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对人类文明形态作了精细勾画，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确定《大同书》如何形成、又是何时形成今本样貌是厘清康有为大同思想演变的关键。《大同书》经历了“未有一书有所组织”到“印度始写定之”的成书过程，新见《大同书》草稿本是目前所见《大同书》最早底稿，修订本则是1912—1913年康有为本人校订之稿，确定了《大同书》结构和规模，形成今本的基本面貌。从编次看，修订本首次划分章节和段落，大幅调整全书结构，由八卷拆解为十部；从内容看，大量充实康有为游历世界30余国的实地见闻及具体事例。康有为修订《大同书》的契机恰值中国由君主制走向共和政体的历史性剧变之时，反映了康有为面对时局的思考和因应。从草稿本到修订本，《大同书》的修订调整可窥见康有为“制作”的大同方案在不断嬗变之中，最终将大同思想发展为具有现实关照的大同世界实践方案。

康德的自律肯定了人的意志自由，亦即独立于感性偏好和冲动而自我决定、自我立法的能力。而到了牟宗三那里，由于单纯道德意志并不能产生道德动力，故而引入了“本体论的觉情”（ontological feeling）。此说原本不为无见，不过牟宗三却据此而改造了自律概念，将其从自由意志语境导向了以善恶为标识的人性论语境，从而造成了概念的混乱。进而，牟宗三又依据这一牟化自律概念在孟荀之间判教，而造出了所谓道德心和认知心的对立，直指荀子伦理学为他律。此说影响甚广，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瓶颈。鉴于此，笔者重理康德伦理学的自律概念，与荀子“心”“义”对勘，以证成荀子伦理学的道德自律。为此，本研究深入分析并回应荀子道德自律说可能遭遇到的种种理论质疑，并进而探讨以荀子为进路会通康德而又超越康德，建构健全的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理论可能。

近代以来，人们多批评儒家主张男尊女卑，其实，先秦儒家虽有夫义妇顺之说，却无男尊女卑之论，反而有《礼记·昏义》中夫妇“同尊卑”，以及《易传》中“男下女”等与男尊女卑相反的主张，它们与孔孟仁义观所彰显的普遍性理性法则一起，构成了先秦儒家夫妇伦理的完整内涵，也表明了先秦儒家家庭伦理的现代价值，而与秦汉以后趋于单向化和绝对化的家庭伦理明显不同。近代家庭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却未能合理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门内之治和门外之治，导致了社会公共原则对于伦理亲情的冲击。当代夫妇伦理之重建应当遵循返本开新的原则，兼取传统现代夫妇伦理之长，重构恩义兼备的夫妇之道，为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奠定基础，重建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唯物历史主义”是“历史主义”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主义”下位理论的主观界定。“唯物历史主义”基于“历史主义”理论家反思“历史主义”内在缺陷的思想动因，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特性区别于“历史主义”的主流认识。囿于自身的“历史主义”原则，在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特质的背后，“唯物历史主义”是一系列充满解构意义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狭框定，包括：作为经济决定论变种的“历史经济主义”；“人类自然本性”和“历史主义”结合的二元结构；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消极理解；否定实践属性和革命特质的“历史社会主义”。对“唯物历史主义”的反思有助于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凸显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的历史科学”对“历史主义”的超越意义。其超越主要表现在：以“物质生产”取代“观念化历史”的历史本体论；以“人民创造”的历史主体论取代“想象的主体”的历史目的论；以社会历史结构中的辩证法取代历史无规律论；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取代特殊主义思维方法。

马克思承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传统，从本体、存在、历史、解放四个层次将劳动提升为实践。劳动的主客对象性逻辑，使其难以充分整合实践概念的社会关系面向。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则为理解实践提供了关键补充：交往概念使劳动的对象化与交往的关系性共同构成市民社会的原理，在此框架下劳动构成交往的物质基础，并促成交往的产生；交往则通过社会关系的形塑实现对劳动的补阙，二者在实践中得到统一。转向“劳动—交往”互构的实践逻辑，既超越了人本主义抽象主体性的窠臼，又规避了物质决定论对资本社会的单向度解释，实现了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内在贯通。将实践重构为劳动与交往的过程性统一体，不仅为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也在理论层面回应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断裂与连续”这一经典议题，为深化实践的唯物主义建构开辟了新的解释路径。

当下中国的刑事立法实现了功能主义转向。作为一个表示程度属性的范畴，融贯是刑法体系有效存在的必要条件。历经十余次修订，我国功能主义刑法实现了体系融贯化，但其中仍然存在规范冲突、结构矛盾等问题，表明其体系尚未达到高度融贯的状态。我国功能主义刑法产生体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机关在统一刑法典情结的支配下，以刑法典作为功能主义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造成功能主义刑法的表现形式与其多元价值追求不适配。因此，立法机关应摆脱统一刑法典立法指导思想的不当束缚，正视多元刑法立法模式在保障功能主义刑法的表现形式与其多元价值追求相适配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正确践行以“刑法典为主体，特别刑法为补充”的立法原则与要求，同时严格遵循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各自的立法机理，通过建构既相对独立又彼此支持的高度融贯的刑法“微观子系统”，从而实现功能主义刑法的体系高度融贯。

我国对数据的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保护数据载体及其承载信息内容的相关罪名中。司法实践在适用这些罪名时，存在一体性和区分性两种解释方案。其中，一体性解释方案容易导致对数据的过度保护，而区分性解释方案则容易造成对数据的保护不足。究其原因，在于现有解释方案对数据刑法保护罪名的理解仅局限于规范内部而缺乏规范外部的视角。为了避免数据刑法保护的过度或不足，有必要选择功能主义解释，将保护数据安全流通的功能置入这些罪名的解释之中。具体可根据将数据分为符号层的数据载体、内容层的信息内容而分层选择解释方案。其中，在数据的符号层，保护数据载体的罪名保护的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运行下数据载体的存在状态，当侵犯数据载体的存在状态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时，应适用保护数据载体的罪名；在数据的内容层，保护信息内容的罪名保护的是信息内容安全流通下信息内容本体所反映的利益，侵犯信息内容本体所反映的利益影响信息内容的安全流通的情况，则适用保护信息内容的罪名。

健全国家执行体制是继续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而全面优化刑事执行体制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执行权是执法司法领域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权力，在权力配置方面，应与审判权等权力合理分离，以实现执行权与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刑事执行权应当与治安行政权相分离，并明确其实现司法裁判确定的实体内容的行政权本质。在法律载体方面，鉴于分散式立法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制定编纂式法典的时机尚不成熟，“法律汇编+补足性立法”是当下较为务实的选择，应对现有规范进行体系化梳理并填补立法空白，为法典化创造积极条件。在机构载体方面，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刑事执行工作，协调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等机关的关系。

本文基于2016年、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通过测度劳动者技能水平及其岗位匹配度，构建统一框架分析工作转换对收入影响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工作转换会造成技能水平折损从而降低收入，也会促进技能匹配从而提高收入，总体呈现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作转换的匹配效应和折损效应均会随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增加，但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会导致高人力资本难以实现技能匹配，低技能外来劳动者则面临更多的技能折损。完善教育顶层设计以匹配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需求，并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降低外来人口无序流动的技能折损，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作用的关键路径。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对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要素特征—微观机制—宏观增长—核算框架”为主线，在界定数据要素与数字经济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从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出发，分析数据要素影响企业生产活动的微观机制，探讨数据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新古典增长、内生增长和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等路径，构建统一的数字经济增长模型。本文进一步提出刻画数字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循环的数字经济体系，构建 “数字生产可能性边界”（DPPF）和“拓展的数字生产可能性边界”（EDPPF），形成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增长贡献及福利效应的多层次增长核算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证成需突破“事实—价值”的二元评判框架，在文明根脉与实践推进的统一中确立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作为超越资本宰制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中建构了三重互构的价值范式：第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本价值范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复归与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第二，以“实质正义”为追求的正义价值范式，实现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历史性跨越；第三，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旨归的共同价值范式，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切与自觉担当。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这不仅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又通过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探索人类现代化新道路而贡献了中国方案，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期世界变局与周边格局的深度联动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矛盾、所依托力量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必然会推动周边外交进行思路创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创新体现在：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任务，以巩固战略互信为主要路径，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中国周边外交新思路也是对传统大国处理周边外交思路的创新与超越。传统大国认为国家间关系是基于私利的零和博弈，并通过实力优势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对周边国家进行影响、渗透乃至控制，尚未看到彼此关系发展的积极前途。要将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思路创新落到实处，需继续与周边国家开展有效的增信释疑活动、推动与周边国家区域一体化、加大对周边地区的安全资源投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交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随着我国城乡关系步入融合发展阶段，农地制度的功能边界持续扩展，农地制度改革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农地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农地产权权能持续完善，农地配置效率日益提高，农地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现行制度也面临新的挑战：承包经营权的产权边界与成员资格认定之间存在制度冲突，农地效率提升受制于投资激励不足，集体产权权能弱化和分配机制形式化。针对上述挑战，“十五五”时期农地制度改革应从稳定承包关系、提升配置效率和优化治理体系三个方面切入，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以往关于宋代《诗经》学存在一些程式化的学术史叙事，如宋初经学“固守汉唐”、北宋庆历间“疑经变古”、南宋“义理解《诗》”等。这些叙事塑造了宋代《诗经》学史的观照角度和书写范式，却也影响了人们对宋代《诗经》学完整面貌与演进脉络的体认。自中唐而起的疑经之风、宋初由政府主导的经学复兴活动提示了“疑经思潮”并非庆历时才产生，也不能特别地作为“变古”的指征。《诗经》宋学派的著作中大量存在重视训诂考据的内容，甚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阐释中透露出实证思维。“废《序》疑经”的标签时刻要面对“尊经守正”的反例。而跳出一定的叙事程式，从最一般、最本质的性质出发，则将揭示出宋代《诗经》学是一种回向学术与本义的新变，是不计较古今新旧的自由与辨证。王官之学、经师家法让位于个人的学术品格，脱去美刺讽谏的政治功用，义理阐发也不排斥训诂考据，《诗经》学既可以是知识性的古典之学，也可以是成圣成贤的义理之学。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庙宇书写，以具象化的方式讲述着当代中国农村变革史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政治。通过乡村庙宇中的仪式展演，生成具有反衬作用的农民生存镜像，论证国家现代性进入乡村的必然性。乡村庙宇空间的改造及功能的扩散与变轨，表征不同类型的新乡村共同体的演变，暗示国家在场的治理逻辑。乡村庙宇或隐喻为传统文化需批判的负面元素、或指称为文化的“民族性”标识、或为开发的文化遗产，文化内涵隐喻的动态变化显示“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国家化特征，也表明国家对乡村地方文化认知、对传统资源的借用等方面有曲折与回旋。关注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庙宇书写，一方面能具象化地感知农村变革历史进程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也能理解作家在实施叙事策略、营造叙事空间、选择叙事意象时，如何妥帖、深度地联结书写对象。

中国古代逻辑以正名为起点。正名初为复礼的理政实践，最终发展出名辩学。名辩学通过以类喻理而明理，包含丰富的论辩技巧，其核心概念是类，它是普遍概念的一种推广；其推理模式有两种，它们都包含归类、类化、类比与类推等环节且遵守类同原则。名辩学未明确区分这两种模式，没有区别演绎与非演绎，这使得它的求真功能有限而较适用于寓理于事的劝说教育。这源于其正名的初衷，它没有恰当的概念框架系统作为基础，所处理的类复杂多样。这些使得“三物”说难以展开为推理规则，并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高度。这与以探求本原为起点、有完备的概念体系作基础的西方逻辑理论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依托谓述结构探求谓述关系的一般规律，适合求真的科学领域。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所谓“庸俗”并非反科学的诋毁之词，而是马克思批判特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时运用的分析性概念。然而，以现象主义为核心的解读和主流的“双重含义”说均无法完整呈现“庸俗”概念的批判性内涵。实际上，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涵盖三项递进式的理论规定：在理论内容上，指流于现象描述并反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本质分析；在理论实质上，指基于资产阶级日常观念而建构的学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辩护论与调和论两种类型；在理论旨归上，指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的内在倾向。其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在于，后项规定以前项规定为基础，并构成对前项规定的深层剖析和阐释。在庸俗经济学依然大行其道的当代世界，重解马克思的“庸俗”概念，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研究、抵御庸俗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的侵蚀与渗透、展现马克思指向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信息是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关键，信息与国家、社会以及技术的有效互动，演化出特定时期的信息能动性。在传统国家治理中，统治者通过对约定、手实、记世系以及纲纪文章等内容的规定，实现了国家信约体系的建设，维持了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现代国家将权力纳入理性构建的领域，专业职能分工体系配合着工业化大生产，国家自主性能力得到提高，理性化的信息特征维持着国家和社会两个系统的绩效水平。科层体系偏好使用集体决策、正式化运行以及程序明确的方式开展治理活动。随着数字化转型和各类社会风险的增加，信息呈现方式从单一绩效表达转变为丰富多元的可视化场景，治理信息场景化对视觉综合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信息呈现”成为唯一重要功能时，信息景观将遮蔽社会事实，其意义将由信息场景所赋予。国家治理需要重视技术伦理的建设，规避虚假繁荣的“数字利维坦”。

数字时代的智能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社会形态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权范式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代际人权理论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因其难以有效解释新兴数字人权的跨领域性的演化规律与结构性的整合能力，出现了范式危机，需要发展出新的人权理论来解决数字技术应用领域的人权问题。领域人权观立足技术应用与人权保护的交叉融合性场域，以人权侵害的领域性风险问题为导向，在内容上侧重增进人与社会的连接关系，在保护方式上发挥领域法的整合性保护作用，能够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对人权的全域性冲击。回应数字技术应用的领域性风险和现实数字人权需求，需要在领域人权理论的指引下，明确数字人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的领域人权知识体系的构建。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保护，合理使用说、附权利保留的合理使用说、自愿许可说、法定许可说、宏观调控说等理论方案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相应不足之处。为实现人工智能企业的训练需求与著作权保护的合理平衡，应当对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免费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范效果作出制度安排。向公众免费开放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为海量训练作品的著作权人提供非金钱补偿的功能，使用他人作品训练免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构成合理使用。由于公共作品数据库具有公益属性，当人工智能企业以训练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为目的请求使用此等数据库中的作品时，数据库制作者应当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条件与其达成许可使用协议。“免费开源”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当在作品获取阶段履行合法获取作品的义务，在模型训练阶段履行训练作品的合理过滤义务，在模型输出阶段履行接收著作权人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优化模型的义务，以此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公开个人信息；弱保护；限缩解释

粮食安全是国家重大战略，但旨在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引导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举措，在执行中却呈现拉抬农地流转价格并诱发“非粮化”倾向的问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激励诱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与农地流转竞争，造成农地流转价格上涨，从而加剧了农地“非粮化”。此外，流转价格与农地闲置存在U型关系，表明流转价格过高可能导致农业再次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进一步证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竞争降低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加剧了“非粮化”趋势；相较于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进行“非粮化”生产的概率更大；粮食生产功能区政策有助于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引发的“非粮化”问题，并遏制流转价格上涨。当前亟须从提升农业政策协同性、激发家庭经营型主体的种粮积极性、完善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着手，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本文设定三类与碳排放紧密关联的政策环境，构建包含机器人的扩展的STIRPAT模型，模拟差异化政策环境和机器人应用对地域碳达峰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政策环境下，多数省域难以实现碳达峰；稳健政策环境下，机器人应用可推动部分省域达到良好的碳达峰状态；严格政策环境下，大部分省域虽能提前实现碳达峰，但须经历一定经济损失后，才能更快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比之稳健政策环境，机器人的作用相对较小；各地适宜的政策环境和机器人的作用因减排增效能力而异；机器人优势的发挥与其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劳动力结构升级有关。各地应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并充分优化机器人配置，在实现碳达峰的同时保证经济与环境“双赢”。

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基于对低生育率多重解释逻辑的整合，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框架阐释了在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的双重特征下，低生育率成因的一般性与独特性，即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破坏了生育的支撑结构；这两者分别与新的宏观条件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决策联合逻辑的内在冲突；结构的动摇与技术的赋能使个体酝酿出推动生育规范变革的能动性。这也预示着，下一步提振生育意愿的措施需以重新建立人与人口的互嵌结构、协调生育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基础。这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人口的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统一的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中国消除农村贫困的实现途径可归结为包容性增长、益贫性再分配以及开发式扶贫。但这种分析思路将诸多重要因素视为给定外因，解释力不足。将体现中国特色的重大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回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框架，有利于更充分解释中国消除农村贫困何以成功。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基本框架中，中国消除农村贫困的机理可进一步概括为创造型市场和积极政府。市场化改革创造出全国性大市场，农村扶贫开发创造出益贫市场，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积极政府主动承担市场创造以及反贫困责任，加快推进减贫。需要型资源配置机制打破了稀缺性配置资源的西方理论迷思，实现对减贫“最后一公里”的成功跨越。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而且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努力，谱写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延安篇章”。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引领与知识生产双重实践，在承继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奠定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基础，也对当下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随着新历史主义与跨学科叙事的兴起，叙事逐渐成为历史与文学的共有属性。“历史叙事”已经溢出了历史研究范畴，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术语。然而，中西学者往往侧重于从认识论角度论证历史叙事的真实或虚构属性，鲜少探索导致这一叙事“看起来真实”的根本原因。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叙事的表象策略能够产生类似于记忆—图像的“似真性”，从而达到为记忆塑形的目的。其关键机制在于由历史叙事的可读性导致可见性：正是借助叙述融贯性，历史叙事实现了对不在场事物的一种在场表象，从而确证过去的事件“曾经存在过”。当然，历史表象的可见性只能“替代”真实，历史叙事的虚构化策略也有可能反噬其真实性。只有通过表象策略之外的其他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图像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