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2] 白鲁恂:《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危机》, 载金耀基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
[3] 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 载《东方杂志》, 1916(2)。
[4] 丁伟志:《重评“文化调和论”》, 载《历史研究》, 1989(4)。
[5] 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 载《中华读书报》, 2000- 01- 05。
[6][7][8][9] 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0][11]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 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1919- 12- 01。
[12] 高力克:《调适的启蒙传统》, 载《二十一世纪》, 2000(6)。
[13][16][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4][15]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 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18][19]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载《申报》, 1920- 03- 14。
[20] 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0), 1994。
[21] 钱穆:《国学概论》,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97。
[22][38]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3][24][25][29][30][31][32] 孙尚扬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26] 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载《学衡》第8 期。
[27][39]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 载李继凯编:《解析吴宓》,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8] 汪叔潜:《新旧问题》, 载《青年杂志》, 第一卷第一号。
[33] 吴宓:《中国之旧与新》, 载《中国留学生月报》, 第16 卷第3 期。
[34] 《吴宓日记》,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5] 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 载《往日杂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6] 柳诒徵:《孔学管见》, 载《国风》半月刊, 第1 卷第3 期, 1932。
[37] 参见吴宓:《悼柯凤孙先生》, 载《大公报文学副刊》, 1933- 09-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