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赵祺 通讯员 洪功翔 董梅生）9月15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和安徽工业大学主办的，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国资委新闻中心、中国经济出版社《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的，由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成功召开。安徽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新跃致欢迎词，副校长林钟高主持大会论坛。
论坛会场 王旭东/摄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首先向大会报告了截至8月份安徽省属国有企业已实现利润450亿元的好消息。介绍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就2018年我们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重点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六项工作进行了展望。
叶传柏发言 王旭东/摄
江汽控股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革案例、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改革案例、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就安徽国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改革案例，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经理彭金柱就股权投资基金与国企改革发展在论坛上作报告。通过国企高管现身说法，以鲜活的案例权威解读国企改革模式、实施路径、实战操作和方案设计。
王东生发言 王旭东/摄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提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将国有企业不同类别划分为四个象限，对于不同象限应实行不同的改革模式。他特别强调了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的重要性，并就微观分类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杨瑞龙发言 摄影王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
高明华发言 王旭东/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研究员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合符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等，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新就是求新创新，是做好其他一切的基础和动力，好就是不仅要优、要强、要大，还要有温度，还要以人为本，让国企为人所好、所爱。
林跃勤发言 王旭东/摄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
李政发言 王旭东/摄
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主任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坏。
梁军发言 王旭东/摄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论证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为相互依存、相互竞争、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因为“两条腿”走路，“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
洪功翔发言 王旭东/摄
与会者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致力于推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紧密合作，实现实践、理论与政策的联动与衔接，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