过“抵边”功能的重构、“触底”内生动能转化，探索边疆从“治理末梢”向“价值前沿”演化的理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需要以非均衡布局带动全域协同、整体推进，以此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并将其明确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该论断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领，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而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巩固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本文总结梳理了这一重大论断的时代背景及重大意义，指出了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和基本要求。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和任务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前提。

科学解释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随着科学解释关注的问题由真假判断转向不相关命题的关系解释，以及ChatGPT在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科学解释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可计算化。本文基于以上发展前景，阐释了语境的内涵、特征及其在科学解释中的规约性作用，并进一步阐明语境基础上的科学解释在思维理念、方法变革、应用模拟上呈现出计算化发展趋势。对不同语境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构成的语境图的说明展现了语境基础上科学解释的模型构建。
该过程以语境为框架，将科学解释的形式化、模型化和可计算化要素整合其中，为科学解释的计算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路径。对科学解释、语境和可计算化之间关系的总结，表明了科学解释正走向可计算化研究路径，而这种发展不仅为科学解释的研究带来了变革，同时也促进了科学哲学的创新和生长。

行为功利主义面临着诸多严厉的批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行为功利主义者试图区分功利主义作为行为对错的标准和作为行为决策程序。这事实上就是区分了行为功利主义的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就理论层面而言，行为功利主义给出了行为对错的标准，设定了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实践层面关注如何实现理论层面确立的对错标准和行为目标，关涉的是方法、策略和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两个层面虽有关联，却有所不同，不能直接从理论层面推出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这是一个对行为功利主义相当重要的澄清。从这一区分出发，行为功利主义者就可以指出，在实践层面，行为功利主义并不要求人们在行动前都要进行功利的计算和比较，反而特别强调道德规则、性情或品格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此一来，针对行为功利主义的那些常见的批评就不再那么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