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卡脖子”产品。在面临外部遏制的背景下，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面临先行者底层技术生态壁垒和供应链脱钩威胁，当前自主产业生态系统中存在诸多断点卡点，国产替代缺乏有效统筹。因此，需立足于完善的产业体系、海量的应用场景、坚实的人才基础以及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通过非对称竞争这一底层思维逻辑实现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突围和国产替代。为此，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强化“卡脖子”产品国产替代的制度保障，加强基础研究以夯实国产替代的技术根基，落实人才战略以增强国产替代发展源动力，深化开放合作以打造开放型国产替代生态，加大逆周期投资以培育非对称竞争领导者，紧抓需求窗口以“划时代产品”牵引国产替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它直面“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准确把握时代大势，为人类未来指明方向；直面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续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直面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现代化新难题，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直面世界政党发展新态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新情况，提出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方案；直面“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重新认识美国，首先是重新理解当代美国国家体制。20世纪以来，围绕国家体制，美国发生了双重嬗变：一方面，分权结构向行政集中，整个行政系统自我强化，党派政治也在客观上托举起超级行政权，最终促使一种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与18、19世纪的美国政治传统背道而驰，为了证成新体制的合法性，美国知识界在批判和辩护的相反相成之中，共同推动话语变革，呈现出一套整体连贯又充满张力的合法化叙事。这一体制与话语的双重变迁耐人寻味，对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把握当代美国的政治机理，至关重要。

究竟怎样看待科技，历史上有两种基本取向：第一种是科学主义，试图说明科学为什么是合理的，以对科学进行辩护为标志；第二种是反科学主义，即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指斥科技给当下世界带来巨大风险。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马克思对科技的分析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采用了独特的历史实践视角，为科技审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杆。科技审度论倡导一种多元互补的价值选择，在客观性与独特性、普遍性与地方性、理性与非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多元开放的科技哲学，通过科学与伦理、宗教、艺术、信仰也即科学与人文之间所展现出来的互动与融合，致力于实现求真、向善、臻美、达圣之圆融。

“塔克—伍德命题”是近十几年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塔克—伍德命题”的提出和含义、发源和形成、作用和影响三个方面，揭示了我国一些学者在对这一命题理解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尤其是认为它引发了英美学者20世纪70—90年代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并且是争论的核心问题，指出不应以对“塔克—伍德命题”的关注取代对“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关注。

“人的依赖关系”具体指的是人对人的统治与从属关系，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从属。于第一大社会形态而言，它是在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解体后出现的新型政治性关系。原始社会不存在这种统治从属关系，从而不属于第一大社会形态。第二大社会形态同样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赖性，展现为经济依赖关系和间接的强制劳动。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相互表现和转化。人对物的依赖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人的依赖则直接地映现物的性质。物的依赖性是更为本质的规定性，构成人的依赖性之基础。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政治的、固定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经济的、不固定的。它虽同样存在根本的历史局限性，但呈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更有益于人的发展。

重大工程作为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的重要平台，是大中小企业实现融通创新的有效载体。本文聚焦世界级难度的螺山长江大跨越特高压工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依托重大工程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路径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依托重大工程实现融通创新的过程分为学习、应用、扩散三个阶段，并分别达成“合作结构建立—协同创新突破—价值溢出实现”三个目标；（2）在学习阶段，业主主导、中小企业被动跟随，通过技术要素集成、管理经验共享、建设运营共同体凝聚等方式建立合作结构；（3）在应用阶段，业主带领、中小企业主动创新，通过科研工程闭环、有组织技术创新以及“问题—检验—完善”等方式协同取得技术突破；（4）在扩散阶段，大中小企业共同配合，通过隐性管理知识外显传承、技术人才梯队协同培育以及前瞻产业技术布局等方式实现价值溢出。

［关键词］重大工程；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价值溢出

法治社会是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法治范畴。既有研究往往在将法治扩展至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该范畴，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却容易导致法治社会的虚化、泛化和空心化。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社会不仅在事实上参与法治诸要素的构造，而且是决定法治理想及其实现的内在变量，法治社会因而是一个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构成法治的规范性范畴，由此可以说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何必须“一体建设”，以及该范畴的独特内涵、构造及其基础地位。法治社会将以往法治理论缺失的社会拉回法治框架，对于回应社会变革及其挑战、创新法治一般理论、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铜镜是汉代一种新型文本载体，多被学界视为应用文而未将其纳入文学研究视野，其实汉镜铭文中的“骚体文”是汉代文学文本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对产生流布于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昭明”“精白”“姚皎光”“君忘忘”等类铭文的重新释读，认为其主题并非寓指贤士不遇或男女爱情，而是在继承楚骚“忠贞”精神基础上，发展为对“忠信思想”和“高洁品格”的称扬,开辟了西汉文人骚体辞赋内容之外的新领域。骚体镜铭在抒情方式和修辞手法上也承袭并适当拓展了楚骚传统，表现出器物铭文的独特风貌。统治者对楚文化的偏好及国人对其正统性的高度认同、藩国开放的文化环境、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制镜审美风向的转变等因素共同催生了骚体镜铭的出现及广泛传播。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同零售企业因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存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策略选择。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深度和数字化转型广度的不同选择，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分为三种类型，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零售企业的数据，检验了不同策略类型下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零售企业应选择兼顾数字化转型深度和广度；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零售企业更应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优先选择在不同部门和领域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布局，非国有零售企业则更应优先选择在某一领域进行深度的数字化转型布局，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本文结合社会学经典与前沿文献，采取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将分类作为综合性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把赋值、量化、通约、评估和排名等过程纳入分类这一总体框架中，试图建立综合性的分类理论。本文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现实进行讨论，分别阐述了上述过程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力图为文化社会学这一重要领域的本土化发展创造条件。

杜诗与文章学有着盘根错节的密切关联。杜诗具有很强的日常应用性，很多时候可以诗代文，实现文章之用，故能兼备文章众体，极大地拓展了诗国疆域。后世以文章学之法注杜、评杜，开创了杜诗学研讨的新视角、新局面。在研讨文法论杜的同时，聚焦其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太史公笔法”与“最擅叙事”，可知杜甫及其诗乃是践行体现诗文一理、聚观通证的典型代表。杜甫对诗法、文法的兼收并蓄、调和运用，令杜诗大放异彩；而后代学人以文法注杜、论杜，又更充分地发明了杜诗之妙；即便是文章学的研讨，亦不能忽视杜诗的存在。诗与文章，在杜诗上既有横向共时的交融，又有纵向历时的贯穿，实现了道理相通、错综成就、合而见义。一言以蔽之，杜甫既是诗学之典范，亦成为文章学榜样。

在战国兼并战争中，秦执政者在并天下的整体战略下，根据对新占领地不同战略定位，制定了移秦民实新地、出其人和免臣迁居等与之相适应的移民政策，并辅以“赦罪”“赐爵”等支持措施。这一高效的政策设计，确保了新领地的充实与巩固，成功解决了部分诸侯国并不能凝、新领地得而复失的难题。军事征服、移民占领、有效治理的循环扩张战略，使秦国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灵活、务实的移民治国政策是秦国面对新形势所进行的国家治理制度创新，为取得统一战争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政策不仅延续至秦中央帝国的统治时期，还为后来不同朝代的统治者所继承，对于丰富国家治理手段具有积极意义。

在全球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的新形势下，高端科研仪器国产替代日益迫切，然而现有文献忽视了科研仪器这类专业供应商部门的国产替代机制及其动态性。本研究按照“机会窗口—关系能力—学习顺序”的思路，通过永新光学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在设计技术阶段，后发企业借助需求机会窗口，以外部战略伙伴能力为先导，接续内部咨询学习为支撑，实现了科研入门级光学显微仪器国产替代；在新产品开发阶段，后发企业借助制度机会窗口，以外部战略伙伴能力为先导，接续内部增强学习顺序为支撑，实现了科研专业级光学显微仪器国产替代。本研究提出了后发企业“借助机会窗口以关系能力为先导并以学习顺序为支撑”实现科研仪器国产替代的理论模型，为中国企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管理启示。

民族主义具有多重功能，这使其自诞生之日就出现被“武器化”趋势。民族主义原本是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的产物，其对欧洲国家的形成具有正向的国家建构功能，但欧洲列强出于霸权统治的需要，拒绝在亚非拉地区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由此形成“在欧洲是民族平等，在亚非拉是民族压迫”的双重行为准则及与之相应的双重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不合理世界秩序，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又反过来借“民族自决”之名肢解非西方国家，由此造成世界地缘版图持续碎片化。

有关国际地位认可的既有研究解释力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对他者认可的重视不够以及有关分析理论框架缺失。从对一国地位获得的路径分析可见，他者认可是必经阶段。从中美关系的争论焦点与中华民族复兴面对的紧要课题来看，国际社会认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借鉴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承认理论与社会认可理论分析表明，国际社会认可对一国地位实现具有巨大规范意义。中华民族复兴要获得国际社会认可，重点要塑造确定性，为此既要强调与其他大国的同质性，也要强调其异质性；既要回应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诉求，又要回应某些国家小众诉求；同时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提供更多安全产品，分领域分地域逐步推进。

近现代以来，西方式现代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成了当今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现代文明知识体系。在批判借鉴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初步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渊源关系和内在关系，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的基本问题、理论谱系和路径谱系的重大创新、具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共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和原创性贡献，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成因及影响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议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A股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本文发现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背后的作用机理源于数字化转型造成市场环境改变，由此带来企业经济租金提高和市场风险加剧。此外，这种效应在所有制性质、员工议价能力、外部监督程度、行业特征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区分数字化投入类别后的结果显示，数字化基础设施发挥主导作用。从管理层薪酬结构的变动看，股权薪酬所占比例有所上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成因、丰富数字化转型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下如何完善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信息传递理论构建了“情绪显示—动机识别—策略反应—抑制成效”分析框架，提出管理层战略情绪与企业金融化水平间关系的研究假设，并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管理层战略情绪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能够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具有“蓄水池”动机。这种影响在未来业绩虚假、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相较于管理层战略中立和战略悲观，战略乐观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识别和抑制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思路，对于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